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牛大8号是我的好朋友。其实称它奶牛是不确切的，它并不产奶。
　　 大8号的老家在荷兰，六十年代初期，它与59名同伴一起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在黑龙江省嫩江县九三农场良种二队安家落户。我和大8号就是在那里相识的。1969年9月，我下乡到九三农场，只是此时的九三农场已经更名，称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良种二队编为五十团二连。认识大8号就是那一年的冬天。
　　 刚到农村，看见什么都觉得新鲜，什么事也都想动手试一试、摸一摸。马号里圈着一群马，每天一清早儿，由一个叫秦老大的老职工赶出去放牧，这个活儿，我看着最眼馋。冬闲季节，我们知青也没有什么活儿好干，我就私下里和秦老大商量，每天由我替他放马，头吃中午饭以前把马赶回马号，我们俩再交接。黑龙江的冬天多冷啊，谁不乐意躺在热炕头上睡懒觉呢，秦老大很痛快地就答应了。
　　 放马肯定不会徒步，要骑马。没想到，秦老大挺痛快，但他的坐骑不痛快，欺生：只要我一骑到它背上，它就尥蹦儿，变着法儿把我从它背上摔下来，如果看摔不下我来，它就施展它最绝的一招——转身往马号里面跑，用门框把我撞下来。这匹坐“坐骑”我无论如何也驯服不了，脑袋还被它的这一损招撞出过大包。没辙了，我就去骑其它的马。又没想到，这群马就好像互相商量好了似的，那个都不愿意让我骑，而且各自还都有自己的高招：有的假装“马失前蹄”；有的先假装乖巧，驮着我跑一段，等跑到树林子边上的时候，再猛地向林子里冲去，在林子里用树干刮我的双腿，这时，我不跳下来根本不行。这些，我倒也没怎么害怕，我就不信，我驯不出一匹马来。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彻底打消了骑马的念头：有一天，一匹马让我骑了大半天，我心里还挺高兴，路过有人的地方，我趾高气扬的，一边骑还一边盘算着回宿舍如何向其他知青述说今天的一切。回到马号，那马一头向水井冲去。我以为它急着去喝水呢，驮了我大半天，当然又累又渴。谁知那匹马竟憋着一个坏屁，它飞奔到井边，突然来了个急煞车：前腿猛地一收、身子猛地一横，“唰——”用惯性把我扔了出去。它竟然想把我扔到井里！幸而井口边儿有一根拴马桩，我双手往拴马桩上一勺，整个身子在空中来了个“双臂大回环”，然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马是骑不成了。可怎么放牧呢？此时，秦老大出面了，他给我介绍了一头牛，这就是我的动物朋友奶牛大8号。秦老大对我说：“你可以骑这头牛放马。”我说：“拉倒吧！马跑得多快，牛怎么能追上马呀？”见我不信，秦老大到圈里把大8号牵了出来，对我说：“俺骑着跑一圈儿，你瞅瞅。”说罢双手一按牛背，蹿到了牛脊梁上，扯着嗓门儿吆喝一声：“驾！”听到指令，大8号翻蹄亮掌，向远方奔去，速度果然与马不相上下。不一会儿，秦老大回来了，老远就喊：“咋样儿？”我还能说什么呢，虽然有点跌份吧，但总算有个坐骑，不然这两条腿的整天跟着四条腿的跑，还不得累死。
　　 秦老大向我介绍了大8号的底细。原来，大8号加入我国国籍后，由于水土不服，生了一场病，好了以后，就再也不产奶了。这样，它就不再享受奶牛的待遇，离开它的59名同胞，和黄牛及马群圈在了一起。连队有马车、牛车，但驾辕、拉套的牲口都是固定的，大8号来了属于编外人员，没有活儿干，因此，秦老大放马的时候经常把它一起撵出去。秦老大逐渐发现，大8号挺通人性的，经常主动和他接近，以后他看马跑累了的时候，就把大8号叫过来骑一会儿。黑龙江是高寒地区，牲口不能出汗太多，否则容易受病。
