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接触到的日本影视应该是《望乡》吧？但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印象 。后来读过一些日本小说，尤其是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几位，由于年轻时容易被所谓的奖项，也就是一些所谓的专家们的意见所左右，大多找到看过几本，但总觉得“小器”，不，应该更准确地说是女人气太浓而不太喜欢。再后来，电影喜欢看欧美，而电视连续剧要看也是韩国或者欧美，很少去看日本的，这样子对于日本的文学类艺术算是很长时间没有再看过了。这些天，或许是冬天，也或许是又一次的心理低潮期，自我感觉有些焦虑，在无所事事的恐慌中突然想到了日本电影，想找几部来看看。首先挑中的是《昭和六十四年》分为前篇、后篇的两部。
　　 昭和六十四年，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好像一直就是日本人的传统纪年法，其实要追溯源头却会到我们古人那里。日本人借用了我们古人的纪年方式，只不过他们一直在用，而我们已经把这个东西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想一想，古人二十五史里那么看重的纪年，就这么轻易地说废弃就废弃，以至于有些年轻人都不再知道我们的历史上居然也有过这种方式，文化这玩意是多么脆弱就不难想象了。那一年是1989年，那个在日本历史上经历了战胜国的辉煌到战败国的凄惶的裕仁天皇，终于走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年。而这个纪年却只有短短的七天，裕仁在那年的元月七号去世了。而随着新天皇继位，这样新的一个年号“平成”也就出现了。
　　 我不知道作者把时间点设置在这个新旧交接处有没有更深的含义，我只知道电影开始时是大雨，很阴沉的天气，很紧张的气氛。一个小姑娘在前一天被绑架了，绑匪要二千万的赎金。钱准备好了，警方也全面介入了，那个孩子的父亲带着装有两千万赎金的大箱子，在绑匪电话的指导下，从早上一直跑到晚上，从一个地方不断地跑到另一个地方。最后，在没有见到孩子的情况下，却不得不应绑匪要求把装有钱的箱子扔到黑暗中的河里。钱已经送出，孩子能平安当然是父母最后的希望，但扔出了箱子的父亲应该也感受到了那希望的破灭吧？拿到箱子的人被警方抓到了，但他不是罪犯，他只是看到了河水里漂浮的空箱子，顺手就打捞了起来。
　　 女孩的尸体终于在一个废弃汽车的行李箱里被发现…
　　 绑匪似乎从人间蒸发，一直没有被抓到。
　　 十四年的日子也很快过去了，曾经主管过那件绑匪案的警探，也就是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早已经从刑侦部调到了公关部，负责应对新闻媒体，相当于警方的发言人。当时的他正在经历着女儿离家出走的痛苦，而警方发言人也由于警方领导要求隐瞒了一件车祸肇事者的家庭背景而和新闻记者们发生了冲突。而在同时，他上司告诉他，昭和六十四年的那件案子需要他协助，目的是上级领导要去探望受害者家属，并向他们表达警方办事不力的歉意。他的任务是去探望受害者家属，并说服他们接受警方的拜访。他不愿意，因为现在那已经不再属于自己的工作范畴，但领导要求他去，他只好去了。自己是这个组织的一部分，只要是组织要求的就是自己该干的，不管它是不是自己的职责范围。这应该是认真做好自己的事，从而不辜负领导，而在日常中也对领导毕恭毕敬的日本人都有的心理吧？
　　 他应该是很痛苦地走进那间屋子吧？当他看到已经变得木讷的男主人以及几年前已经变成照片的女主人、女主人照片前自己以前几个同事的忏悔时，他有些惶恐。讯问了女主人的事，不知道该怎么说，但不得不告诉男主人警方的意思。但男主人拒绝了被警方接见，他已经习惯了那种生活，而不希望自己的生活再被打搅。但他有些惶恐地告别时，他告诉男主人希望他能改变主意，还说到自己会再来。
　　 也就在那几天吧，他接到一个地方警局的电话，有一名无名女尸。他和妻子一起去看了，不是自己的女儿，可他们却并不轻松：毕竟那也是人家的孩子啊。喜欢日本人这种地方的表达，非常符合人性。日本文化总是在细节方面让人感动！
　　 也在那几天，他妻子总会接到无声电话，直到那个晚上，他听到妻子再次接到那种电话。他从妻子手里抢过话筒，痛心疾首地向那个无声的电话诉说自己的不是，祈求电话那端的“女儿”能够原谅自己、能说句话……
　　 可一直沉默的电话还是断了……
