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说了一句漂亮的空话，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不仅历来被人常常挂在嘴上，即可以用来要求别人，也可以用来自我安慰，连被批判了十年之久的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对它持肯定的态度。孔夫子说了以后，他的高足子贡附和说了：“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可问题是：你不想要的东西，也许却是很多别人想要的；你以为不好的东西，也许正是对你有益的。所以，这句话操作起来，就会遇到很大的难度。同时不难看出：孔子的爱人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充满了自以为是的成分，因为你的理想不能代替别人的理想，你的处世之道也未必得到别人的认同，总不能什么都以你的标准为标准吧！不用说，如果这样来“立人”、“达人”，就已经构成了对他人的侵犯。
　　 有一段时间常常听到有人一方面说：“要解放思想”，一方面又说：“要统一思想”，于是就有点让人思想混乱起来，这思想是统一得了的吗？正如以前大家相互间都称呼“同志”，而实际上当时很多人的思想、人生追求、志向的高尚与否，也都是大相径庭的，真正同志的人并不多。所以被称作“同志”的时候，大可以责问对方：“谁跟你是同志？”而且那时不相识的路人也都称“同志”，他们脸上是不会写着“阶级敌人”的字样的，怎么知道对方是不是“同志”呢？这和“要统一思想”这句话一样，最起码在逻辑上是不通的。自然界如果真的“寰球同此凉热”了，最起码会消亡难以计数的物种，要让不同高度的思想“寰球同此凉热”更是不可能的。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人类实践活动的丰富多彩，宇宙的磁场里就是因为各种不同物质的不断碰撞、相互影响相辅相成，才维持了宇宙恒久的运动。如此看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和“统一思想”一样，很容易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拿科学的发展观来说，它首先是不太科学的说法。思想和主观意识是一种活动，人们在修养上的差异，所处的环境等等，都可以决定思想活动的范围的宽窄，开拓的力度，所以是无法统一的。我们能做的，只有调和五味，燮理阴阳，调动起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集思广益，相辅相成，广泛地争取、利用各方面的长处，才能把事情办好。不能以为孔夫子或者领导者给了“思想”，我们照办就行了；或者领导者自以为高屋建瓴了，就沾沾自喜地定了一个“寰球同此凉热”的“凉热度”，就不顾别人的实际需要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的另一个方面是：它包含了很强的欺骗性，表面上看来，它是从自我出发，所谓“从我做起”，自己希望别人怎样对待自己，也就应该怎样对待别人。好像彼此是平等的，不承认任何高于我的外来的权威，也不认为自己比别人高，可是这点或许连孔夫子自己也是做不到的。不说大的，就拿指责宰我白天睡觉：“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不可圬也。”这件小事来说，如此被骂，岂是他孔夫子所欲？又岂是宰我所乐意接受的？更麻烦的是，如果你一味的单方面实行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别人却偏要一味的硬给你不欲的东西，又因为拒绝别人是你不欲的，那又怎么办呢？所以，这句话的真正用意，是要人们一味的逆来顺受。于是有些人就会对孔夫子另眼相看，并偷着笑个不停了，强人们自然懂得其中的奥妙。
　　 鲁迅少年时读书的三味书屋有一副对联写着：“儒者属辞既和且平；君子处世有忍乃济。”不过，有的时候，总是让人忍不住要说：儒者的有些漂亮话，其实是不甚地道的。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正名。人的动物性本能，往往使统治者忍不住要为所欲为，同时也使他们越来越变得腐朽无能。而随着周朝中下层贵族主观能动性的不断觉醒，使权力金字塔结构逐渐到了崩塌的边缘。看到这种变化的孔子，却想要用“正名”为没落的统治寻找政权合法性依据，开历史的倒车。
