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陈虞之，为芙蓉陈姓第十七世祖，也是芙蓉十八金带（十八位科甲出身的宋朝廷命官）之一。陈虞之1265年登进士第，官至秘书省校勘建国史院等职，因奸相贾似道当权，他无所施展，便弃官归隐故里。
　　 公元1276年，文天祥被俘，张世杰、陆秀夫命赋闲在家的陈虞之起兵勤王，任广王府纪室参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次死神的邀约，招募的是一支敢死队，且朝廷不派一兵一卒。但陈虞之二话没说，立即组织亲友、乡勇1000余人，赶赴温州、驻军瓯江，引元军渡江作战，保端宗撤离温州。想必这是一支既缺乏训练、又没有良好军事装备的队伍，全赖陈虞之在乡党中的个人威望仓促间组成，虽然采用游击战术打了几次胜仗，但终因实力不济，被迫退守家乡芙蓉崖；但是，这同时又是一支伟大顽强的队伍，居然坚持斗争了三年时间，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绝境之中，打退了元军无数次进攻，亦拒绝了多次劝降、诱降。直至陈虞之听闻陆秀夫、张世杰相继殉国、宋室覆亡的噩耗，遂万念俱灰，决定以死效忠。死前，他身穿朝服，向南跪地三拜，然后用红布蒙住战马的眼睛，策马加鞭，纵身跃下百丈悬崖；其后，那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出现了：从死者纷纷跳崖，共800多人。
　　 至此，他组织起来的1000多乡勇，全部殉国，无一生还。
　　 壮哉！悲哉！
　　 如果我不去芙蓉村，我不知陈虞之其人；如果不是那么凑巧，我的几次出游接连邂逅几位宋亡之臣的纪念祠或历史遗迹，我也就没有写作此文的机缘。但一旦了解到了，感触到了，则难以抑制对他们这些悲剧人物的感佩之情，甚而通过他们的故事，再去回探那段腥风血雨的历史。也许我终究无法破解那些深刻的历史命题，也无法触及那些谜题的答案，但对于宋朝的衰亡，毕竟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亦可能是一些极其肤浅的看法——
　　 说实话，读宋朝的历史很“没劲”：苟且偷安的政权、强干弱枝的体制、腐化贪污的官场、奸佞邪恶的权臣、无休无止的党争等等，皆贯穿着四个字：孱弱、黑暗！故而在后世，对宋朝多有贬损；即便到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革命口号的清末汉人社会，章炳麟、柳亚子、邹容这些人每夸汉唐、却仍不忘怒斥宋朝为“孱宋”“陋宋”“弱宋”。清人赵翼在《二十四史札记》中批评宋朝“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不留其有余”，仿佛宋朝生就一副狰狞丑陋的面目，当为万世唾骂。
　　 但不可否认，宋朝却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座高峰。其磅礴恣肆、瑰丽雄奇是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的。在宋朝的文化艺术界，可谓群星璀璨：
　　 文学家——辛弃疾、“三苏”、晏殊、王安石、范仲淹、欧阳修、曾巩、周邦彦、柳永、姜夔、陆游、范成大、李清照、尤袤、杨万里等。唐宋八大家宋朝占据其六；
　　 哲学家——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朱熹、张拭、吕祖谦等；
　　 画家——赵孟頫、赵伯驹、赵佶、张择端、夏圭、文同、王希孟、米友仁、马远、刘松年、梁楷、李公麟、李唐、郭熙、崔白等；
　　 书法家——苏、黄、米、蔡等。
　　 而宋朝的科技水平，在中国历史上也占据重要地位，别的不说，单说“四大发明”，宋朝就独占三项：指南针、火药和活字印刷术。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导论提到：“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宋朝著名的科学家有沈括、苏颂、李冶、秦九韵、杨辉、赵有钦、毕升等，代表人物当推沈括，其笔记体巨著《梦溪笔谈》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明人宋濂说：“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现代史学大师陈寅恪曾高度赞扬宋朝之文化：“岂止夏、商、周，即使汉、唐，也不能同宋朝相提并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英国史学家汤恩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而宋朝的名臣名将，也可谓豪华阵容：赵普、寇准、包拯、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苏轼、司马光、富弼、杨继业（一门忠烈）、狄青、宗泽、韩世忠、梁红玉、岳飞，也包括前文提到的“宋亡三杰”等等。这中间，有些人既是一代名臣，又是大文豪、大书法家或大画家。
　　 宋朝真是够奇怪够荒诞的，一方面文武簪缨、人才辈出；一方面又是“积贫积弱”、一团糨糊。文运之昌盛和政局之“复杂”，构成极强的反差，堪称历朝之最。在僵化的政权体系掌控之下，文化充其量只能扮演弱者的角色，甚至不得不自我损毁、曲意奉迎。当它们变身为“文人政治”，就暴露出狭隘偏执的特性，使官场的人事关系十分纠结；使命运共同体之双方对垒攻讦、水火难容；使国无宁日、人心涣散、矛盾累加、斯文扫地。以文制武的国策，到头来文荒武嬉。
　　 即便如此，在宋朝，却几乎没有一个官员不曾被弹劾、贬斥过，只不过是贬了再起复，起复了再贬。即便是一些奸佞之臣，比如蔡京，也难以逃脱被贬的命运。官场之暗无天日、恶性耗损，正是衰亡的信号。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再灿烂精致的文化，不过是暗夜中一抹孤寂的月光；再忠直无私的情怀，也无可避免地化为腐朽政体的落日余晖。
　　 “宋亡三杰”，正是这种“落日余晖”的样板（“文天祥”三个字，更被有些史家看作是宋朝最后的祥瑞），还有一种说法：崖山之后无中国。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命题。两宋300多年历史，中华文明自成一极，却首次在游牧民族的入侵和打击下，特别是崖山海战后，被整体性亡于蒙元。即便孱弱的南宋，都有十万军民自发跳海殉国，这样的气节，难道都随着崖山的硝烟而去？行文至此，笔者无意于再深入探讨这一命题，毕竟争议很大，且并非本文所着力的重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宋亡三杰所代表的这种千秋忠义之情怀、凛然正气之风骨，依然是民族心灵史上重要的精神遗传。没有这种精神遗传，一个民族将彻底受人鄙视，并直不起腰杆；没有这种精神遗传，天地没有正气，国家没有灵魂；没有这种精神遗传，我们将彻底迷失于当下，任由道德的大坝垮塌、人格的脊梁折断、文化的内蕴流失。我们的时代，将在物欲的泥潭、道义的荒漠和灵魂的杂草丛中，渐渐地萎顿、慢慢地沉沦。
　　 “宋亡三杰”是不能被忘记的，也不可能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