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认识刘德怀先生的人，都知道先生是晋中的老作家，原名刘兆淮，笔名卯钊、时代、王淮。先生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小说、通讯、剧作、报告文学、散文无不涉猎，且都各有千秋。但没有人知道先生还是个优秀演员。
　　 先生是介休三佳村人，1938年日本人侵略华北地区，三佳村人纷纷起来抗日，当时拥有“小延安”之称，先生的父亲当时已是共产党员，母亲是抗日先锋，常常和群众一起掩护抗日人员。在父母的抗日热情薰陶下，先生很想成为一名抗日小战士。有一次老师带他们去抗日活动地洪山镇，被抗日委员，介休的抗日英雄韩奎看准，便把他留下来，安排到民运宣传队。当时他只有13岁，因为性格活泼、机灵、勇敢。当年秋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员，那一年是他确立一生信念的年份。他跟随介休县游击队，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因在一出反对投降的剧中扮演儿童三儿，演技自然逼真，形象活泼可爱，赢得了满场喝彩。此后，他的名字就成了“三儿”，谁见了他都要叫一声三儿，时间一久，他的真名被淹没了。有一次先生在村头站岗放哨，不料日本人冲上来，民运队有个绰号叫生铁的汉子，情急之中喊了一声“三儿”快跑，先生没有反应过来，生铁一手打抢，一手拎起先生就跑，子弹在头顶上嗖嗖地尖叫，先生被生铁的胳膊夹得生疼，但他还是咬着牙坚持突了围。这位生铁给了先生第二次生命，先生至今对这个救命恩人念念不忘。
　　 之后组织发现了先生的演艺才能，队伍里也正缺文化人。就在1940年秋，也就是在先生14岁时，组织保送他去太岳中学深造，他学习努力，思想进步，很快担任党总支委员，学生会主席和战斗班长。他不仅能歌善舞，很有演艺天赋，而且写作天赋崭露头角。在反“扫荡”、打窑洞、开荒地的间隙，创作并演出了话剧《筐筐队》，鼓舞了士气。之后又改编出《小二黑结婚》为话剧，他是最早将赵树理的小说搬上舞台的剧作家，在剧中先生成功地扮演了“三仙姑”这个角色，在太岳区群英会上献演，得到了广泛好评，先生的才华得到认可。因工作需要，报道、通讯相继而出，被太岳新华日报吸收为报社通讯员。为配合形势，在校参加编演了《皖南事变》、《制止胡宗南进攻延安》等话剧在社会上演出，激发了人们的斗志，为党的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先生的人生历程中，有两个字在他心目中出现频率最多，那就是“学习”，从十三岁走上革命道路，虽没有安定的学龄期，但他勤奋好学，一路上都在学习。1946年组织又送他到邢台北方大学求学，一个人徒步600里前去求学。这期间他的演艺才华再一次得到发挥，在学校的“翻身剧团”，演出《白毛女》，担任一个老汉，虽然戏不多，是个配角，但得到了边区政府副主席戎伍胜的好评。此后又转考该校陈荒煤为主任的文艺研究室，不久，文研室扩大为艺术学院。有趣的是，当时学校出了一道考题，让学员写出你所知道的20个知名作家，结果别人写出了鲁迅、巴金、老舍、矛盾等等，而先生只写了一个作家就是赵树理，当时赵树理还不是知名作家，很多人不知道。但赵树理的名字首次在学院里传开，就是先生介绍出去的。
　　 在文研室，先生有机会博览文学名著，奠定了从事文学事业的基础。期间担任院党支部组织委员、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书记和学生会主席。在院曾创作《郭保参军》、《全家立功》及歌剧《石雷阵》等获奖作品。1947年春，全院代表边区到刘、邓大军后方医院慰问伤员，分组深入病房表演，为伤员带去了欢乐，鼓起了生的勇气，在精神上疗治了肉体的痛苦。同年秋天，先生的母亲被敌人迫害致死，为母奔丧，至边区随游击队与敌周旋，第一次写出小说《抢粮》和《老张散传单》。在全国解放后分别发表于广东《小说》杂志和《天津日报》副刊，引起了一定的好评。冬季，参加“三查”运动。1948年春夏，参加太行、冀南区的土改运动。8月，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大合并为华北大学，毕业后留校为第三部（艺术学院）研究生。
　　 随着解放战争迅猛发展，辗转于河北、山西之间，奔赴太原前线、平津前线，到长辛店铁路工厂生活。写出报告文学《一架机器的复活》（刊载于《人民日报》）。进京后，1949年到中央戏剧学院剧本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1950年参加丁玲为首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筹建工作，翌年入第一期研究员班学习。1953年结业。