　　 “名可名，非常名。”名与实也不可能都相符，等级制度在实力面前是苍白无力的。子路曾问孔子：如果卫君让你从政，你将从何入手？孔子说：“必也正名乎！”但子路还是不以为然地说：“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诸侯、家臣形成的新兴实力集团，谁还那么在意这个已经虚幻了的等级制度？
　　 卫灵公那位名声不好的美夫人南子，让孔子去见她，无非是想利用这位名人，为自己背书，显示自己的权威。如果不去，就得不到在卫国从政的机会，当然也得不到那份“禄之如鲁”的收入，而这显然不是名正言顺的事。但孔子也说过：“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经过君子的一番权衡，“正名”也就变成了变通。子路当然很不满意，结果弄出了孔子向子路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的滑稽场面。如果说这是小范围的屈辱，那么接下来卫灵公和南子坐一辆车在前面招摇过市，让孔子坐的在后面跟着，就终于让孔子脸上挂不住了，于是只好埋怨卫灵公道：“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悻悻然离开了卫国。
　　 卫灵公的长子蒯聵就更不屑于“正名”了，他也不能忍受南子的专权，就和部下戏阳谋杀南子。这种事无论成功与否，戏阳都不会有好果子吃，所以大概是后悔了的戏阳迟迟不肯动手，南子觉察到了蒯聵对戏阳的一再示意，就大叫“太子欲杀我！”这就触怒了卫灵公，于是蒯聵只好出逃了。接着卫灵公想让小儿子郢继位，但郢不愿意蹚这个浑水，就让蒯聵的儿子輒继了位，称为卫出公。流亡在外的蒯聵却要夺儿子的权，而此时子路正在卫国权臣之一的孔悝家做家宰。按照嫡长子继承的规矩，蒯聵出逃，他儿子是卫灵公的长孙，做卫君也是名正言顺的，但蒯聵又是卫出公的父亲，子路站在哪一边也不能算名正言顺。
　　 晋国的赵简子让孔子的老对头阳虎帮助蒯聵回去夺权，可是“卫人闻之发兵击蒯聵。”既得利益集团不愿他回国。但孔悝的母亲是蒯聵的姐姐，丈夫死后，她喜欢上了英俊的仆人浑良夫，就派浑良夫去见蒯聵，蒯聵答应，如果他们设法让自己回去抢君位成功后，浑良夫可以“乘轩免三死”，并且承认他与孔悝之母的婚姻。于是他们化装成女人来到了孔夫人家里，在孔夫人“杖戈而先”的带领下，他们劫持孔悝到了召见群臣的高台上。子路闻讯赶来，遇到了孔子的另一位弟子子羔。《文选．通幽赋注》说：“卫蒯瞶乱，子羔灭髭，衣妇人衣逃出。曰：‘父子争国，吾何为其间乎？’孔悝求之不得，故免于难。”《论衡》说：“子贡灭须为妇人，人不知其状。”不知道子羔是不是向这位大师兄学了这一招。总之，他溜了。
　　 子路介绍子羔来卫国做另一权臣季氏做费邑宰的时候，曾经与孔子发生过争论，孔子认为子羔虽然本质很好，但骤然让他治民，恐怕会变成“贼夫人之子”做了坏事。子路不以为然，说：“有人民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学问不一定都从书本上来。他没有被过度洗脑，所以“正名”那一套理论，他是不太相信的。
　　 在这次尷尬的相遇中，子羔的态度是：“不及，不践其难。”不肯与子路联手。但子路却是孔悝的家宰，他的态度是：“食焉，不辟其难！”还讥讽脚底抹油所谓公孙敢说：“是公孙也，求利而逃其难。”子路则要“利其禄，必救其患！”上层下层本来就是一种利益的捆绑，反之，徒有其表的上层统治，不为下层带来利益以后，再“正名”也得不到广泛的支持了。
　　 子路乘着有人进出混了进去，对蒯聵说就是杀了孔悝，必定还会有继续反对你的人。抢了一个国君之名，也是徒劳的。孔悝以外不是还有季氏等实权派吗？说了此话，他还以为蒯聵无勇，只要放火烧那个高台，蒯聵就一定会放了孔悝。但慌乱中，蒯聵让石乞、孟黶两个人拿着戈去对付子路，打斗中子路帽缨被割断，于是子路“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了。我猜想：这时六十多岁的子路，一定已经伤得不轻了，他是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才戴好了那顶插了野鸡毛的帽子的。《礼记》说：孔子对于子路之死的反应有点过头，他是：“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毕竟他失去了一位能让“恶言不闻于耳”弟子，违反一点自己标榜的礼，也是情有可原的。至于子路的做法，是不是名正言顺？则未加评说。只是听说子路被：“醢之矣。”他就让人“覆醢”，不忍心再看到肉酱了。至于蒯聵，则果然在三年后，又不得不出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