　　 大8号在奶牛里面的编号是8号，它的后鞧上烫着一个大大的“8”字。我第一次骑大8号是秦老大给托上去的，大8号又高又壮的，脊高在1.65米左右，比我少说也得高出5厘米，这也是我之所以称它为大8号的原因。
　　 以后，我每天骑着大8号放马了。确切一点说，其实并不是“骑”，而是“坐”在大8号的身上。农村人一般都知道，骑马骑脊梁，骑牛骑屁股，因为牛脊不同于马脊，牛脊比较高，骑起来硌屁股，而牛的屁股则板儿平板儿平的，坐在上面又舒服又稳当，只是两腿不能耷拉下来，因为牛屁股太宽了，脸朝前坐着的时候，腿只能向前边半伸着。大8号搂开四蹄飞奔的时候，我就向前府身，用手抓住它脊背上的鬃毛。为抵御严寒，大8号的鬃毛长得有一揸多长。
　　 大8号的样子很漂亮；衣服雪白雪白的，上面不规则地印着几片黑色的图案，它的这个外貌特征，就是著名的荷兰高产奶牛“黑白花”名称的来历。它的头上戴着两个犄角，灰白两色相间，雪亮雪亮的；大眼睛，双眼皮儿，黑黑的双眸上边闪动着长长的睫毛。骑着它跑了几天，我倒觉得挺自豪的了，放马这活儿，也就越干越起劲儿。
　　 大8号不仅漂亮，而且聪明，“嘟、驾、喔、吁”一吆喝，它全都明白，而且有时候不用喊，想往哪个方向走，用手在它背上拍两下，它就清楚了。它知道怎么配合我干活儿，马群跑散了，它玩命追，用犄角顶，用肩胛撞，把马往一块圈。有时候，我把马群赶到一个阳光充足的地方，自己找个地方歇着，大8号就会自动把我的职责承担过去，站在地势较高的土坡上看护马群，发现那匹马离群了，它就“哞哞”地叫着，跑过去把马圈回来。有时候我觉得它简直不是牛，而是一只得力的牧羊犬。
　　 记得有一天，大8号曾经深深地感动了我。那天特别暖和，天上一丝风也没有，阳光照在身上热烘烘的，我跑得累了，就从大8号背上下来，靠在一个草垛上睡着了。要知道，在高寒地区不论体感温度如何，只要在野外睡觉就意味着危险，肯定要生病甚至冻死。我的一个同学就有这样的经历，一天下午，我们在麦场上干活儿，那天也是光照特别好，天上也是没有一丝的风，休息的时候，他靠在粮垛上睡着了。老乡们看见了，说“赶紧叫醒他，时间长了就出事了！”其实他也就睡了几分钟的时间，但是收工回去没多会儿，他就发高烧了。我那天睡觉，幸亏有大8号在身边，否则可能就永远醒不过来了。睡了一会儿，我就觉得不对劲儿，身上“呲拉呲拉”地响个不停。我睁开眼睛一看，大8号正在用舌头舔我的衣服。它分明是在叫我嘛！而且它是卧在地上，用自己庞大的身躯守护着我呢。
　　 我和大8号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无论出去干什么，都要骑着它。我们连队离师部、也就是从前的九三镇不到二里地，电影院、供销社、小饭馆、邮电局都在那里，我去看电影、买东西都骑着大8号，可以说已经成了当地的一景。
　　 那时，看电影是头号娱乐项目，每逢放电影的日子，师部就要云集知青四五百人，都是从四面八方几十里之内赶来的。记得我头一次骑着大8号去看电影时，曾被众知青大大地哄笑了一番，说哪来的这么个独行大侠，跟堂吉诃德似的？但以后去的次数多了，也就没人再笑话了，而且知青们也都知道了，师部附近有一头牛挺神的，因为我每次看电影时，大8号都在外边等我，我也用不着拴它，它站在电影院门口一动都不带动的，等散场后我出来再驮我回去。去商店买东西、去邮局发信，都是这样，它安安静静地在门口静候我出来。
