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他出身于社会的下层，一生贫穷，在年轻时代他也经常抱怨，慢慢地他发现不平等是人类共同的命运。卢梭一生追求自由平等、个性的解放，他的代表作《社会契约论》、《忏悔录》无不充分表现了这种思想。他的平民思想无疑是和当时的社会对立的。为了宣传这种思想，他一生颠沛流离，即使被当局紧追不舍也不从放弃。他说：“比起辉煌的奴役我更看重惨淡的自由。”
　　 贝多芬，一个离上帝最近的人。为了真理他“敢于一个人面对全体”。在一次亲王宫殿里的晚会演出时，他宁愿“演出失败也拒不修改自己的曲子”。当他觉得自己的独立性受到冒犯时，他摔碎了亲王的铜像，……并写信和亲王绝交：“你之所以是亲王只是偶然的出身使然；我之所以是我，则是靠我自己赢来的。亲王现在有、将来也会有成千上万；而贝多芬永远只有一个”。
　　 客死他乡的但丁，因反对教皇及其在佛罗伦萨的支持者，1302年，被当局判永久放逐（一旦他回城，任何佛罗伦萨士兵都可以处决烧死他）1315年有消息说，这班逐臣只要“肯交罚金，头上撒灰、颈下挂刀，游行街市一周，便可免罪返国。”但丁回答：“我的老伯，这种方法不是我回家的路呀！要是损害我但丁的名誉，那么我决计不再踏上佛罗伦萨的土地！难道我在别处就不能享受日月星辰的光明吗？难道我不向佛罗伦萨躬身屈节，我便不能亲近宝贵的真理吗？……”辛酸的流亡生活使他扩大了视野，增长了阅历，丰富了经验，一部光芒四射的《神曲.》便在这血与火的磨砺中诞生。
　　 罗曼罗兰终生患有哮喘，活着尚且不容易，却还写出了散文诗般的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他说：“不快活的朋友们，不要过分的自伤，因为最伟大的人们也曾分尝你们的苦味，我们正应得跟着他们的努奋自勉，假如我们觉得软弱，让我们靠着他们喘息，他们有安慰给我们……即使我们不研究他们的作品……但从他们生活过的事实里，我们应得感悟到生命最伟大、最生产——甚至最快乐——的时候是在受苦痛的时候。”
　　 威尔第说，“生活的故事原本是多种破灭的希望组成的暗无天光彩的史诗，让我们把史诗谱成音乐，以千百种不同的变调重复着同样的主题：我们活着、我们受苦、我们抗争……”
　　 读书，让我走出了笼罩在眼前的迷雾，读书让我走进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我也更坚定了做一个真实的自己的信念。
　　
　　 四、
　　 自从厂里改制被“一刀切”以后，随夫君在温州呆了多年，小孩也都去了他们各自向往的地方，比起我们他们这一代是幸福的。在这段飘浮不定的日子里，我们去了祖国许多的名山大川，也领略了异域的旖旎风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穷尽了我的耳目荡涤着我的心灵，不仅让我爱上了摄影，更激发了我文学创作的灵感。我注册了一家著名文学网站“江山文学网”，在那里和同仁们一起学习、成长，因为文学，我拥有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特别是我的母校一中的学友更是给了我极大的关注和鼓舞。一中有个校友群，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那么喜欢我的那样一些随性写的文章，凡是转发到群里的他们都会收藏。不仅是一般的校友，就是已经是大学教授，或是当了学校校长的，他们对我的文章都表现出极大兴趣。还给了我一个“美女作家”的头衔，让我大大地虚荣了一把。在他们的留言里，有的还说是为自己的小孩收藏的，有的说要给在某报刊杂志当编辑的女儿女婿看，这让我感到很惊愕。有的还把我的文章转发了多个群，于是也就有了许多陌生的熟悉朋友。在我们年级的音乐沙龙里有一个叫舒心的学友，我也不知道咋的像有缘似的，一在群里见面就像前世的姐妹彼此聊得火热。不久却又发现她突然退群了。开始我好不失落时间久了也就慢慢地淡忘了。有一次在地铁里，我坐在下车门的对面。到站了，有位女士突然走到我的座位跟前很急切地说，你是某某吗？我摇摇头，她为自己说不清着急起来，你不是一中的吗？我说是呀，我是一中的。她马上说我是舒心，音乐沙龙，还记得吗？我也一时没反应过来，看到她是要下车样子，怕误了她的事就说记得、记得，你赶快下车。心想，既然是音乐沙龙的可以到群里去找她聊呀。她走到门口还在那里喊着说：我是舒心，音乐沙龙，你想起来了吗？如果不是动了真心那会那么忘情，尤其是现在的年月。我当时真是又迷惑又感动。等她下完车以后，我才慢慢地回过神来。啊，原来就是那个不辞而别的舒心。而今天她仅凭微信群里的一个头像就那么肯定我就是她要找的那个人，可见我在她心目中的位置。什么叫知己这就是。凭着我的人脉关系联系到她班上的同学，要到了她的电话。联系上了以后。她说，那天我真有点后悔，怎么没陪你多坐一站。之所以这么投缘原来在我们还不认识以前她看过我的文章，又听别人介绍过。所以才会出现前面所说的情景。
