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门，我被各种各样的方言包围着。有尾音拖着“朗哉”的本地方言，有夹生半熟的当地土话，有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也有字正腔圆的北方话。耳朵里一会儿是江南，一会儿是西北，我在他们的语言里进进出出。于是，我想到了自己一直在别人的语言里流浪，如同我在公园里碰到的那只小狗。
　　 一只小狗走过来，抬起头看看我。我也看看它。小狗一身卷毛，上面沾满了尘泥，一对长耳朵耷拉着，大眼睛鼓鼓的，露出一嘴的尖牙。小狗悄悄在我木凳边坐下，转过头来又看了我一眼。我也看了它一眼。它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嘴巴。我注意到它的肚子瘪瘪的，不知道它饿了多少天。可惜我身边没有食物。
　　 我没养过狗，也不知道狗的品种与价格。不过，城里的狗不能与村里的狗相比。它们享受着主人的宠爱，得到的关爱有时胜过人。主人一天要给它洗两次澡，吃的虽说是狗食，但严格按照营养食谱。它们有一个好听的名字，会有自己的衣服，还会有自己的洗漱用具。城里的狗不是用来看家的，而是寄托主人的情感。主人的孤单转移到狗的身上，悉心照料，不计成本地投入爱，只为了狗能与自己陪伴，驱逐内心的寂寞。狗的乖巧令主人不惜赞美之词。仿佛自己的狗是了不起的狗。一位老人自己走路七冲八拐，但怀里抱着一只狗，脸上专注而宁静的神情，让人怀疑他抱的不是狗，而是一部《圣经》。更有甚者，与狗穿亲子装。狗穿一条花背心，自己身上也是同一款的花背心。农村骂儿子“狗东西”，城里人对着狗喊“儿子”。
　　 同样是狗，狗长在不同的环境，它的生活也就不一样。农村的狗就一个职责，看家护院。一见陌生人，狗吠不已。直到主人的呵斥声响起，狗才会悻悻放你过去，似乎给了你一个豁免权。每到夜晚，村庄里响起一片狗吠声，此起彼伏。狗与狗之间是有交流的，用吠声证明自己的忠诚，用叫声提醒别的狗。每去老家，最烦的是狗的叫声，月色缥缈的夜晚，紧一阵密一阵的狗吠似乎把村庄都要浮起来。烦过后也感到从未有过的踏实，那就是每一个人的夜晚被牢牢拴在村庄里。
　　 城市里养的狗很安静，睁着一双无辜的眼睛，在居室里吃喝拉撒。不管主人用什么语言，它似乎都不需要翻译。我认识的一位画家朋友，养了一条狗，取名宝宝。他每天带在身旁，作画时狗趴在他脚边，外出时狗比他先坐到汽车里。我用普通话叫它宝宝，它转过头来望着你。我用家乡的土话喊它宝宝，它一摇一晃朝我走过来。我甚至用baby唤它，它也甩甩尾巴。画家非常得意它的聪明。每天除了画画，就是精心伺候狗。后来，这条狗出门时遇上车祸，那天他正好让他夫人带着。狗死了，画家朋友大哭三场。他坦言，他父母去世他也没有这么哭过。后来，他又养了一条狗，取名还是宝宝。这次我没有喊它宝宝。
　　 我起身离开公园时，流浪狗居然跟在我身后。我突然变得很局促。我没有东西喂它。我狠狠心，加快脚步走了。狗没有追上来。我回过头去，狗还站在原地，垂着尾巴，身上披着阳光，专注地望着我的背影。我心里有了难过。最终忍住不去看它。假如这只狗在村里，也许境遇就不会这样了。当然，我在村里从来不敢在狗面前奔跑。
　　 县城里居住了十多年，我调换了四个单位。其中一个单位是在乡政府。有群众来找我办事，虽然方言痕迹很重，但没有语言上的障碍。我还时不时学他们的话，引起他们哈哈大笑，认为很别扭。我在乡政府工作了六年，令人自豪的是下村时别人都以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但到了县城，我又恢复了原来的口音。
　　 在乡下工作期间我习惯了低头走路。不能在农民面前高昂着头走路。这是我去乡政府任职时一位老领导叮嘱我的。我果真做到了。
　　 低头很容易，哪怕你没有谦卑的意思。低头走路，低头干活儿，低着头什么事都会干，而且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低头的时候表情与心思允许隐藏，而且躲开别人的视线，不必顾忌做对还是做错。而仰望不行，它需要的东西很多。需要勇气，那是另一种姿势和表情，目光脱离尘埃，让内心飞翔。大家都习惯了奔跑，低着头，几乎用贴着地面的目光奔走在你来我往，且没有一个人认识你我的路上。仰望得停下来，挺直了腰板，向上，望得远远的。视野里宽阔的，没有杂质。一边仰望一边走，鸟在天上，我们注定要仰望它们。