　　 他应付记者们的各种责难，他也应付上司粗鲁的指责，同时，他又不得不再次去拜访受害者。只是这次，应该是在各种压力下吧，他在女主人灵堂前失声痛哭了起来。就在他由于自己突然的失态而急匆匆地告别时，一直跟随他出门的男主人突然告诉他，自己愿意接受采访，并且说到了他女儿的事，希望能得到好的结果。刚看到这个场景时，我认为是主人公感情的突然流露以及主人公家庭的悲剧打动了男主人。而在看完全剧后，我才明白，这里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伏笔，标明那个无声的电话就是这个男人打的。
　　 由于这件事，也让曾经侦办这案件的他重新回到了那件案件中，而在询问当时的当事人时，有人告诉他，在当时，她听到有个负责监听的警察曾经在房间里失声痛哭。他逐一去调查，才知道那件事之后，那个痛哭过的警察在知道孩子被杀之后，十几年从来就没再出过自己的房间；而另一个负责监听的警察在写了一份证词后辞去了工作；剩下的一个警察的日常工作就是一直紧紧地盯着那个辞职的前同事。他们是曾经负责绑匪电话监听的四人小组。他找到了他们三人当时的上司，在他的强迫下，他告诉了他真相。原来，在绑匪打来电话时，他们负责录音的设备出现了故障，没有能够录到那一段和绑匪的对话。当时的他很气愤地训斥了三个下属，并说发生这种事就该切腹自杀。但为了他们自己，他们隐藏了这次事故。
　　 在我们的文化中，出现一件严重失误就自杀，往往是不被人理解的。没有过经历的人，都会说这是小题大做。但我在现实中却看到过许多专业方面非常优秀的人，他们在即便是完全从技术角度来看也可以说不算是什么大事的时候，会由于自己的失误，不断地自责，渐渐地开始焦虑、抑郁，以至于有人不能再正常地面对工作，而有些人甚至选择了轻生。初开始，我不理解，真如年轻时看伍尔夫的小说，只知道介绍的人一遍遍地强调说她是意识流的代表性作者或者之一，而当时正是意识流刚刚在国内流行的时候，所以选择了读她。但读不懂，太琐碎，根本就想不明白她的人物怎么会那样，看着墙上的一个“斑点”会产生那么多的想法，并且她的想法一直不能从那个“斑点”离开。但在经历过几次焦虑后，我明白了，什么意识流，那就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焦虑者或者抑郁症患者特有的心态。在那种心态里，她能看到、能想到的就是那个“斑点”，剩下所有的世界都不再存在了，她的生活完全和这个“斑点”联系在了一起而不能脱离。其实，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重要不重要，并不在于事情本身，只在于当事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这就如墙上的那个小斑点，正常情况下，应该很少有人会觉得它重要，但伍尔夫的人物却被它吸引住不能自拔。对于现代物理学，不是太懂，黑洞理论也就只能知道大概意思。对于我们个体的人来说，有时候在别人眼中根本不起眼的事或许就变成了我们的“黑洞”，把我们所有的快乐都吸引进去了。这也就是那些专业能力很强的人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出现了或许只有他们自己才能觉察到的错误，可他们却会不断地自责自己造成的这个错误，并且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这个错误以及它可能带来的后果，从而让这个错误成了他们精神上摆不脱的“斑点”。尽管从旁观者的角度你可以说那其实根本就不算事，但在他们的心里那却是根本不能原谅的。我也在工作中碰到过这种事，有了那种想法，所以满脑子都是那件事，结果世界离开了我，欢乐离开了我，于是我进入了焦虑状态。而根据我的经验，所有焦虑的人都是认真做事的人。伍尔夫最后自杀了，据说她把石头装满自己的衣服口袋，慢慢地走进了欧塞河。或许从她开始写小说的那一刻起，她就开始了焦虑，她也就非常形象地表达出了那种状态下人的心理，只是一群根本就不懂焦虑为何物的评论家们，为了自身的生计，才说什么意识流的外行话。但她却终于也不能挣脱那个“斑点”时，她和所有极度焦虑的人（也就是抑郁症患者）一样选择了摆脱自己。有时我想，唯美的她会不会在自沉前，一颗颗挑出自己喜欢的石头，并且分别开来装进自己不同的口袋，这才走进河里呢？
　　 电影里的警察们没有自杀，但由于自责，他们都脱离了自己本该有的生活轨道。电影到这个时候，我才突然明白，主人公的女儿为什么那么痛恨自己的父亲了。一个一直生活在自责中的父亲怎么可能给孩子以应有的帮助呢？电影很简洁地插入了一些主人公和女儿的片断，导演应该是用它们来告诉我们，这件事同样也深刻地影响了主人公的生活。当然，那三个直接关系者就更不用说了。