　　 先生一路求学，一路奔波于前线，早已和家庭切断联系，家人以为他不在世了，可是先生在《太岳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署名卯钊，被其父发现后，才知道他的儿子还在人世，他没有牺牲。可是这期间百事繁忙，先生却没有机会回家看望自己的父母。
　　 1953年，学员们要分配到全国文协（作协）工作时，组织征求他的意见，先生自动请求到艰苦的地方深入生活，于是回到山西，才得以与家人见面。
　　 到省文联工作后。先生仍没有放松学习，对文学创作有着无法言说的酷爱。1961年，晋中地委为加强建设文艺战线，向省里求援，先生与他的妻子彦颖一同调回晋中，任文联主席、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开始整合文艺队伍。为了培养更多的文艺苗子，他不借牺牲自己的创作时间，可以说先生与他的妻子是晋中文艺界的创始人。可惜队伍初见成效时，文化革命爆发，被打成走资派。
　　 如果说，在先生四十岁之前，饱尝了战乱、贫困、艰苦的生活，但他的精神是愉快的，心灵是健全的，然而，四十岁之后他饱尝了精神摧残的巨大痛苦。
　　 “文革”开始，他去北京华北局开会，回来后担任晋中“文革”副主任，谁知运动正式开始，他成了批斗对象，说他是反大寨急先锋，事实上他在大寨体验生活时，写了不少关于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文章，在各种报刊上发表。可不知为什么他被说成是反大寨，先生记得当时好的人特别好，坏的人特别坏。他在被批斗得生不如死时，宣传部办公室姓张的主任看不过眼说：你们说人家反大寨，谁都知道人家写了很多学大寨的文章，你们谁写过。然而这种正义的声音被巨大的浪潮淹没了。既然是文化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就是首要革命的对象，专政者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先生和他的妻子彦颖就堂而皇之地双双成了专政的对象，被送进“五、七”干校。
　　 政治的狂风暴雨，使暴力进入人心，使人心变态，语言变性，变成了杀人的武器。劳动对他来说并不痛苦，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人格扫荡和拳打脚踢的肉体的摧残。有一次劳动锄地，批斗人员非说他锄了两根苗，故意破坏生产，然后就揪着他的衣领，按下头再揪起来，揪起来再按下去，并且逼迫他喝脏水，先生稍有辩解就遭受痛打。
　　 在人妖颠倒的时代，有理无处说。当他得知孩子生病，请求上级回去为孩子看病，结果除没准许，又遭到了一次毒打。先生这才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自由，虽没有进入监狱，却也成了阶下囚。
　　 先生从此沉默了！
　　 他的孩子们无人看管，四处流浪，他不能为孩子遮风挡雨，不能为孩子承担重责。而折磨他的不是敌人，而是同志。载入他心坎上的是，正直者，虔诚者被视为异端，被处于困境。但他信念不减，他坚信是非总会分明。正义总会得以伸张。天阴总有天睛时，人间自有公平在。
　　 1976年，黑暗终于消失，阳光又降临人间，作恶多端的人，随“四人帮”一起倒台，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真像民间所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先生为自己的信念得以实现而重新焕发了光华。真理在他有生之年得以应证。他的心灵没有因为受冤而变质变态。他的神情依然是平和而安详的，他总是面带微笑，他的心灵永远像充满了早春的气息。回到工作岗位，他在业余时间依然不忘写作。
　　 1985年他的社会角色落幕时。为文艺六级，职称为文学创作一级，出版的集子有《夫妻关系》（工人出版社）《侦察的故事》（上海儿童文学出版社）以及《春天里的故事》、《地头打赌》、《大路宽又长》等小说集，歌剧《新条件》（与张蓬合作）（山西人民出版社）。晚年时出版了长达50万字的长篇小说《红石坡》，文笔轻盈，人物形象个个鲜明，把那个时代的生活气息展现得浓墨重彩，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农村生活力作。
　　 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红色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