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性善，荀子说性恶，而且荀子还认为：“人之性恶，其善伪也。”从此，有关性的争论，就延续了很久。孟子性善的根据是人皆有测隐之心，以及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所以“人无有不善”。然而羞恶、恭敬、是非之心的善恶标准，也是因人而异的，就是测隐之心，也是出自省身自警的本能，并不能说这就是仁的表现，等到看清了井圈上玩的婴儿是仇家之子以后，测隐之心也就不同了。所以孔子也不过说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告子认为性无善恶，“食色性也”那是动物性的本能。什么样的人和物，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就会有什么样性的表现，其基础是生命的延续；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说，认为有“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这显然是为上层服务的。唐朝思想家李翱，则提出“性善情恶”说，把性与情做了区分。
　　 孟子是儒家的“亚圣”，他的言论一向以善辩著称，但他的善辩却多有偷换概念，似是而非之嫌疑。所以早在汉代，王充就写了《刺孟》篇，抓住其中孟子言行不一，前后矛盾，答非所问，阴阳两面，无理狡辩的地方，逐一进行揭露和驳斥。到了宋代，“骂孟子”不仅成为市井谈资，还出现了何涉的《删孟》、李覯的《常语》、苏軾的《与孟子辩》、陈次公的《述常语》、刘原父的《明舜》等贬斥孟子的文章。元人白珽的《湛渊静语》中引倪公思的话说：“司马温公乃著《疑孟》，何也？答曰：盖有为也。当是时，王安石假《孟子》大有为之说，欲人主师尊之，变乱法度，是以温公致疑於《孟子》，以为安石之言，未可尽信也。”宋人骂孟子，虽然多少与王安石喜欢孟子有关，但与孟子论辩中强词夺理的特征，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就拿《孟子》中告子与孟子有关性的争论来说，告子说：“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即人性和天然的杞柳一样，没什么善恶之分，经过了加工，柔软的杞柳才能成為有用器具的桮棬，仁义也是人经过后天的培养才能产生的德行。可是孟子却偷换了概念，把议论扯到了“顺杞柳之性”和“抑制杞柳之性”的问题上来了，他说抑制杞柳之性而做成桮棬，不就等於说是抑制人的本性来达到仁义吗？紧接着就给告子扣上了，“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的罪名。杞柳的柔软是它的性，但经过加工，可以做成善的桮棬，谁又能保证不可以做成恶的，甚至是杀人放火的器具呢？怎能道清两者究竟何为顺了杞柳之性，何为抑制了杞柳之性？孟子自己也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吗？那么性善又从何说起？
　　 《清山道话》里有个李覯讨厌孟子的故事：某位读书人知道他不喜欢孟子，于是专门写了几首咒骂孟子的诗歌，前往李覯府上混饭吃。当李覯读到关於舜的：“完廩捐阶未可知，孟子深信还可痴，丈人方且為天子，女婿如何人杀之”诗句时不禁大喜，马上将此人奉为上宾。他们一边举杯痛饮，一边切磋“骂孟”心得，“流连数日，所谈无非骂孟子也”。在尧的时代，就是舜的父子、兄弟之间，不是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性善”吗？
　　 孟子：“当今之世，捨我其谁！”的精神固然可嘉，他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也极其可贵。但正如他一边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紧接着又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的矛盾一样。孟子不顾孔子崇拜尧、舜、周公的事实，说：“孔子贤于尧、舜，为生民以来所未有。”在回答齐宣王提问时，又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可是孔子却明明说过：“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还说：“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齐桓公的事，不就是管仲的事吗？性善说也是如此，正如李贄所说，孟子是将自己错误的己见，作为了绝对真理的“定说”，并用它来抵制并覆盖所有其他人的“众说”。这样自以为是的偏执，为后儒树立了一个独断专横、强词夺理的坏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