　　 故事接下来产生了波浪，说是上级来慰问受害者，其实是为了撤销这里的有关部门而做的舆论铺垫。所以，警局各个部门的冲突以及各部门为了维护自己的部门而做出的各种努力就逐一表现了出来。其中当然也有新闻发言部门的一个女警，为了和记者搞好关系而陪他们喝酒，这个举动让正统的主人公很生气。他亲自叫出了女警，告诉她自己不希望她那么做，要她立刻回家。女警很专业地没执行他的命令。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单位要派一批人到日本交流，其中我一个关系很不错的校友在其中。一次，我们一起出差，在火车上聊天。说到了日本，他说在日本，最让他觉得震撼的一件事是一个大雨天，在一个地方的竞选现场，或许是由于大雨，根本就没有听众，但演说者却一直在大雨里拿着高音喇叭说着自己的话，好像根本就没注意到自己一个观众也没有。我们常说做我们该做的事，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可在实际中，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个呢？
　　 就在各种矛盾集中出现时，又一件绑架案出现了。绑匪开出的条件和十四年前的案子中一样，用百货公司里最大的皮箱装满二千万日元，准备赎回被绑架的女儿。新闻部的人认为这是刑侦部为了不让撤销自己部门的编制而编造出来的案件，主人公也接受了这个观点，于是他强行介入到案件的侦破之中。同时，他妻子，以前的警察，也被要求到警局帮忙，担任便衣警察。在绑匪要求受害者的父亲去过几个地方后，曾经的主办者，电影的主人公终于听出来这个“绑匪”是那个已经辞职的前警员；而那个号称是被绑架的姑娘，也并没有被绑架，只是在一个娱乐场所被扣留，而那时已经被放了出来。但“绑匪”仍旧在指挥着受害人家属，来到了最后一站后，让他把钱扔进一所房子后面的铁皮桶里，然后用早已放在那里的汽油洒在钱上点燃…
　　 钱被点燃了，昭和六十四年事件受害者家属从房子走了出来，他看到了装扮成路人的主人公的妻子，并向她点了点头（这个细节标明，这个男人记住了他女儿被害那天，他碰到过的所有人以及他们的特征，也真是由于这个，他才能通过声音确定罪犯）就攥着拳头朝“受害人”走去。赶到现场的主人公也明白了真相，他拦住了那个男主人。而“受害者”在被警方带走前，收到了自己妻子的电话，孩子并没有被绑架。这样，他在警局否认了所有的指控，他被释放了。
　　 而在几天后，他刚刚七岁的小女儿被“绑架”，“绑匪”只是告诉他，孩子的尸体在以前的“小箱子”里。他想也没想就开车直奔那个废弃停车场，直接找到了那个和当年一模一样的汽车，用各种方式想打开紧紧锁着的行李箱…
　　 主人公出现了，“谜底”被揭开了。这个人就是当年的那个“绑匪”，他欠了一千六百万债，需要偿还，于是他绑架了那个小姑娘。但他没有遵守承诺，在收到赎金后杀害了小女孩。而他唯一留下的痕迹就是他电话中的声音，而这个声音没有被警方录制，却深深地刻在了受害者的脑中。警方放弃了，他没有放弃。十几年来他一个个拨打本地电话，要是女主人接电话，他就会挂断；一直等到男主人接电话，要不是那个声音，他就挂断。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听到了电影主人公女儿的事情。终于在十四年后，他重新听到了那个“绑匪”的声音，从而确定了以前的“绑匪”。他也知道警方应该没办法，所以他本来绷架了绑匪的小女儿，可在看到天真的小姑娘时，他意识到了那是一种罪恶，于是他痛哭着把小姑娘送回了家，并不停地向她道歉，为自己意识中的“犯罪行为”而道歉。但身为警察的主人公却不愿意放弃，于是他设了一个局。罪犯被抓到了，他也由于自己是警察却“设局”而被解职。
　　 多年前，看过《菊花和刀》，“导言”无知又肉麻地吹捧它是读懂日本文化的最好的书，我看过却没有太深的影响。尽管作者有一半日本血统，并且在日本生活过好多年，但在我看来，它只不过是众多书籍中的一本，并没有太值得注意的地方。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以及其它的文化不一样，这是很明显的。他们专注或者用一个更好的词：专业；他们对待事情很专业，很尽心。这种特质在我们的文化中称之为“忠”。他们强调这个“忠”，所以努力做好自己的事。他们忠于事，也就不得不忠于上级或者领导，忠于那些特别优秀的做事者，并且这种“忠”不带任何条件。所以日本人只崇拜胜利者（崇拜那些能做成事，尤其是能把事情做到极致的人），而看不起失败者。