　　 我走过一棵树，看到地上有一摊鸟粪，围着树根。再过去，地上也有一摊鸟粪，花白色的，有疏有密，似乎涂上去的。我抬头仰望。脖子上咔嚓一声，那是颈椎发出的。我不由低了低下巴。树底的鸟粪，是鸟停留的痕迹。我眯缝着眼睛仰望。我希望能用这样一种姿态，表示自己对树上鸟的敬重。风一吹，树枝间跳过一道绿色的波纹。鸟在树间，大概也是这般跳跃着，划出一层层的绿波吧。
　　 我的老家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村庄，每户人家的屋前屋后都会种植几棵树。这也是一种习惯。树一轮轮长大，我们一岁岁添上去。一棵茂密的树引来鸟，叽叽喳喳，从早到晚。白天的鸟从不休息，叫着飞，飞着叫，停下来也在叫。它们比我们村庄里的人还热闹。到了夜晚，它们集中到竹林里，夜色一来，村庄才安静下来。麻雀是最寻常的。停在电线杆上，东张西望。如果上天允许动物飞禽有表情，那么东张西望就是鸟的表情。站在黑色的电线上，像一个个标点符号。经过断句，村庄确实生动多了。
　　 我看到过麻雀在公园草坪上蹦跳。麻雀走的样子没有改变。麻雀是一种很会生气的鸟。捉来后，麻雀很少能过一个晚上。笼子里的麻雀不吵也不闹，甚至叫声都没有了。它在小小的空间里意欲飞翔，翅膀总被结实的竹笼打回去。麻雀不停地飞，不停地碰撞。黑夜里，我们睡下了，它还在努力，啪啪的声音像我们用扇子拍打双腿。第二天，我们醒来，麻雀仰面躺着，两只爪子僵硬地搁在肚子上，而翅膀半开半合，在腹部两侧垂下来。麻雀是气死的。
　　 一位三轮车夫从我身边过去，又掉转头来，好奇地问我在看什么。他一边问，一边也昂起了头。他用的是本地方言，而且滴水不漏。我说，我在看鸟。他左右摇晃了一下脑袋，以保证视线能穿过树的枝枝杈杈，确认鸟站在树上的某个部位。他又问我，你看到了吗？我说，没有，但我看到地上有一摊鸟粪，鸟应该在上面。他嘻嘻一笑，说，这街上的树底下都有鸟粪，可怎么就是看不到一只鸟呢？我没有接上他的话，事实上我也接不上。他再次嘻嘻一笑，缩回脖子，走了。
　　 我的目光从树上移了下来，只看到他的一个微偻的身影。他弓着背，身子离开座位，像悬浮一般，以保证身上的力气往脚下沉，用力一蹬，三轮车转动起来。踩三轮车的人绝大多数是外地人。一张暂住证，确认了他们的身份。接下来，他们一边找生计，一边努力学县城方言。有了本地方言，让他们获得一个良民的证据，同样的价钱，乘客就会信任本地方言。我坐三轮车时，也希望车夫是本地人，跟他说一个地方，他马上知道。如果是外地人，你还得给他指路，价格也要提前讲好，以免他到时候乱喊价。我用方言，对方却是一口北方话。于是，我调整自己的语言，像翻译一样重新再讲一遍。有时我用普通话，对方却是一口本地方言，在一来一去的对话里，我越来越没有底气，他成了这个城市里的人，而自己则是外来人员。他对县城的里弄小巷比我还熟悉，嘴里的县城方言比我还地道。
　　 后来我凭气味。身上有一股刺鼻的味，一开口，满嘴巴的大葱、大蒜，肯定是外地人。有脚气、浊气，只会坐在车上问你要不要坐三轮车的是本地人。一个人的生相与气味如此接近。我想，只有讨生活的人才会具备这个要素。
　　 望着身边涌动的人流，我猜想这里面有多少人才是真正的“留鸟”，而多少人则是“候鸟”。城里的鸟，没有户口，不需要暂住证，也没有人来突击检查，但它们却不知道去哪儿了。地上的那摊鸟粪，证明树上确实有鸟。只是城市的上空怎么没有它们的身影。地上的鸟粪提醒我，它们晚上才回到树上。那么白天它们在哪儿呢？
　　 一只只鸟关在竹笼里，有人提着在树下溜达，有人把笼挂在树上，也有人吊在窗下。鸟在里面叽叽喳喳，整天雀跃。没有人懂它们的叫声里包含着什么。养鸟的人却心满意足地读到那是鸟动听的叫声。他们精心伺候着里面的鸟，什么时候添水，什么喂食，有着一套科学的养鸟经。那些鸟当然不是麻雀，也不是燕子。它们往往有好听的名字。因为好听、好看，所以人愿意精心伺候它们。
　　 村庄有打鸟的，但鸟从没有畏惧过人，飞到院子里跟鸡争食，站在屋脊上冲着你叽叽喳喳。城里没有人捕鸟，而鸟看见人惊慌失措。从不上高枝，专门挑那些矮小的灌木丛钻。是否那些茂密的灌木可以给它们一份安全，抑或是假想成鸟的双翅，宿久了，身上长出一对巨翅膀，飞上三千尺，把城市驮得远远的，高高的？
