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3年农历癸卯年七月二十三日出生于豫西山区卢氏县木桐乡河口街村四明山上场村西院厦屋。我妈说我是人定亥时落草出生，有园底留嫂、上屋我大娘、当中院我大嫂等人为我接生，剪脐带。她们叫拾娃，意思是到地上捡起来。
　　 关于我的名字，也是几个屋里人给起的。当时，我们李氏家族有二十多个弟兄，都叫这新那新。她们一连贯，就叫我长新算了，我奶奶就叫我新新，我妈也都叫起来。
　　 上高中时，我看了《平原游击队》老电影，仰慕李向阳，就自己改为李向阳。结果，校长批评我时，给我改名叫“李洋相”，同学们就叫开了。走向社会，我还是觉得大人给我起得名字好，就该回来了，还叫李长新。
　　 当时，国家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头一年三月初，爷爷病故。我出生一年后的腊月，头部右侧出了一个疔子，村人叫科子，流出脓水。母亲说，当时天降大雪，而我全身发烫，拼命哭泣，后来连哭的力气都没有，奄奄一息。父亲以为不治，就不管了。我现在想主要是缺钱，同时缺医少药，并非父亲心狠。我母亲不想放弃，她独自一人，从四明山上下山，踏着没膝深的积雪，连滚带爬，把我抱到山下井家窑，当时村里在这里设立有卫生室，村医是程步升大夫。此人颇有医术，特别对中医有道痕，后被提拔重用到卢氏县人民医院坐诊。
　　 程步升看我病重，他对我妈说，你娃娃这个科子要割开，需动刀手术。科子长帝囊（豫西方言，指脑袋）上，不是个地方，万一出了意外，要承担风险哩。我母亲求助村支书苏万银，苏万银一看情况紧急，当场表态说，你是医生，救死扶伤，你就大胆治吧，真治不好，他大他妈家人也不会怪你。这样，程大夫就用一把手术刀把肿包割开，让脓液排出净。他又认了药捻子，塞进创口，然后包扎起来。
　　 程大夫真是医者仁心，对我母亲说，娃你抱回去，命大，就好了。命小，也就这几天了。我母亲感恩戴德，眼含热泪，把我抱回去了。前几年，母亲离世前才告诉我这个故事，我摸摸后脑勺子，右侧伤疤还在呢。母亲对我说，你也不怪你大，他想你没有救了。你能活下来，是你命大！并对我说，当天晚上，高烧就退了，脖子也不肿了。第三天，创口的脓水也慢慢流完了。我也不哭了，而且开始吃奶了。我终于逃过了一场鬼门关，程步升和苏万银都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我出生后，经历了一场凶险，接着，就是读书生涯。
　　 读书第一站就是到下庙小学上学，第一个老师叫杨怀忍，是女的，徐家湾敖家滩人。记得一九七一年我入学前一直就是个学混子，在学校玩耍。七岁时，母亲把我领到杨老师跟前，杨老师剪发头，人长得干练潇洒，她给我发了语文算术课本和两本作业本，一根铅笔，我就算四明山小学一名正式学生了。再也不会上课时被赶出课堂，到外面玩去。
　　 杨老师教了一年多，因与苏万银支书离婚了，就离开了村子，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她今年若健在，也八十多岁了。不久前，有人提供了杨怀忍的零星信息。说她从河口离婚后，又嫁到官坡原上吴家，后来又改嫁到洛阳一个退休老干部，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一个熟悉她的人透露，这是一个可怜又可恨的女人，有点游戏人生？
