范仲淹为官几十年，提了降，降了提，进了京出京，出了京进京，不知道反复无常的有过多少次，但他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都保持这样的信念，就是为国分忧为民解难。
　　 岳阳的腾子京是范仲淹的好朋友，在岳阳做官的时候修建了岳阳楼，请他写一篇文章，作为纪念，于是有了《岳阳楼记》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流传至今。
　　 （二）包拯
　　 范仲淹离开开封之后又来了一个好官，他就是包拯，老百姓都叫他包青天。由于两个人都是大学士，好多人经常把两个人的事迹闹混了，其实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不多，范仲淹比包拯大十几岁，范仲淹死后，仁宗封他为“文正”，而民间却叫包拯为包文正，其实也适合包拯，但文正的来历却是范仲淹的封号。当年范仲淹让太后让权，闹得不可开交，民间说是包拯给调和的，其实那时候的包拯还是小孩儿，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而到了范仲淹被重用的时候，包拯才出道做官。
　　 包拯的老家在泸州，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合肥。包拯曾经在端州做知府，那里出产砚台，也就叫端砚，朝廷每年让端州出产一定数量的砚台，而实际上交的砚台比这个数字多出数倍，多出的部分就被历任知府贪污了，因此，他们离任的时候都是大包小包的裹着银子走，而包拯就不这样。包拯离开端州的时候，一方砚台也没带走，好友就说他，你带几方砚台还能算的了什么？包拯却说，这是公是私说的清吗？
　　 离开端州，包拯来到朝廷主管财政，也就是现在的财政部长，西方国家的财政大臣。他知道了朝廷对百姓征收的税务太重，百姓的日子非常不好过，于是他就对大臣们说，民力是税务的来源，是根本，不能逼的太紧啊，官员们就说，你这个想法需要让皇上知道才行啊。于是他就上书皇帝要求减免税负。这话说了不久，郴州就遭了水灾，当地官员不想法救灾，还增加税负，胡乱涨价，比如小麦，原本五十文一斗长到了一百四十文，百姓苦不堪言，包拯了解到了情况以后向皇帝做了报告，包拯被皇帝封为建箴官，他非常佩服唐朝的魏征，于是就把魏征的箴言翻了出来，交给了皇帝。
　　 宋仁宗最喜欢的张贵妃有个伯父叫张饶左，才能平凡，但却总想着当官，张贵妃替他伯父说情，仁宗就说：“这好办，给他个官做不就算了吗？”于是就封了他个三司史，主管财政方面的一些事情，也就是财政部的一个官员。
　　 包拯也在财政部做官，知道这个情况后对仁宗不依不饶，说张饶左不懂财政，只能耽误事情，说皇帝任人唯亲，大家也都和包拯一样，非常不满，可是皇上不但不听，还要给他再加几个官位。
　　 张贵妃送仁宗上朝，摸着皇帝的身体说：“您今儿个可别忘了给我伯父加官的事儿啊！”回答：“忘不了！”
　　 朝中，皇帝任命张饶左的事项宣布后，包拯说：“张饶左没有本领，做官是不适合的，这样会影响你的声誉的！”其他箴官也符合说：“张饶左没有能力，实在不该做官。”
　　 仁宗皇帝说：“怎么也没见其他官员说什么呀？”包拯说：“他们只知道符合你的心思”“皇帝不要听皇后的，这样人们会笑话我大宋无人。”
　　 仁宗很有气度的说：“行了行了，今后做个规定，外戚不得为官就是了，我就不给张饶左加官就是了！”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可是，仁宗回到家里，太后又问起了伯父升官的事情，皇帝无奈的说：“哎，别提了，朝廷官员都非常反对张饶左加官，实在没得办法”
　　 包拯做了两年多的朝廷箴官，提了许多建议，惩办了几个朝廷要员，名声大震，于是，皇帝决定他到地方上去主持一方的全面工作，于是他来到了泸州老家做首长。
　　 到了泸州，亲友们都想着和包拯套近乎，可是包拯一律不接待他们。他认为自己是在给国家办事，不是给包家的事儿，亲友来往多了就会讲情面，这样就会影响国家的事情。
　　 包拯的堂舅危害乡里，作恶多端，被告到了衙门，按照法律，定了罪，打了七十大板，从此亲友们没了为非作歹的情况出现了。
　　 皇帝知道包拯在外地做的不错，就又把他招回了朝廷，担任开封知府，这就是范仲淹做过的那个官，这个官不好当，开封达官显贵多，有钱有势的多，为非作歹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人多，他心里想，要镇住权贵富豪，就得为人民为百姓做主，不怕权贵才行。他为了防止有人压下卷宗不上提，就命令今后审案子由原告直接到堂上来告状，不用再中间上报。这样一来，找包拯告状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有一次，老百姓状告官员，说是开封府内有一条惠民河，河道两岸风景很美，当官的有钱的都在两岸建设楼台亭阁，挤占了河道，河道变窄，一到洪水泛滥的雨季，不少民房被淹没，惠民河变成了害民河。