这种品质一般情况下，当然是好事；可要是在战争里，这就会给对方造成极大的伤害。这从“倭寇”到“日本鬼子”给我们民族造成的伤害都能够得到证明。一般我们都说无论哪国，劳动人民是善良的，绝大多数普通人是无辜的，但就是这些善良的、无辜的日本人，在战争中却由于他们民族文化的原因会变成人见人怕的杀人狂魔。这就是他们文化中“忠”的弊端。我们的文化也强调“忠”，但我们的“忠”是有前提的：你要忠的事是不是正义的，要是正义的就“忠”，要是非正义就不该“忠”。而在用于人时，那个被“忠者”必须值得“忠”。产生这种不同的原因是由于我们的文化基因是“易”。而对于领导，我们的孔夫子更是强调“君子不器”，这种思维方式尽管日本人把《论语》列为必背古籍，但他们却根本不能理解，他们背的是他们自己理解的《论语》。我看好多日本学者解读中国古籍的文章，他们在细节方面、技术方面确实很认真，很专业，但在精髓处，他们却没有办法理解。我们的文化强调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易”是唯一不“易”的。这句话本身要是不解释，对于一般人来说就很难理解。因为同样的“易”，它们的意思是不一样的。这句话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表达是说：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称为没有变化的准则的就是变化。所以好多汉学家，他们写漂亮的汉语，说很标准的普通话，但在我们民族文化最精妙的地方，他们都隔。而由于“易”是唯一不“易”的，结果就变得难以把握，于是也就产生马马虎虎、不愿意承担责任等等等等，无论花上多少时间，用什么样的方式也说不完的弊端。并且无论是儒家、道教、佛教以及其它别的任何一种宗教，我们都可以相信，当然这也就表示我们也可以都不相信。这也就使一大批洋奴或者西崽们，一直以来不断地批判说我们的文化由于没有宗教感，从而就变得没有了底线。常听人说“无知者无畏”，这些人由于不知道西方的十字军东征、中世纪宗教统治、新旧教斗争以及伊斯兰教南进等等有关宗教的历史，所以他们信口开河。有没有底线和有没有宗教感根本就是两回事，但一个跪在别人祖先的枯骨前的奴才又怎么可能知道这个道理呢？当然就更不要奢望这群货色能搞清楚自己祖先的东西了。任何团体，只要它有标准就会有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人存在，这样就会必然产生自己人和其他人。宗教当然也不例外，把异己称为恶魔，就把他们列入了罪不可赦、可以随意处置的地步。这道理其实很简单，也其实是我们民族最基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文化强调事物是阴阳对立的，也就是说任何事物有好的一面就一定有坏的一面；双鱼图告诉我们事物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任何时候当看上去阳光灿烂时，暴风雨也就已经在酝酿了。推广开来，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所有人类的文化特质都有弊端，而一大群学者们号称的所谓普世的民主、平等之类的玩意，要不是政客、骗子或者单纯的孩子，说这些东西真的在人类历史上存在过，从我们民族的思维观点来看，就是一件荒诞的事。
　　 《昭和六十四年》确实是非常精彩的日本电影，四个多小时的片长，习惯了美式情节推进的我居然不觉得拖沓；完完全全日本式表达，在看这片子时，我终于明白了张艺谋的《千里走单骑》以及姜文的《鬼子来了》为什么让日本人来当主角了，那种感觉真的只有日本人才能演绎出来。
　　 当然在这部电影中，除了主线之外，也有大段的警察与记者、上级和下级、不同部门之间以及家人之间的各种矛盾表现，也很充分地表达了所有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做好自己的事，并且坚持不懈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而那个经历了十四年心灵折磨的受害人父亲，为了通过声音找到杀害自己女儿凶手而打遍所有的电话的执着，确实让我很感动。这应该也是编剧或者是原著作者的意图吧？但这么用力地表现，或许表示在全球化的浪潮里，这种日本人原来有的文化特质正在逐渐消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