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这一繁荣兴盛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堪称社会历史发展中科技神器的媒体形式，曾历经数十载沧桑岁月，陪伴着好几代的炎黄子孙，度过了令人难以忘怀的金色童年和芳华人生。如今，广播时代虽然早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只要有谁一提到那时的广播，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普罗大众，依然能够从心底里，由衷地唤起许多美好而甜蜜的记忆。
　　 那时候，无论是大中小城市，还是类似于我家乡那样的、地处陕北深山老林中的广大农村，对于家国社会、风云天下等外面世界的各种信息来源，全都依靠有线广播的传播。因为当时的社会还很落后，再也没有比广播更为先进的传播新闻的工具了。就以我们庄里来说，当时有大约一千人口，二百多户人家，还没有一家有一台收音机。所以，当时几乎村村都架设有高音喇叭，户户安装了有线广播。每个公社还都设立有广播放大站，以确保属地群众及时正常地收听广播。因此，每天的早、中、晚，一个个荒僻的村庄，便像那大城市一样，角落旮旯，都会响着广播的声音。通过广播，作为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村社员，及时了解掌握了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许多信息的同时，也愉快地享受到了一些文明而精彩的文化生活。
　　 印象中，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主席发表的关于“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题词精神，我们公社在1969年的年关前，便将广播主线拉到了我们庄里的中心地带。而后，次年还没出正月，公社干部就急匆匆赶到我们庄里来，在大队革委会领导的尽力配合下，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动员大家积极接线入户，安装广播。
　　 当时，社员们十分高兴，觉得自己家里也能拥有一个会说话、会唱歌的洋玩意了。可是，当听得大队领导宣布说，凡是安装广播的户户，所需广播和广播线都得由用户自己承担时，一下子，大家就灰心丧气起来。因为大家心里最清楚，自己那地处大山深沟的家乡完全不像城市，穷困不说，住得还相当分散，这座山上住几家，那道沟里住几家，根本无法一线贯通地解决广播线入户的问题。还有，谁家要是安装广播，首先就得买一个售价五块钱的广播匣子。再加上要买几十米甚至几百米的广播线，那得多少钱？当时全庄八个生产小队的好劳力，辛辛苦苦劳动一整天，才挣得一个记满分十分的工分，到年底每个工才能分红毛二八分钱，谁还能有那闲钱来享受广播这洋玩意带来的美好呢？
　　 再则，社员们的认识虽然都很到位，也都很想接线入户，收听那外面的精彩信息。但年前年后，大家就听邻村的社员说，他们村入户的广播线，都是公家免费提供的，所以大家心里就产生了许多的疑惑和不解，不知同一辖区，为啥会出现如此不同的情况？可谁也又不敢向大队和公社的领导们说道这事，都害怕引火烧身。所以，社员们也就只好就那样将所有的疑惑和不解，全窝在自己的心里了。
　　 可安装广播是上面下达的一项貌似自愿而并非自愿的政治任务，明摆着将近上千人的一个大庄子，谁家也不安，那怎么没能行呢？因此，随后在上面的一再督促、鼓励、宣传动员之下，庄里一些光景看上去还算凑合的人家，不得不咬紧牙关，想方设法，陆陆续续地将广播安上了。
　　 我家那时候的日子，过得十分的窘迫。我们兄弟姐妹六七个，几个稍大一点的也还在上学，家里的生活重担全靠拦羊的父亲一人承担，常常一年到头，在生产队里决算分红的时候，不但分不来一分钱不说，还要倒欠生产队里的钱。所以，一家人每天呑糠咽菜，哪儿还顾得上享受什么精彩，安装聆听广播呢？可我们弟兄却实在是太向往外面的神秘世界，太喜欢歌里咏唱的那种精彩纷呈的幸福生活，太想也太渴望听到那广播的美妙声音了。