　　 这样乖巧的牛，谁不想结识它呢。很多知青都喜欢上大8号了。每天一早，就会有十来个知青来找大8号，给它喂水、上草料，抚摸它、骑它，大8号则“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不停地用头蹭蹭这个、蹭蹭那个，或者用舌头舔。大8号挺能揣摩人的心理，它舔人，从来不舔手和脸，而只舔衣服的袖子和前襟，它明白，舌头上有涎水，可能会招人讨厌。我们经常三个人一起骑到大8号的背上，大8号是不把这三百多斤当回事的，我们一骑上去，它就驮着我们痛痛快快地跑一圈儿。星期天是不出工的，知青们没事干，就骑大8号“远征”，去沼泽地。黑龙江有一条纵贯东西的大沼泽地，经过我们那里，沼泽地里有狼出没，但是，和大8号这样的朋友在一起，我们什么都不怕。大8号和我们知青也越来越亲近了，并且主动接近我们，令人十分惊奇的是，大8号好象能掐会算，知道时间，每到星期天，它都来找我们玩儿，早晨起来，推开宿舍门，准会看见大8号正站在外边等着我们呢。
　　 转眼到了第二年秋天。一个星期日的中午，我正在宿舍里和其他知青打扑克。忽然，一个叫小毛的北京知青慌慌张张地从外边跑进来，边跑边喊：“栾！不好了，冰棍儿要杀大8号啦！”“冰棍儿”是我们连副指导员的外号，因为他的脸整天冷冰冰的没有一丝笑模样。我们一听，立刻炸了窝了，“什么？敢他妈的杀大8号？”“妈的，屁眼拔罐子——嘬死（屎）！”七嘴八舌地骂起来。然后把手工里的扑克牌一摔，一窝蜂似的向马号奔去。平时杀牛宰马都在马号。
　　 此时的马号，成了屠宰场，已经杀了好几头奶牛了，几个老职工正拿着刀子，蹲在地上剥牛皮，他们的脚下和四周满布着牛血，空气中弥漫着血腥气。还有好多头奶牛正排着队等候屠宰，第一个就是大8号。
　　 杀牛的场面是非常惨烈的。牛给人下跪，哀叫着向人乞怜，一头牛被杀，其它的牛围在附近一起向着人哀号，乞求人对它的同伴手下留情。一头牛被杀后，连续几天内，牛群都要在它被杀的地方围成一圈儿，舔着地上的血迹嚎叫。有一次我们连队杀牛，牛皮老乡要留用，因怕皮收缩，剥完皮后把皮钉在了墙上。接连好几天，牛群不顾吃不顾喝，聚集在那堵墙下，轮流舔着那张血迹斑斑的皮“哞哞”地嚎哭，那情景真的是令人动容。
　　 “冰棍”正要对大8号动手。他一手拿着明晃晃的宰牛刀，一手去拽大8号的缰绳。大8号“扑通”一声跪下了，大滴大滴的泪水顺着双颊滚落到地面上。千钧一发之际，我们这帮知青赶到了。“冰棍，不许杀大8号！”我一声断喝。其他知青也冲着冰棍喊起来：“你他妈的敢杀大8号，我们抽你！”“冰棍儿，你他妈的活腻味啦！”面对横眉立目的知青们，“冰棍”胆怯了，他摆出一副为难的样子，说：“我为啥呀？还不是为了给你们滋（知）青呲右（吃肉）。”我们说：“不行！我们不吃饭也不能吃大8号的肉！”冰棍赶紧乘机下台阶，说：“那好，你们不呲，我还不杀了嗫（呢）。”大8号就这么被我们救了下来，躲过了一劫。
　　 那么，大8号与它的荷兰同胞们为什么会面临如此劫难呢？原来，前不久我们营新调来一位教导员，部队现役干部。听说我们连队有荷兰奶牛，我们知青每天早晨都喝牛奶，他大为震惊，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深入开展这么多年了，这里怎么还有阵地没占领？还有资本主义的尾巴？”说得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又一语道破天机，指点道：“这还不明白。荷兰是老牌帝国主义，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还在养荷兰的牛，喝荷兰奶牛的奶，这不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又是什么！”