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广平：我是从你的1988年以后的作品开始读起的。你的很多作品，像《这天这年》《正午的情绪》《纸婚年》《哪里来哪里去》都将主人公安排在一个事物的两极之中，似乎一定要人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你似乎有意将人物安排在两种命运的夹击中。此外，你让细节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你的平反类小说如《幸福的人》和《金中》都写到了细节引人走向了另一种命运。《乌泥湖年谱》中的苏非聪也是一句不经意的话，引发了一个家庭的悲剧命运。这似乎不能说你对细节是忽略的。有一种评论认为你对细节不是太在意，也不善于把握。你觉得你的情形是不是这样的呢？
　　 方方：以前我是很认同他们的说法的，所以我自己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提醒自己写作时把细节系在裤带上。但后来我不这么看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写作方式和风格。有人是以细节精致取胜，有人却不是。所以，我现在按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写作，按我内心的需求去写，这样其实最好。
　　 姜广平：《奔跑的火光》似乎不再讲究小说的技巧与修辞了。但对英芝的价值评判却是非常清晰的。
　　 方方：不是不讲究，是你没看出来。如果写小说的人让人看出他在讲究，那他就还得再磨炼。武功讲究无招胜有招，写作是一样的道理。写到后头，技巧与你自己的感觉融在了一起，你哪里需要去作常人们所认为的讲究？
　　 姜广平：《白梦》中说，家伙原先只相信自己，最后只三分之二相信自己。的确让人喟叹。你写到了一种信任的失落。这篇小说，你说写完后开始尝试一种新的写法，我在想，这是否是你由前期的确实性的肯定转到后来的不确定的描述。让客观与事实发言，而不再将自身的情感判断交付给读者了。
　　 方方：这是一九八六年的作品。这一年的确是我创作中很重要的一年，它改变了我对人生的许多看法。也许以前我亲历的波折太少，这一年算是深刻地领教了。当然，现在看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当时处于无处诉说，无法辩白的境地，于是就有着特别强烈的愤懑。如果换了现在，打一场名誉权的官司就可以了，说不是我还能因了这个官司赚点钱哩。可那时没有。那时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我。也是从那年，我才明白，一个个体的人，它是多么的孱弱多么的渺小多么的无助。
　　 姜广平：这篇小说还是流露了愤激。语言里有痕迹。但控制得还是很好的。事实上，一个作家的情绪是必须控制的。握有话语权势，不意味着握有让激情泛滥的权利。我觉得在这方面你做得相当出色。过去的人与事，随它去吧。更何况，我发现，你所说的那个人，已经无足称道了。至少在小说上，她似乎已经无法为这个时代为文学史再有什么贡献了。当然，这也确实令人喟叹。
　　 方方：虽然这篇小说的写作目的，是要发泄自己的一份愤怒，或者说是要还击对方。但我明白小说就只是小说，不能因为你心里有气，就不拿它当小说写，所以，实际上我还是写的小说，只是过原型有比较具体的人而已。事隔多年，我有时想想我自己当年那样痛苦和难过，也觉得有些好笑，虽然现在如果朋友背叛或出卖或者无端撰文污辱，仍然是我很痛苦和难受的事，但我肯定不会像当年那样关在屋里流眼泪，甚至找不到可化解的理由。现在我很能化解这一切了。现在基本上是“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心境了。
　　 不过，说人家无足称道也不合适，人家只是不再写小说了，但可能在干别的事情。
　　 姜广平：这里有一个作家的良知与品质问题。写作也是一种淘汰，它将不适合它的人淘汰出局，标准可能便是一个艺术家的良知与道德感。虽然从这个角度去评判人有点生硬，但我觉得支撑一个作家走得很远的往往不是才情。
　　 方方：我有个朋友说过这样一番话，他说现在的人接受的教育都差不多，智商也都不低，才华也都横溢，这个时代给了大家纵情发展的空间，拼到最后显然不单是靠智慧了，而靠的是人格。我想他的话有道理。
　　 姜广平：有人说，在读者心中方方至少有三副面孔：冷峻的如《风景》，揭示人生世相；深沉的如《祖父在父亲心中》，展示透露了一个家族的历史；轻松的如《白驹》《埋伏》，玩笑世间物事。你觉得哪一个更接近你？
　　 方方：三副面孔加起来，就比较接近我了。
　　 姜广平：总体上我觉得你的中篇胜过你的长篇。特别是八十年代后的中篇，都非常精致。
　　 方方：我写了许多中篇，只写了一部长篇。其它有几部所谓长篇，其实都是当中篇发的。真正意义上的长篇，我其实只写了一部，就是《乌泥湖年谱》，这是我自己很想写，也很喜欢的一本书。我的中篇因为都比较好读的缘故，所以喜欢的人可能就多一些。
　　 姜广平：最后想问一下的是，我觉得你对古典文学中的苏轼特别钟爱，很多地方都让你笔下的人物吟诵着苏东坡。这是否与你的家学渊源有关，或者是与你所处的湖北地域有关。
　　 方方：没有，这只是个人喜好。喜欢苏东坡式的洒脱和大气。当然还有他漂亮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