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看到母亲留下的银针和遗物。父母的那些曾经的过往，总是一股脑儿的涌向心头。曾记得六八年，我们下放到父亲老家，山东泰安马庄乡大寺村。当初的医疗条件很差，在那里父亲成了十里八乡病人的救星。田间、地头、我们家床铺都是父亲的“诊所”。当时我们家六口人，三个床铺，经常客满。那里的百姓听说上海下放的针灸医生，几十里之外都赶往我家。远道来的，赶上午饭时分，就在我家吃饭，而且不收分文。当时的我，对父母满腹意见。曾记得一次我困得不行，好想上床躺一会儿，可床上总是躺着针灸病人。我不满意的地嘀嘀咕咕，反倒叫父母训斥了一顿。
　　 那时的北方人，有不太喜欢洗澡的习惯，所以容易长虱子，病人身上的虱子掉在了床上留下了种子，害得我东挖西挠。当然这怨气肯定算在父母身上。每次有病人来我家，父母亲总是和他们聊会儿家常，放松一下，有时还说笑话，问长问短。因为针灸有很多大忌。假如昨天病人大怒，或者吵过架，就不能下针。这些，儿时的我，怎会懂得这些？总是觉得父母太不顾我们的死活。心里永远都是病人们。
　　 记忆走回六九年的春天，我们初下放，父母不太懂得农民如何过日子，再说经常有远道的病人在我家吃饭。那时的日子过得紧吧，经不起折腾。所以我们家断粮了。父母知道那年代，家家户户都是吃糠咽菜，都过得非常艰难。不好意思和别人家借粮食，靠着上海外婆接济的那点钱，一家人勒紧裤带过日子。
　　 到我家来就诊在病人知道我们家即将断粮。于是反映到生产队。生产队里发起了捐粮活动，条件好的捐小麦，中等的捐玉米，差一点的捐地瓜干儿，还有自晒的胡萝卜干等等。捐的我家里就像粮食杂货铺。每来一位捐粮乡亲，父母都流下感激的泪水。那时百姓的日子都很艰难，可他们依然勒紧腰带帮助我家度过难关。
　　 父母亲说他们欠下了山东大寺村，三队父老乡亲太多情，这份真情厚意永记在心。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父老乡亲服务、治病。从哪我再也没有了以前的嘀嘀咕咕，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他们的为人如今想起依然记忆犹新。
　　 父母亲再累再苦只要有病人来就诊，总是满脸笑容，就像迎接贵人。最终父亲的生命也献给了自己的中医针灸的医疗事业，在出诊回家路上遇了难。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母亲没有为此对那里的百姓有过半点怨恨。清楚地记得，那家病人家属内疚的来到我家，边哭边在父亲的遗体前磕头致哀，久久不肯起来。母亲含泪把他扶起，并说，“不能怪你，那是他的寿限到了”当时我不理解那话是什么意思。长大我才慢慢懂得理解。
　　 母亲八四年离开山东泰安大寺村，回到上海。母亲的话语里总是带着对山东父老乡亲的深深的思念，九三年我们姐妹三个回山东看望哥哥和父老乡亲。有很多乡亲依然惦念着母亲，很想见母亲一面。当初母亲已经70多岁，怕母亲身体受不了，没敢约母亲一起回去。母亲得知回山东没约她一起去，竟难过地哭了。这是我们姐妹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了，愧对母亲，愧对了大寺村的父老乡亲。母亲每次提起在山东的往事，她总是说，“那里虽然很穷，但那里的人朴实善良实在！”我代父母姐妹真挚地为故乡的父老乡亲祈福！愿天上的父母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