　　 因此，在那年大地解冻之后，为了家里能拥有一个广播，每天能听得上广播的声音，已上了初一的哥哥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即在每天下午放学后，他带着我和三弟，到山上去刨甘草秧和野扁豆的草根。哥哥对我和三弟说，这些都是药材，公家的供销社在收购这些东西。只要咱们咬住牙，好好刨，一定能弄来五块钱的。到时候，家里自然就能安上广播了。
　　 我们弟兄忍饥受饿，千辛万苦，齐心协力地历经数十天，终于靠卖药材积攒得五块钱。当我们欢天喜地的从集镇上买回一个喇叭碗儿似的广播后，恍然间，才发现一个更大的、无法逾越的坎儿，就那么无情地横在我们眼前。真的是“买得起骡子备不起鞍”。有广播没线啊！这可怎么办呢？
　　 人常说，年少无知。这话一点不假。之前，我们憨头憨脑，好像谁也没想过这个明摆着的问题。我们满脑子只顾想有没有广播，如何才能买来一个广播的问题。可是，如今，广播有了……而我家住在半山腰上，公家送进当庄的广播线接头，在离我家二百米的底沟滩。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得有一根足够二百米长的广播线，才能解决听广播的具体困难。但无论如何，买是绝对没法儿买得起了。
　　 后来，还是哥哥见识多，眼界开，他对我和三弟说，甭急，跟我走，有办法了。我问，什么办法？哥哥说，到地方你就明白了。于是，我就和三弟跟着哥哥，来到了我们庄后川里的国营煤矿。
　　 国营煤矿的机房外，丢弃着一轱辘一轱辘曾经深入井底往上绞煤而用废的钢丝缆绳。哥哥指着那些钢丝缆绳说，就这。我们抽出上面的细钢丝来，就可以代替广播线了。我和三弟一听，便嚷嚷着说，就这破玩意啊？都是人家用废的，它能传来声音吗？哥哥却说，甭瞎说了，估计行。弄吧。
　　 于是，就那样，我们费尽周折，在都把双手弄得一道道伤痕和斑斑血迹之后，总算搞回了好多废弃的细钢丝。
　　 然后，我们就往一块接钢丝。因为钢丝太硬，又都已废旧，使用过性，在缆绳上往下抽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断成了一节一节的，很难接在一块。所以，我们手忙脚乱地，在灶火中将一截截的钢丝头烧红，再用母亲做针线纳鞋底时使用的针钳，极其小心地拧紧，接好。那时候家里根本就没有什么老虎钳子，只能使用母亲做针线活的针钳了。待做好了所有的前期工作后，我们就拿着接好了的一圈圈钢丝，扛着早已就准备好的支撑广播线的椽棍，兴冲冲地去架设广播线，准备安装广播。
　　 安装好广播的那天后晌，左邻右舍的几个老婆老汉和碎脑娃娃们，都到我家猎奇来了。大家或呆在我们家里，或守在院子里，陪伴着我们弟兄，不安地等待着那广播能够快点响起来。而我们弟兄更是十分焦虑，唯恐那钢丝不行，无法传递声音，不能让广播响起来。当时谁家也没钟表，又都不知广播具体在什么时候响，所以大家只能时不时地抬头看看天色，在焦急而耐心地等待着。
　　 忽然，广播“哇——”的一声，带着很大的噪音，唱起了歌。
　　 大家太熟悉那歌儿了，老的少的一听开头，就都说是《东方红》。于是，大家好一阵激动，你一言，我一语的，都说那广播太日怪，太惊奇了，简直是个神器。是呀，就那么一个碗碗一般的东西，接了一根细细的钢丝，怎么就好像有人在里面又说又唱呢？大家都没经没见的，又都没文化，谁也无法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只顾在感叹中，听那广播上说一会，唱一会。
　　 正在大家听得入迷的时候，耳背的邻家张婶却猛地又说，中央人民怎么了？俺怎才听广播里说，中央人民管不了电台？大家被她说得目瞪口呆的，全愣住了。但片刻之后，一个个就都笑得前仰后合的，喘不上气来。真是“哑巴吃菜瓜，聋子听怪话”啊。于是在嬉笑声中，大家就抢着对张婶说，人家广播上说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就这样，那晚上在我家昏暗的煤油灯光下，大家听着广播，有说有笑，直到广播结束后，才开开心心，各回各家了。
　　 自此，每天一到傍晚，我家便常有来听广播的男女老幼。我们弟兄也就守在家里听广播，再也不跑出去，和左邻右舍的孩子们，吵吵闹闹，调皮地玩那跳圈、打碗儿、铲棒儿、打老爷、藏猫猫、狼吃猪娃等游戏。