当时，连一级的干部都是以前农场的人，他们向教导员解释，说：“这批荷兰奶牛是前些年农业部从荷兰引进的，每头牛的日产奶量在90公斤左右，因为咱们这里条件比较好，所以引进之后，分出60头放在了咱们连。”教导员哪里听得进去呢，说：“你们不说还好，一说我更明白了，那是文革以前在修正主义路线下犯的错误，是崇洋媚外！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的尾巴，一头也不能留！”于是，大8号的那59位荷兰同胞就都被“割了尾巴”－－杀了吃肉了。大8号因为有我们这些知青的保护，才幸存了下来。
　　 要说一报还一报呢。就在那年的冬天，大8号也救了我一命。有一天，我到师部供销社买了几个冻梨，回来时一路走一路吃，竟然把几个冻梨吃光了。回宿舍不一会儿，我开始肚子疼，并且上汆下泄，继而胃部痉挛，痛得我倒在地上缩成一团，一直折腾到半夜，也丝毫不见好转。这时，已临近春节，知青们大都回城探亲去了，我这个宿舍只剩下我、小毛和一个叫张加福的北京知青。他俩看我快顶不住了，就赶紧去马号套车。套回车来，俩人往外抬我，一边抬一边对我说：“套的是大8号。”其实套牛还是套马有什么关系呢，只要能拉车就行了。然而，听说套的是大８号，我真的从心底里感到宽慰。大8号好像知道我情况不妙，拉着我们飞快地向医院跑去。到医院后，两个知青一直忙着守护我，而大８号则在冰雪地里一直站到天亮。
　　 1974年年末，我应征入伍。出发的那天上午，我们几十名新兵在师部集合，然后分乘几辆卡车去双山火车站。上卡车后，我情不自禁地回头向生活了5年的连队方向张望，想不到的是，我居然看到了大8号，它正驾着车往师部这边来。我当兵的前一年，已经借调到师部民兵营，但是关系还在连队，我应征之后，回连队住了两天，办理关系和收拾自己的东西往家里托运等。那两天，我还向同学打听过大8号的情况，他们告诉我，大8号有了固定的工作岗位，每天拉着一驾车去师部，往那个小菜店送菜，由本地的那个聋子赶着。在就要离开东北的最后一刻看见大8号，我觉得很亲切，也很难舍。我是1969年9月到黑龙江的，到1974年底已经过了5年的时间，这期间，知青们相互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像刚下乡时那么抱团儿了，我已经不止一次地体味了“人情冷暖”。比如与我同宿舍的一个知青，曾因染上肝炎住院半年多，我经常去医院看他，有时候他打吊瓶不方便上厕所，我就拿尿壶帮他接尿。但是，我离开东北时，他连送我都没送，甚至连炕头都没下，我临出门时和他打招呼，说：“ＸＸ，我走了，再见！”他正在下棋，只侧了一下头，说：“哦，不送了。”所以，此时此刻见到我的动物朋友大8号，我的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那一瞬间，我的心底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我想喊聋子，让他停一下车，因为从连队到师部就一条路，牛车必须从我们的卡车旁边经过，我想下车抱一下大8号，但聋子又听不见。我也有顾虑，当着这么多一块入伍的新兵，我下车去跟一头牛打招呼，岂不让人笑话？于是，到了嗓子眼的话又被我咽了回去。此时，大8号离我越来越近了，看着它熟悉的身影，我在心里暗暗为它庆幸——有了固定的工作岗位，从前的那种人为的劫难就很难再落到它的头上了。
　　 2018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