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遇见裹小脚、穿大襟袄的老大娘，我就不由得想起了我那坚强、善良、勤劳、简朴的母亲，岁月无痕，母子情深。
　　 母亲出生于一九二三年，饱受了清朝传统裹小脚的苦难，经过了民国时期和战争年代的民不聊生，历经了连温饱都难已维持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母亲没有文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在山东老家嫁给了一个农民，婚后不久丈夫就病故了，抛下了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在那个饥寒交迫的年代，家庭的重担全部压在了母亲一个人肩上，母亲白天领着大哥、背着二哥下地干农活，早晚操持家务，既当爹又是娘，度日如年。
　　 母亲三十五岁那年，经人撮和嫁给了远在呼伦贝尔盟公署工作的父亲。母亲从老家山东领着大哥、二哥来到了海拉尔后，又随父亲调到内蒙古大兴安岭牙克石五九煤矿，先后生下了三哥和我，三哥生下来不久出麻疹不幸夭折了。全家五口人，每月靠父亲七、八十元工资维持生活。母亲除了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包揽所有家务，从我记事起，每天母亲点火做饭，洗洗涮涮，烀猪食、剁鸡菜，喂养着猪、鸡、鹅、羊、狗等牲畜，她再忙再累也不支配我和哥哥干活，她一心想让我们多一些时间来学习功课，日后有出息。一九六八年大哥毕业后考上了教师。由于我的文化基础好，先后抽调到新闻中心、党委搞文字工作，感谢母亲让我收获一生最宝贵的知识财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居住在五九矿区大东头，一栋十二户板夹泥房，每户居住七、八口人，一住就是二十年。母亲从没跟任何人红过脸、拌过嘴，没跟父亲吵过架，从来没打骂过我们。我家居住的北山坡上有一亩多土地，每逢栽种土豆、大头菜、白菜、豆角、豌豆、胡萝卜等农作物的季节，母亲都领着我们进行施肥栽种。秋收的时候，她都把豆角穿成串，角瓜切成片进行晾晒，腌上卜留克、酸菜、芹菜、芥菜等各种菜肴，储存冬天吃。在我记忆里，她从没有歇息的时候，不是採猪菜，就是捡麦子，什么活她都自己干。一有时间，她都把全家人的棉衣棉裤重新拆洗制作，冬天穿上既舒适，又暖和。她自己学着织毛裤，裁衣服，每逢春节她都给全家每人做一身新衣服，可自己从不添新衣服，总是穿着洗了又洗，补丁摞补丁的大襟蓝袄，黑裤子。晚上，她总是坐在炕头上纳鞋底、剪鞋样，一生穿着自己做的鞋。每逢家里改善生活，做点好吃的都先让父亲和我们吃，母亲从来都舍不得自己吃，每顿饭她都离不开吃咸菜，这和后来患脑出血瘫痪有直接关系。在母亲的心目中，好吃的、好穿的都属于家人。而她不辞辛苦，劳累一生。
　　 母亲不仅善良、简朴、勤劳，更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二哥从小患有肾病，母亲四处求医买药为他治病，几乎跑遍了周边各医院，吃了很多偏方，但病情始终没有得到根治。父亲在一次看报中，发现长春人民医院专治肾病的一条消息，经父亲写信联系后，在长春人民医院进行长达七个多月住院治疗，彻底治愈了二哥的病，但看病已经花去了母亲省吃俭用攒下的所有积蓄。随后，母亲又给他四处张罗媳妇结婚，结婚后不到10天就离婚了，二哥一股火旧病复发并转移成尿毒症，经过两个多月住院治疗，使得他的病才得以控制。但祸不单行，第二年，不幸的是父亲又病倒了，哥哥带着父亲去医院检查。父亲已到了胃癌晚期。母亲得知后如雷轰顶，眼泪簌簌地往下掉。但母亲用手绢轻轻擦掉泪水，害怕被父亲看见，母亲心中的苦，无言的痛，默默地装进心里。父亲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终于没有熬过了年就离世了。年后不久，二哥全身浮肿，再次住进医院，但病情越来越重，刚刚二十八岁就离开了人世间。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中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特别是一连失去了两位亲人，对母亲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命运对于母亲来说，是多么残忍。从此这个家就只剩下了我和母亲两人相依为命。但母亲用羸弱的身躯撑着这个家，庇护着我长大，教我自强，让我永生难忘。
　　 一九九九年母亲患上了脑出血瘫痪，一病不起，我们家人全力以赴和母亲一起与病魔做抗争，但她还是离我们而去了，母亲走了，永远走了。留给我们的是眷恋、是慈爱。母亲临终前，在换下补丁摞补丁大襟蓝袄的同时，还积攒了两千元钱，我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伟大的母亲，你把一生的心血全部倾注给了儿子、给了这个家，儿子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让儿子永远痛心不已。
　　 母亲已离我而去十七年了，在历史的长河中是短暂的，可在我的生活中它是漫长的，我一天也没有忘记母亲，母亲是我生命的保护神，是我心中的一盏灯，不仅给了我生命，更给了我希望和未来。为了让家里过上好日子，儿子长大成人，娶妻生子，母亲节衣缩食，从没享过一天福，无怨无悔奉献了一生，特别是她勤劳朴实的精神和优秀品质永远活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