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未说过自己识字的母亲，六十五岁的那年春节给她最小的儿子小七亲笔写了一封信。这是公元一九八五年春节的事。小儿子小七在一个叫额吉纳旗的地方当兵。
　　 年前一场不大不小刚刚盖住脚面的雪，还没有来得及展示自己冷艳的身影，就被强劲的老山风吹得七零八落，堆集在荒野的沟沟壑壑和院里的旮旮旯旯了。远远看去，原野平整了不少，大地像是被恶作剧的人剃过的头，有雪的地方白晃晃的，没有雪的地方，枯黄而多褶，地埂上的芨芨草，就像没有剃干净的发根。院内的雪则被挤压在墙角，留下些许下过雪的痕迹。河西走廊中部的李家庄，顶着满屋顶的白雪，迎来了八五年的春节。
　　 冬天的晚上来的很早，下午六点多天就完全黑了。大年初一下午，在家里憋了一上午的半大后生们，已开始各家走动着开始相互拜年了。
　　 “不要把衣服弄脏了。”每个母亲都会在过年的时候，给自己的孩子穿齐整些，就是旧衣服，也要洗干净，熨平整，补平顺。可出了门的孩子们，早把大人的嘱咐忘得一干二净。不时，就会有捣蛋的孩子把雪团乘人不备给塞进别人的领子中，或者，偷偷在屁股后面放个鞭炮，于是，孩子们就相互嬉闹起来。一阵功夫，这些不安分的孩子们不是衣服被雪团洇湿，就是沾上泥土。在各家进进出出间，过年好的声音此起彼伏。乡村的年，在自娱自乐中充满了快乐、祥和的气氛。
　　 六十年代初修建的土坯房中，铸铁炉子烧得正旺。吃过晚饭，在家里玩了一下午的几个孙子先后离开了，二女儿秀家的老小全儿却不走：“姥姥，今晚我陪你。”
　　 “你小姨在。你回家睡去吧。”母亲说。
　　 “我不。您还有事情没有办呢。”
　　 “什么事？”母亲笑着问。小女儿平则是一脸的懵懂。
　　 “您说过年的时候要干什么呢？”全儿一脸贼笑。
　　 母亲佯装不知。“我不知道。再顽皮我打你。”
　　 “你才舍不得打我呢。你把我打疼了，我就不给你挑水，不给你喂羊，不给暖被窝，啥都不给您干了。反正您跑的没有我快。”全儿十岁，说话却流利得很，一套接一套的。看着母亲伸手要打的样子，全儿像猴一样窜到炕上，拉开被子，蒙上头躲在被窝里面“咯咯”笑着。
　　 苦了一辈子的母亲对钱看得紧，平日里除了自己做缝纫活外，全靠姑娘们贴补。她就像一个老母鸡，孩子长大一个，就放飞一个，有考上学走的，有招工、招干走的，几乎都离开了自己身边，而自己却紧紧地守着这个家。没有包产到户的时候，他们是挣工分最少的人家，都要靠给生产队交钱才能分够每年的口粮。母亲常常说：人往高处走。这个高处不是去了哪里，干个什么，而是能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只要孩子们想干的正经事情，她都是无条件支持。前些年老两口还年轻，还能干动活计，日子也就将就着过来了，后来，孩子们成家的成家，外出的外出，各种难事就逐渐凸显出来了，父亲和母亲慢慢地都老了，孙子们也多了，日子总是紧巴巴的。好在孩子们都孝顺，都全力帮衬这个家。所以，逢年过节发压岁钱也就一毛两毛的。自从小七当兵后，全儿一直陪着母亲，几个月前，心思灵动的全儿想买个手电，问姥姥要钱，姥姥说让他好好干活，过年的时候给他压岁钱，全儿就记下了。刚才，母亲给其它几个孙子一人发了一元钱，全儿就悄悄的给姥姥挤眼睛，现在其它人走了，就迫不及待地问姥姥要。
　　 母亲叹口气，从衬衣兜里摸出早已磨掉皮的钱包，掏出一张五元的新钱，放在全儿的头前：“要不要？不要我装起来了。”可未等母亲的手松开，被窝里已伸出一只小手，迅速把钱抢了过去。
　　 平的儿子锁儿刚刚二岁，站在炕上看着姥姥和小哥哥说话。看见姥姥给了全儿钱，也伸出小手：“姥姥，钱钱。姥姥，钱钱。”全儿翻身把锁儿抱起来：“姥姥给我钱是我干活挣的，你要钱干什么？你给姥姥喂羊了吗，你给姥姥担水了吗？还是你想娶媳妇了？”说着还伸手挠着锁儿腋窝处，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锁儿嘴一咧，挣扎间，一泡热尿浇了过来，全儿躲避不及，裤子上就撒上了些许尿迹。
　　 “过年浇了童子尿，喜事不用自己找。”母亲笑着拉住想要揍锁的全儿，“裤子让你小姨洗洗，烤在炉子旁边，去给羊把料喂上了睡觉。”全儿应了一声：“小姨，等晚上睡着了，我把你儿子的牛给割了。”说着，跑出去喂羊了。
　　 母亲盘腿坐在炕沿上，平儿手脚麻利地收拾了好一阵，才算把家里收拾整齐。母亲说：“你先哄孩子睡吧，我要给你弟弟写信。”
　　 “我来写吧。”平儿说。