　　 城市里的树很密集，隔几步就是一棵。绿化率的指标，给树的成活套上了金指环。一棵棵的树，集体种植，集中成长。它们给每一个人带来绿荫。城里的树没有户口，不属于某个人。有人说移了，树就一批批拔起。有人说砍了，树便一棵棵倒下。过往的行人不会有人提出异议。树虽然跟自己生活了那么久，却始终没有得到确认。一旦树长得不是地方，树的命运就会被改变。上天没有给树语言的权利，树只有默默地存活下去，才能证明自己的意志。城市在一圈圈地往外扩展，规划一年年地调整。树跟着纸上的一个个符号迁移，从这儿移到那儿，又从那儿移到这儿。存活了，是树的福气。枯萎了，那是树的造化不行。还没有人替一棵枯死的树承担什么责任。人在树面前的意志是任意的。
　　 我在楼下的草坪里种了一棵香椿树。下面埋着我儿子出生时的胎盘。儿子十岁了，树龄也有十年了。每年的春天它发出一枝枝的香椿芽，红褐色的，摘下来用热水一焯，洒上盐，是一盘美味的菜。摘过后的地方过段时间又会抽出芽，但这次抽出来的芽不如上一次嫩，微微有些发红，而且有些儿瘦，味道不如头椿来得鲜美。一般很少摘到第三次，这时候的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芽，而是叶子。它的叶子并不密集，但长得很匀称，一枝长出去，便有一枝的叶子紧紧相随。有一天，我发现这棵香椿树被人砍过了，只留下光秃秃的一个脑袋，旁边的枝枝桠桠不见了，模样令人怜悯。这是我们家的树，但我们没有能力保护一棵树，因为它长得不是地方。前几年它还没惹人注意，这次它进入了视线。县城在创建文明城市，每天有社区的人来检查楼道卫生。三楼的阿姨气不过社区工作人员几次三番对她门前的检查，用胖手指一指，说，那棵树影响我家的阳光了，你们管不管。社区工作人员态度诚恳，下午就派人来把树枝砍了。我家的树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平衡了情绪。与其他的树相比，我家的树还算幸运，它至少还没有被移死，没有砍死，那枝枝桠桠还可以长出来。也许长得慢，但它总可以活下来。
　　 这个小县城有着悠久的历史，秦时置县，如今在这儿找不到一棵一百年以上的树。曾有一棵150年的广玉兰，长在一栋欧式的小洋楼边上。后来街道拓宽，楼拆了，树被移到边上。树经过努力，存活了下来，继续开出洁白的花。五年后，街道又拓宽，广玉兰再次阻挡了道路施工。广玉兰再次移植。这次被移到了河姆渡博物馆广场上。我去看过，树活了下来，但似乎大病刚过，叶子耷拉着，树色呈枯状，很蔫，打不起精神。有人告诉我，这棵树曾打过葡萄糖针。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给树打针的，但树肯定差点儿过去了，这是真的。那么热的天，把它的根从泥里拔出来，用卡车装过去，再种到它不熟悉的泥土里，能不病吗？树是有记忆的，那些年轮是它最好的证明。我们欺负树是植物，什么都不懂，肆意地改变它的生长。树用自己的不自由证明人类同样不自由。人们在一棵慢慢枯萎过去的树前体面无存。那些枯死的树像一只拳头，伸在那儿，狠狠抽打着每一个看到过它的人。
　　 有一次下班，经过小区门前的公园时，发现靠河的两株夹竹桃树被砍了，只留下两个树根，像两只残掌。这两株夹竹桃少说也有十多年了，每年开出漂亮的花朵，一株是粉色的，另一株是白色的，为公园增添一份妩媚。习惯了它们每天的美丽，突然看到它们的残缺，心里涌起痛意。我环顾四周，没发现有什么施工痕迹。不知道它们得罪了什么。但愿，但愿明年的春天，它们的残掌上会引来小鸟。我用这样的憧憬弥补眼前的残缺。
　　 在一个清晨，我又做梦了。梦见树跟着鸟跑了，我被耳朵里的北方话、病人的方言推着走。然后，我陷入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它们追逐我，我的身上发出一阵阵令人作呕的气味。我看见了我影子的表情：惊魂不定。我喊叫着，但我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我的嘴唇没有动，而影子上的嘴巴一次又一次地张开。我醒来后，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我需要这样的时刻。许久，我确认自己已经醒来。因为，窗外，传来鸟的叫声。是的，它们就在我窗外，我在它们的叫声里。它们的叫声一点点照亮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