　　 我也认真地总结了一下，如果说我的文章还有一点可读性的话，没有别的，那就是真实，只有真实才会引起大家的共鸣。而要写出真实的文首先要做一个真实的人。但在我们这样的社会，做一个真实的人有何其难。还有，我总跟他们说我是散养的，所以我的文章有那么一点野性，这也是体制内的人难以做到的。更主要的里面有我对生命感悟后迸发出来的那股激情，这是文章的灵魂所在。虽说是受到了这么多人的追捧，但我心里明白自己属于哪根葱。再说，人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将一切看淡，只是希望多一些可以交心的朋友给予相互的慰籍。群里虽然高手如林，但大多都是表现在音乐、绘画和书法上，鲜有高水平的文章出现，这是我很不解的。有时也会间接地向校友们打听。一次，一个学友无意中提到一个叫“刘*刚”的人，说他很有才华，文笔非常好。心想要是能认识一下多好。但这个人几乎在群里从来就不露面，我甚至认为他也许不在群里或者退了群。时间久了也就不作什么指望了。上个月即七月十四日即在足球世界杯决赛的头一天我往校友群里发了一篇当代学者朱学勤写的文章《一个民族需要仰望星空的人》，帖子的大意是说，一个民族要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西方人认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它背后有一个抽象的能够用数学、用逻辑、用语言精确表达的Logos，按今天的话，一种规律、一种规则，那才是万物的根本。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朱认为，越是文明的社会，越是需要有一批专业学者来构造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文化认同。而这些有智慧的知识精英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大学。帖子发出后，发现我的帖子下面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头像，名字用的是拼音。出于好奇我把名字拼读了一下，“刘*刚”，啊，正是自己想找的那个人。但我没有去管他，甚至连他发的是什么帖子都没看。后来他说是对我帖子的一个补充。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虚拟的网络时代，有很多人是经不起和现实对号入座的。敬一丹曾经是我多么仰慕的人，但她那次到我们印机来签名售书所表现出来的做派想起来都恶心。我都气得把她的书撕掉了，也发誓不再看她主持的节目。还是留一个好心情最重要。不想第二天一早当我打开微信的时候，看到他添加了我为好友，只等我“接受”。我跟他“握了手”，他回我“美女好”。我说你认识我？“一中群里最活跃的分子，怎么不知道你。”他说。“冤枉啊，我很少发帖呢。”我回他。他说：“过去读过许多你的文章，《美国印象》、《台湾印象》等，很是佩服，印象极深，并一并收藏之。”又说，“你的游记的确写得好，印象很深刻，你是一中群里唯一的大才女。”怎么他也这样说？在大家的眼里他可是一支笔呀，我有点纳闷。就说，“浮在面上的都是假把式，还有许多深藏不露的呢，像你就是其中的一个吧。”他说“我真的很少写文章啊，我是学古代汉语的，平时只为评职称写点专业文章”。又说，“很多老师不写非专业的文章，并非不会写，而是不愿写，因为自由度不够，想表达的不敢表达，如此而已。”啊，现在的专业人士都不写文章了，倒是我们这些人在瞎忙乎。聊起头天发的《仰望星空》的帖子，他说，“……我在大学工作三十余年，也深感大学很不自由。尤其是近年更是完全没有了自由，其不衰败便怪了。最近我也去美国自由行了一次，特地去了麻省理工、普林斯顿、华盛顿大学看了看，颇有感触。”看到这些，我不知道是应该欢喜还是悲哀，我真弄不懂我们的大学在向社会输送一些什么样的人才抑或庸才。都说，现在的大学都是生产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就是说，我们的大学生毕业出来以后想到的不是为社稷为民族有什么担当，而是想办法让自己“怎么混得更好”或者很庆幸自己比别人混得好。担任了一官半职的回过头来不是审视一下自己在位期间为老百姓办了什么实事，或者为没有给社会带来什么改观而忏悔，而是当一个撞钟的和尚，撞满了天数交班了事。真是连旧时代的知识分子都不如。在我们南昌具有“江南豪宅”之称的汪山土库里就走出这样一个人，他是三个红顶子之一程焕采的第四代子孙，生性敦敏，读书一目十行。二十岁东渡日本，学成回国后在省里任电学教师，一时俊彦多游门下。他的才学得到高层的赏识，进入了仕途。职务不断地迁升。1945年刚过完五十岁生日，程懋型被调任粮食部参事。不久日本投降，江西省政府复归南昌，程懋型又荣膺新命，受任为江西省政府委员兼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这时的江西已经是元气大伤，民生颠沛，饥馑流亡。程懋型深以为忧，为谋一裕国苏民的方略常常是焦虑万分、寝食难安，以致常常咯血。此时内战开始，各地军需催缴公粮的命令又十分紧急，数字比以前还要加倍。程懋型总是因完不成征粮任务常常遭到上面的苛责。无奈之下，程懋型只有扶病亲征，督促各地田粮人员大力运购。可青黄不济时节，农民已生饥荒，此时向百姓征粮如何下得了手？程懋型进退维谷，忧愤交集。既不能强迫农民，自己又完不成任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有以死殉职。他给妻子留下了一封长长的遗书交代了一些相关后事后，携随从一人，步行至吉安白鹭洲江畔，自沉殒命。终年五十一岁。程懋型的死令业界震惊，万民悲痛。省、市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四周挂满了挽联。“逝者此斯夫，己溺竟先天下溺；千秋有公论，官悲不及路人悲”是百姓对他最公允的评价。