　　 包拯派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摸清楚情况后发现许多房子是无证违章建筑，其中不乏朝廷大小官员作为，于是包拯请示了仁宗皇帝，皇帝也很重视，下令拆除，但是有些官员依仗权利对抗，成了钉子户，皇帝下令解除这些官员的职务，拆除了所有违法建筑，恢复了正常河道。
　　 包拯在开封知府的任上做了好多年，自己为官清廉，因此那些记恨他的人想办法整他也抓不住把柄，所以也奈何不了他，老百姓欢欣鼓舞。
　　 一天，包拯正在工作，突然觉得不舒服，摔倒在地上，回到家里不久就去世了，老百姓知道后，整个开封城里哭成一片，人们缅怀他的英明。
　　 说书唱戏的人们也编写了不少包拯的故事，什么《秦香莲》《闸美案》《打銮驾》《闸包免》《赤桑陣》《打龙袍》等等，虽都是艺术作品，但反应了老百姓对清正廉明崇尚和对包拯的热爱。
　　 魏征的流芳百世得益于唐太宗，包拯的英明传颂得益于宋仁宗，虽说宋仁宗没有唐太宗的神威，但他对大臣们的宽容与保护，才能有包青天和范仲淹这样的好官留下英名流传于世。
　　 仁宗一生性情温和，待人宽厚，虽没有大的建树，但也不算昏君暴君，百姓还能比较安宁的生活。他在位四十余年和皇后也没有个儿子，立了一个内宫女人的儿子做了太子，仁宗死后宋英宗赵曙接了皇帝。
　　
　　 八、变法失利
　　 司马光是山西闻喜人，比王安石大两岁，都是翰林院大学士，两个人的私交甚好，但治国安邦的思路有差异。司马光说：“如今国家财政紧张，应该省吃俭用，节约理财”，而王安石却说：“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缺少会理财的人！”
　　 两个人说法都没问题，只是两个人对当时国家进行改革的思路不同才产生这不同的观点。司马光认为，为了维持社会安定团结，政权稳定，只能对经济支出做一些调整，梳理，改革不需要大动干戈，动作太大，手笔太大，往往风险也大，这样会引发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导致社会心理的不平衡，引起社会不安定。而王安石则认为，如今，民众的负担过于沉重，官府人员太多太杂，政府用人人浮于事，增加了财政支出和民众负担，税负过重，官员腐败，生活腐化，是导致各地反对朝廷的起义层出不穷，此起彼伏的根本原因，不做大的改革，小打小闹，不动大手术，不彻底割除长在身上的毒瘤，讳疾忌医，稳定就无从谈起。军队方面，由于从宋太祖开始就担心军队强大了出现武力夺权，会出现造反的情况，因此大力消减兵权，人员，减少边防和地方权利，军事防御及人员不足，一切权利归朝廷，不能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重文轻武，部队欠账太多，导致难以抵御外来军事力量入侵。内外形势，军政局面，不做大的改革，很难维护一个稳定的政治局势。
　　 除了司马光等老臣坚持小改小变，大多数人还是支持王安石的认识，认为不做大的动作，已经难以扭转局势，稳定社会了。于是，王安石起草了一个变法的报告送到了赵曙皇帝那里，可是，皇帝没有过多的理会就放置起来了。
　　 赵曙三十岁登基，有好几个儿子，大儿子叫赵煦，已经十五六岁了，立为太子。太子读过不少书，很有头脑，对变法很感兴趣，抄写过韩非有关变法的书籍。有一天他翻看英宗皇帝的卷宗，发现了王安石的这份报告，发现里面有不少新主张，引起的太子的浓厚兴趣，于是他就开始了解王安石。
　　 王安石，江西人，跟随父亲走过不少地方，做过县令，会写文章，诗词也不错，懂得财务经营管理，是一个很有才学的人，后来提拔到朝廷当中负责财务部门的工作，这个变法的报告就是这个时候写的。
　　 赵曙在位四年死亡，赵煦宋神宗继位当了皇帝，他上位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刻提拔了王安石做宰相，主持变法之事儿，古代最大规模的一次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正式拉开序幕。
　　 宋神宗很有兴致，一天到晚想的都是变法的事情，王安石见到皇帝如此给力，也是干劲十足，君臣两个说起变法来总有说不完的话，于是两个人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并陆续出台，予以实施。