　　 为了爱护广播，免得广播多遭烟熏气打，我还煞费苦心地，给广播做了一个很精致的小木箱。正面也没像大众化的那样，搞那么一个流行的五角形，而是紧扣时代主题，镂空做了“风雷”两个草体字，并以红黄为主的广告色，描绘的十分漂亮。当时我虽只是十一二岁，但邻里有一木匠，我经常跑去看他做木活，并时常向他求教一些不懂的问题，所以什么小板凳、小炕桌、小箱箱之类的家用物件，我都已经能做得有模有样，很受街邻称赞。几年前在老家的仓窑里，我见当年我做得那个广播箱依然还在，于是，一时间还唤起过我许多的回忆。
　　 广播噪音大的问题，严重影响收听效果，一直令我们弟兄很不如意，很懊恼沮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由于那废钢丝导电作用差而造成的，但又有什么办法能解决了这个问题呢？
　　 再则，我家的广播除噪音大之外，还存在一个音量低的问题。后来，有人就告诉我们说，要经常给地线浇水。或许，现在的孩子们，不理解听个广播怎么还又要地线，又要浇水什么的。是的，当时就是这种情况。那广播上共有两个接线端，一个可看作为天线，是供电台声音传输导入线的接头；一个就是被称为地线的，要另接上一根铁丝，埋进地里。据说，地干了声音就小，地保持湿润声音才能够大。我们按照这一说法，几乎每天都在地线上浇水，但广播的声音小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更为令人沮丧的是，每有大风刮起，我们那由废钢丝代替的广播线，就会被“日——日——”狂叫的风声淹没，这儿或那儿，也可能被无情吹断。所以我们常常不得不冒着呼啸的大风，坡里一阵，沟底一阵，上蹿下跳，费很大的劲儿，重新接好断开的线头，才能够保证继续收听广播。
　　 这些令人无比懊恼的问题，直到半年之后，大队为了大半个庄子的低沟里和东山上的大多数社员，都能够听得上广播里的声音，将一个高音喇叭安到了地处西山的半山腰，就在我家院前弦窑脑畔上后，才得以全部彻底解决。因为我们借了大队的东风，将家里的广播线，接到那正儿八经的高音喇叭线上了。
　　 从此，清亮而丰富多采的广播声，便陪伴我们走过了一年又一年。
　　 记得那时的广播一天三响。第一次是早晨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广播就响了，母亲和父亲就吆喝着叫我们起来，去上学。第二次是中午社员们收工，也是学生娃娃们早上放学的时间。第三次就是晚上，一直响到人们睡觉。每次响起，开头播得都是《东方红》，结束时播得都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每次早上播音开始，播音员就会说，子洲县（我们属于子洲县辖区）广播站，第一次播音现在开始。每次早上播音结束，播音员则会说，子洲县广播站，第一次播音现在结束。以此类推，每日如此，中午、晚上换一下播音次第便是。
　　 那时候，媒体只有报纸和广播。而在山乡圪崂的广大社员们的心目中，广播远比报纸要有影响力，因为广播天天播，报纸却好些天才能来一次，刊登的内容还又在广播上早就播过了。再则，报纸只有大队和学校才订着，是专供领导和老师们看的，大多数社员基本上是看不上。所以，广播在拉近了偏僻农村与城市的距离的同时，也拉近了与各行各业甚至是中央和世界的距离。所以，连我拦羊的父亲，也能知道国家领导人有些谁，因为广播上经常播出领导人接见外宾的消息。比如，哪天毛主席会见了法国总统蓬皮杜、英国首相希思、或者美国总统尼克松啦；哪天又由周总理或者哪个副总理，接见了越南党的主席胡志明、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啦，等等，当时大家都能够说个八九不离十。
　　 因此，通过广播上的新闻报道，大家就了解掌握了国内国外的许多重要消息，于是常常在一块议论世事的时候就说，世界上还是数毛主席最伟大，最厉害。他不但打土豪，分田地，推翻了蒋家王朝，粉碎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而且还无惧牛逼哄哄的英美，公开骂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号召全国上下，反帝反修。可看看柬埔寨那个叫做西哈努克什么的国王，长年躲在咱中国，根本不管柬埔寨人民的死活，简直就是一个最大最大的大怂包。有时，说着说着，大家还在情感上很上火呢。
　　 记忆中，公社和大队的领导，也要在广播上发发声，立立威，不是为什么事公布个通知，就是为开展什么运动，要声如洪钟般的讲好长好长的话。因而，人们常常就习惯性地说，广播上说了什么；什么事是广播上说的。以此来证实事情的权威性。