　　 我想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责任不在大学生，而在于受教育的环境。改变教育现状乃是强国之本啊。
　　
　　 五、
　　 自从离开政治处后，我和邹就很少接触了。只是因为军代表王瑞国主任的到来我们把原政治处的部分人原叫到一起吃过两次饭，一次是在他家里包饺子，一次是在我家里。再就是离岗以后在景德镇市老年大学巧遇。那年厂里改制被切下来以后，我即到老年大学报了《诗词班》，并不是我有多么喜欢诗词，而是因为它离文学近一点。我只读了一个学期便随先生去了浙江。有一次我回景市，在路上碰到一个老年大学的同学，他硬要拖我到班上去玩，这时我离开这个班已经五年了。他说，“韩老师到现在都会提到你，跟班上的同学说，我们原来有个学生叫许锋的连《滕王阁序》都能背下来。今天正好有课，你不想去看看韩老师吗？韩老师的诗赋水平在景市是能够算上一个的，上课是不需要打开备课笔记甚至课本的。我想起那时在班上学习时，韩老师要求我们每次上课前要背出一篇课文，内容自己定。我为了给自己找压力专门挑长的课文背，就像学唱歌唱成了美声一样。比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白居易的《长恨歌》、杜牧的《阿房宫赋》、欧阳修的《秋声赋》等，最后就攻王勃的《滕王阁序》了。韩老师听了我的背诵后，说，你真行，这篇文章我都没有背出来过。那次背完下课后，有同学问我，你的脑袋是电脑呀。我说，哪里哟，正因为记性不好，我才逼着自己多练呀。那位同学说得对，是应该去看看韩老师。于是就跟着他到了学校。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邹，原来邹退休后也报了这个班参加学习。我们就在一起聊了一会儿，我只知道他后来也调出了我们厂，去了好几个地方，一路高歌，最后官至珠山区常务副区长。聊到最后他跟我说，是不是找个时间叫原来政治处的人聚一聚，可见他最怀念的也是我们最初的那段时光。那一次后我们又有十五六年没见面了。更没想到邹在这十五六年当中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蜕变。
　　 最近两年我到南昌定居后，我和邹才有了彼此的电话，除了第一次是我和他联系外以后都是邹打过来的时间比较多。主要内容无非是叫我们过去玩或者他来看我们。我想，肯定是老头子退休了，有点落寞，怀念起我们这些人了。就说好，有时间一定会去看你和罗师傅（邹的爱人）。今年过年他打电话来说要来看我们，之所以说我们，因为南昌不仅有我还有F（F为人一向低调，官职不小但从不喜欢张扬，所以这里我也只好称他为F）。说到F，有一个现在想起来都蛮暖心的插曲。那时我们都在政治处，因为他的随和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聊聊天，说点心里的小秘密。他也是很愿意帮助人的。有一次，他远在南昌的父亲到杭州去出差，他问我要带什么，我被他的热情打动了，只知道那时杭州的丝绵很有名，就说，带点丝绵吧。记得是去南昌探亲时到他家里去拿的。因为要调往省城，他比我先离开政治处。调走以后他经常会给邹写信，说是很怀念那段和邹和大家在一起相处的日子。每每接到他的信，邹看完了就给我们一一传阅，勾起我们许多美好回忆。插曲到此结束。让我们又回到前面和邹的通话。我说，真不好意思，怎么能让你这么大年纪来呢。我认为他一定是生我们的气了。就联系F说，老头子又来了电话可能是想我们了，找个时间去看看他吧。F说，是要去看看，但又没有下文了。过了一阵子大概是四月份邹又来了一个电话，问我们五月份能不能去景德镇，他说他的诗词出了一本书。到时会送一本给我们。当时也不以为然，我知道他参加了《诗词班》学习，能写点诗词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再说他从一个有着实权的位置上退下来，出本书也不是什么难的事。这样的事我见得多呢。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许多好的作品因为没有资金或其他原因出版不了不能走进大众的视野，倒是那些二流三流的官样文章出了一本又一本充斥着市场。没有人买就到处送，反正是有人赞助。我们的出版业怎能不萎缩呢。但这样的话只能放在心里，嘴里就说，好啊，只是五月份不行，我在装修房子呢。他问，那什么时候可以，我把时间留得宽余一些，就说七月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