　　 “不。我自己写。”
　　 在小六惊讶的目光中，母亲在自己平时裁剪衣服的大方桌上挪出一块地方，把玻璃罩的煤油灯端过去，拿出纸和笔，然后写了起来。
　　 而此刻，小七正远在千里之外，那个叫额济纳旗的地方，在连队食堂的操作间里面揉面。站在一旁操着一口徐州普通话的班长说：“我说七，面要趁劲揉，不能团。要用手掌向前向下用力……”话还没有说完，小七毫无症兆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接着又是连续几个。班长说:“七呀，我说你个熊兵，干炊事员最要紧的是讲究卫生。”说着，自己挽起袖子把小七拨拉开，自己揉起面来。
　　 四十年后，小七和班长相聚，说起当初的事儿，依旧精神焕发但已秃顶的班长笑迷迷说：你个熊兵。
　　
　　 二
　　 冬日乡村的夜晚是寂静的。偶然响起的鞭炮声，惹得大大小小的狗们一阵狂叫，中间就掺入了多嘴村妇训人骂狗的声音，而后又归入寂静。习惯了早睡早起的庄稼人，即使在这过年的时候，也早早地把一家人关在屋里，或围着火炉烧土豆，或捂在暖和的土炕上吃炒粮食，拉家常，谝闲话。只有那些当家作主且喜欢热闹的男人们，才利用过年这难得的空闲时间，玩一种叫“牛九”的纸牌，常常，一场“牛九”下来，几个人脸上都让墨汁给涂得五花八门，或者贴满了纸条。刚刚尝试到“包产到户”甜头的人们，还舍不得用钱去赌。过年的时候，个别人家也会买上两瓶白酒，来人斟上一杯，显示着自己日子的兴旺，也是对自己一年辛苦的犒劳，而聚在一起喝酒的情景那些年还不多见。
　　 母亲端坐在方桌边。后背端直，神情专注，头微微前倾，眉头微微皱着，架在鼻梁上的花镜微微向下，脸上似乎有一种圣洁的光，手里的笔不是用三个指头拈着，而是类似于毛笔的抓法。看着母亲的端坐的样子，平一时痴了。
　　 连续揉了两张纸，母亲说：“看不清。明天再说吧。把火盖好。”说着也不再理准备煮羊肉的平儿，自己上炕睡觉了。
　　 两个孙子早已睡着，老式土坯房四处透气，炉子压住火后，屋里的气温很快就降了下来，好在土炕很热，所以不是很冷，只是露在外面的脸上有丝丝凉气。平儿也睡了，黑暗中，母女两个拉着家常：
　　 “妈，今年的地怎么种呢。”平儿说。
　　 “还能怎么种。掏钱雇人种。”
　　 “要不直接租给别人吧，你跟我去。”平儿侧身看着母亲。
　　 “不去。”母亲坚决地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你还在单位借房子住呢，我去怎么住？再说，你弟弟要是今年考不上军校，怕是就该回来了。我一走，这个家就没有了，我得为他守着。”
　　 “可你也干不动了呀。”
　　 “丫头，人活一辈子呀，不容易。我干不动了，能看着，守到哪一天算哪一天吧。从老家出来，四十多年了，什么样的路我没有走过，什么样的苦我没有吃过，什么样的事没有经过。活人不易，最终都得有个自己的窝才行。你看看这个屋，还是生你弟弟头一年盖的，自从盖了这个屋，我们的根就扎在这里了。要是你弟弟回来，连这个屋都没有了，那可怎么办呀？”
　　 “可你也干不动了，吃水还要别人挑呢。几十亩地，你怎么种？再说，你一个人在这里，我们平时也看不见，有个头痛脑热也不方便是不是？”
　　 “你大姐也说了，不让我种。可你们的家是你们自己的呀，我走了，这个家就没有了，你弟弟怎么办？”
　　 两人都无语了，许久，平儿发出一声轻轻的压抑的叹息，而母亲却咬着牙，紧紧地握着胸口。屋外，寒风已起，掠过屋顶时，发出“呼呼”的声响。
　　
　　 三
　　 母亲没有睡着。
　　 自从父亲去世，母亲已习惯在黑暗的晚上，孤自一人静静地想心事。对于这个经历过生死的老人，没有什么想不明白的事情，可自己想明白的事情不见得别人也和自己想的一样。六年前小七她爹去世到现在，家里发生了多少事情？有些事不是自己能掌控的，比如和大儿子分家，树大分杈，儿大分家是哪个家庭也免不了的事情，大儿子要分，是拦不住的。小儿子要当兵，又是不能拦的事。可有些事情，还要自己做主，比如这种地。虽说自己种这几十亩地不是很容易，年轻时为了生计，寒冬腊月在冰水中洗衣服落下的关节炎，阴天下雨，浑身的骨节都痛；几十年间白天晚上的伏在缝纫机上干活，眼睛早有了白内障，眼球上一层白雾，大白天对面看人也就是个影影绰绰的。特别是去年以来，总是头晕，总是觉得肚子胸腹里面胀胀的，浑身都不得劲，有时候还痛得直不起腰来，可她从来不在儿女们面前说自己不舒服。自己干不动，可以请别人干，种地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给还没有成家的小儿子留个念想，让他知道，自己还好，放心在部队。这是自己作为父母必须的责任，孩子一天不成家，这个责任就卸不下来。