　　 改革的内容包罗万象，有军事的，财政的，农业的，行政体制的，税务的，教育的，文化的，尤其是法律法规的，更是突出。
　　 比如：农业贷款法，贷款给农民，促进农业发展和改革，分为半年的，一年的等多个贷款方案，让农民投入资金，加强农业生产。
　　 市场法就是管理物价，促进和加强贸易交易，繁荣市场。
　　 保甲兵役法就是裁减老弱病残的军人，组织民众参军入伍。根据家庭成员多少和男丁多少，确定服役人数，政府给予财政补贴，以此加强国防建设，增加部队人员，抵御外敌侵犯。
　　 均田法，农田水利法是取消限制官员的土地，增加种田人的土地拥有和使用能力，促进农业粮食收入。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保障农业用水。防洪防涝，抵御水灾。
　　 还有军税法，科举改革法，将军法，宝马法，改革学校等等无所不及。
　　 变法过程中因为各地各部门官员能力水平执行力等参差不齐，所以效果也各异，对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处理的方式，态度也存在不少问题，受到了很多阻力，最大的问题是做不到万众一心，原因是朝廷中拉帮结伙，各种政治力量并存，维护既得利益，很难做到改革的彻底，全面，深入。做不到不争论，不折腾，不务实等。对官僚，地主等统治阶层的利益触动后就会极力叫嚣誓死阻挡。
　　 司马光代表反对变法的利益，阻挡变法。那些反对变法的人开始大张旗鼓的在皇帝面前反对王安石，指责王安石天意敢违，祖制不尊，人言不畏等等。此时的神宗还没有顾虑，而两个老女人的阻拦不得不叫神宗分心，一个是皇太后，一个是太皇太后。这两个老女人是亲上加亲的关系，别的事儿一般不管，凡是动了老祖宗的东西，她俩就不干，这下把神宗皇帝搞乱了。起初神宗劲头很大，两个老女人也没能奈何得了，后来随着反对变法的声音越来越大，开始阻挠。
　　 不凑巧的事情就是那些天灾人祸的接连出现，华山山体滑坡，乱石横飞，妖言惑众者抓住时机妖言惑众，说是王安石犯了神仙们的众怒，接着又是旱灾，又是蝗灾，一场连着一场，百姓的生活因为这些灾害更加贫困苦难。反对变法的人变本加厉，说是不赶走王安石，老天不会下雨，两个老女人叫嚣着，快吧王安石免了吧等等，一时间，朝野上下都对王安石变法议论纷纷，皇帝便让王安石离开了京城避避锋芒。一年后又召回王安石担任宰相。不巧天空出了一颗大彗星，两个老女人哭哭啼啼，说是王安石变法惹得祸，皇帝也怕老臣们出现人心不稳，就不在支持王安石变法，王安石自己就慢慢的失去了意志而提出辞职，皇帝挽留也没成功，王安石就辞职到了老家修养，过了不久，皇帝死了，王安石回忆着与皇帝一起变法的日日夜夜大哭一场，担忧着新法未来的命运。
　　 神宗皇帝死后，八岁的六子赵旭接位，两个老女人就剩下高太后，此时就成了太皇太后，大臣们都拥护她垂帘听政。高老太后开始就非常反对变法，于是她启用司马光，还召回了许多老臣，一时间朝廷里都是些白胡子老头。风景很是独特而壮观。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是他幼年时的传说，但从此奠定了他一生不平凡的开始。聪颖过人的司马光作为反对变法的代表人物，为他们出谋划策，多有书信来往。在他空闲的这几年中他写下了《资治通鉴》这部著名的历史史书，是一部可以与司马迁《史记》齐名的巨著。高老太后让司马光担任宰相，由于年事已高的原因，他便急于废除新法，而朝廷里面也有一些拥护新法的大臣明里暗里反对他废除新法，分成了新派旧派两大党派。
　　 新派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就是张敦，他说：“孔子曰，儿子三年不能改父亲的说法，如今先帝刚走，怎么能如此着急改了他制定的法律法规呢？这不合孝道啊！”老臣司马光说”“现在是太皇太后当政，是母亲改儿子的，不是儿子改父亲的”，高老太婆接过来说道：“这不是改掉先皇的东西，而是原来先皇的意思被下面的人给篡改了，如今只是恢复到先皇的本意而已。”这样的说法真是一个非常有水平非常巧妙的说法，难怪后来也有人在改革中效仿高老太后这样的说法呢？原来这个说法的版权是有出处来源的。
　　 于是，许多新法予以废除，拥护新法的一些大臣也革职离京，王安石看到这些凝聚着他与先皇大量心血的新法被废除，痛心疾首，不久就去世了，司马光想起自己与王安石的感情和友谊，便建议皇帝追封他为太傅，可是没有几个月，司马光也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