　　 当时，广播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报纸和摘要节目里，播放的尽是全国各地开展批判“封、资、修”，批判“走资派”和“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有的口号铿锵有力很响亮，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什么“决不能让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等。随后，主要播放的又是各地开展“批林批孔”、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活动情况。每天晚饭后，劳累了一整天的社员们，还都要到大队会议室参加批判会。批判的内容除了上述之外，还经常把村里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等分子集中到大队会议室，逼迫他们低头弯腰，接受批判。谁不低头，就会挨揍。我伯父曾因单位奸人陷害，被误判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后平反），为此，不知被造反派拳脚相加，劈头盖耳地打过多少次。
　　 与此同时，那时全国最火不过的便是“革命样板戏”。也可以说，能登台演出的只有“革命样板戏”。于是，广播上经常播放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这八个样板戏。随后又相继播出了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杜鹃山》等。这些作品虽不在“样板戏”之列，但也被称为“样板作品”。所以，有这么多的“样板戏”和“样板作品”，广播上便一个挨一个地连着播放，每晚一场。因此每到晚上，人们就坐在炕上或蹲在地上，专心致志地听样板戏。而一些“样板戏”的唱段，甚至被大段大段的节选进了课本，让学生娃娃们认真学习背诵。我虽然不怎么喜欢听京戏，但因为广播上天天播放这个，久而久之，也就学会了一些京剧唱段。以至在我上了初中的时候，学校编排演出京剧《沙家浜》，由于我被认为嗓子好，导演老师就让我代替郭建光的扮演者，领唱了那首《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虽然唱得不怎么地道，但我的嗓音清脆激越，尽显字正腔圆，有板有眼，令师生们不停地鼓掌叫好。
　　 直至我十五六岁了的时候，在那众多的广播节目中，我依然还是最喜欢广播里那个少儿节目，以及这节目中停播了几年，又复播了的“小喇叭”。我的姐姐、哥哥和弟弟、妹妹们，也很喜欢这个少儿节目。因为我们特别爱听这节目里唱得那些深情感人的歌曲，如《让我们荡起双桨》《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什么的；也特别爱听儿童教育家“故事爷爷”“孙灭修”（孙敬修）先生和“故事阿姨”康瑛女士讲的那些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故事，如《小猫钓鱼》《东郭先生和狼》什么的。
　　 所以，每当广播里响起那熟悉的“嗒滴嗒，嗒滴嗒，嗒嘀嗒——滴——嗒——”的曲子，和那亲切的提示“小朋友，小喇叭节目开始广播啦”的时候，我们就是再忙，再顾不上，也会用心聆听里面播出的一个个感人的故事。有评论家曾指出，“小喇叭”的广播故事，有着独特的语言风格，细致、体贴、亲切、流畅，充满了对儿童的呵护和关爱之情……
　　 流年似水，往事如烟。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高新科技的迅猛发展，电视这个视听一体的，以及好些更为先进、更为奇妙的科技产品的出现与普及，很快便终结了广播的历史使命。可是，今天但凡从广播时代中走过来的人们，仍会从心灵深处，铭记着广播曾带来的温馨往事和深远影响！
　　 2018年10月25日于塞上驼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