　　 后来老师是李新虎，我西院上屋四堂哥。他一直教我到三年级毕业。他整整干了25年民办教师，到九十年代中期，月工资也只有几十元钱，因不足养家糊口，辞职去秦岭山矿山打工，丢了教师饭碗。进入新世纪，全国民办教师都转正了，他白白耽搁了。前几年，国家对老民办教师每月根据教龄，给予一定补贴。他现在领300多元钱，还种着庄稼。不到七十岁，已经满头白发。在老家四明山上，许多贫困户被政府搬迁到山下河口或县城居住，他家在河口也修了楼房。但他们老两口不下山，坚持住在山上老家，看家护院，种地采药，一年下来，也有几千元收入。另外，去年腊月过世的本村井家窑程吉明，也短暂教我们几天书。
　　 一九七四年夏，我到井家窑上四年级，老师是木桐后阳沟的郭忠义和陕西三要逃荒过来的齐三余。郭忠义身材瘦小，肤色较黑，对学生很严厉。齐三余随和邋遢，学生不甚怕他。
　　 一九七五年夏，学校从井家窑搬迁到七八里外的河口街大队部，老师是三关村的刘志诚和沙河张家村的薜成群。刘志诚镶个金牙（就是不锈钢那种），不拘言笑，学生都很怕他。按辈分，他媳妇是我们李家的女子，他应该喊我叔，因为我才十二三岁，又是他的学生，他当然不喊，只喊我的名字。如果我捣乱，他还叫我站到教室外走廊里罚站一堂课。对老师，学生也一种天然的敬畏感，我也不例外。尽管当时，中国教育界掀起学小黄帅反潮流高潮，宣传白卷英雄张铁生，还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马振抚事件，搞得老师也不敢放开手脚抓学生成绩了。但我们的老师没有理会这些，还是很严格的教学。我的学习成绩还是响当当的。当时，我还被任命为红小兵中队长，负责喊操，游行带头呼口号。
　　 一九七六年到拐峪读初中，中国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和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去世，我先后在木桐公社和河口大队，参加吊唁和追悼大会。当时的主课老师是严润学和杨随方，这一年，我对数学和物理、化学的攻读，放弃了钻研，每天都看小说和杂书，语文、地理、历史课我最爱上，其结果直接最终影响了我的高考。
　　 一九七七年秋，我考入木桐高中，仅存两届。老师主要是焦玉行教语文，张当成教数学，王宝成教化学，夏敬周教物理，张志清教地理，张春芳教政治。一九七九年高考，我的总分是265分，有人说，你如果报英语专业，可能就被录取了，但你报文科就不行。木桐高中解散后，并入潘河高中。一九七九年我高考落榜后又到潘河高中复读，那时，考上大学就是铁饭碗，穿四个兜，就能吃顿顿吃上抓抓馍馍（白面）。当时高中，记得校长薜小芳，教导主任谢志敏。语文老师孙民欣，数学老师涂士德。
　　 一九八0年二次高考名落孙山，对高考失望，同年九月，被木桐公社安排到拐峪总机任话务员。一九八一年底，因公社武装部长对我有意见，我一怒之下被迫辞职返乡。我就和路遥笔下的陕北黄土高原上刘家沟里的高加林一样，满腔抱负，却得不到施展。还要沿着索峪河爬求学走过的路，再回到老家四明山上，和父母、兄弟姐妹，乡亲们一起，参加集体劳动。
　　 故乡，永远是故乡。不管你在外如何落魄，或生活艰难，无法维持，你就回来吧，他都无声的接纳你。母亲说，回来就回来，种地不丢人，天下农民一大层，人勤饿不死。
　　 这一年，我父亲请来陕西洛南丁家垣大队的著名泥瓦匠光月耀，一名七十多岁的老匠人，把西屋的瓦房重新瓦了一遍，房基上还做了两只灰色的和平鸽。东边是草房，父亲就把草房扒了，从上寺店西沟买回松木檩条及椽，自己烧的砖瓦，用拨版装土筑墙，修起了硬立架瓦房。农村土房子有墙倒屋塌式的，就是没有钱买木头，纯用拨版砌墙，如遇大雨泡墙，墙倒屋塌。如果有架木，即使有洪灾侵墙，墙塌了，屋不到。
　　 父亲所做的一切准备，就是要给我找个媳妇，成个家，这辈子，就在农村种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