　　 可姑娘们就是不理解自己的想法。除了二女儿秀，其它四个姑娘和大儿子都在城里工作，虽说条件都一般，可也不差自己一口饭吃。从小七当兵后，姑娘们就不让母亲种了，大儿子自从分家后就很少管自己的事情，自己也不愿意让他管。姑娘们有姑娘们的理由，要是母亲种地，她们每年都要回来好几次，春种秋收，逢年过节少一次也不行。别的不说，只是来来回回耽误的时间就是很费神的事情。虽说不过几十公里，可从市里到县城，中途换乘不说，还要走上十几里的土路才能到家，乡里不通班车，一个来回就要折腾几天。包产到户第一年秋天，几个姑娘全家都回来帮着收割，三十亩地，女儿女婿用镰刀割了一个星期。前前后后全家人待了十几天。大姑娘琴说：“我们这些人请事假扣的工资，都够雇人割这些地了。”
　　 “以后还得练练割麦子，要不干上几天连腿都不是自己的。”三女婿说。那些日子，这些已十几年不干农活的人，每天都拿着镰刀，蹲在麦田中，挥汗如雨。
　　 母亲说：“明年我自己割。”其实，母亲也是看着孩子们辛苦。后来，农用机具多了起来，每个村那些地多的人，都买了播种机、收割机，于是母亲早早的雇好人，母亲的田地中就少了孩子们的身影。可孩子们总是放心不下，都知道刚强了一辈子的娘，不到实在干不动的那天，是不会放下自己的责任的。去年夏天浇水时，母亲一脚踩空，摔到水沟中，刚好又是淤泥坑，竟然越陷越深，要不是过来帮忙的大孙子看见，可能就溺死在水中。七月十五姑娘们回来上坟，秀说：娘差点淹死在沟里。姑娘们就越发反对她种地。可母亲对所有的劝阻都无动于衷。置之不理，甚至不惜和她们吵架。每次的结果都是母亲胜利，子女们都是屈从母亲的意见。无奈，子女们就用其它的方式来抗议。比如这个年，本来说好要回来一起过的，可几个孩子都以各种理由没有回来，末了，只有平儿自己回来。
　　 母亲只所以要自己写信，就是想告诉小七自己很好。年前去姑娘家转了一圈，本来打算是要点钱，回来买肥料籽种，准备种地的。可姑娘们众口一词的说要是母亲坚持自己种地，就写信告诉小七，让小七回来。
　　 这是她的软肋。小七当兵时，家里就剩下母亲和小七，平也在头一年结婚。小七高中毕业那一年，家里发生了好多事，先是父亲去世，又是大儿子吵着分家。参加完高考，小七就回到村里跟着其它人下地干活了，一向乐观的小七变得很是沉闷，除了干活睡觉，就是呆坐着发呆。为此，母亲去找琴，想给小七找个外面的活，琴说：让补习。考学是现在唯一的出路，他学习又不差。好说歹说，小七去补习了。可在快要考试的时候又跑回来了，怎么也不再去补习，全家人都劝，可都说不通这个倔驴。小七说：我就在农村陪你种地吧。其实，小七是怕母亲一个人在乡下孤寂。种了两年地，小七终于说想去当兵。母亲痛快地说：你放心去，家里有我。母亲的想法简单而明确，孩子想自己奔前程，这是好事。只要是走正道，自己坚决支持。而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照顾好自己，不让孩子们分心。可眼下，姑娘们竟然要拿种地要挟自己，这是坚决不行的。所以，她要自己写信，告诉小七，自己很好，让他安心在部队。
　　 小七的心思母亲也明白，就是放心不下自己。这个孩子自从父亲去世后，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一夜之间长大了，总是满腹的心事。后来母亲去问老师，才知道小七预考是全校第五名，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参加正式考试，母亲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找过老师的事情，母亲怕伤儿子的心。后来要去当兵，也是自己和姐姐们说好才告诉母亲的，走的那年秋天还把姐姐们都叫来说：“拜托你们先照顾母亲三年，我当兵后，如果有个前程，就把母亲接走；如果复员回来，我种我的地，母亲我养活。地就不种了，母亲愿意去谁家，就在你们谁家待着。”小七当兵走的那天，母亲怕小七看见自己流泪，在炕上躺着没有起来。后来，村上去送的人说，小七在村头给父亲坟的方向磕了三个头，又给家的方向磕了三个头，流着眼泪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