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人生往往有许多机缘，曾近距离提供给你，但反倒未加珍惜或轻描淡写的放过，就象任凭和煦的春风拂过，没有识别她包含的生命和绿色的气息。
　　 我在读书期间虽然对洪子诚老师无限尊敬，但是，我的深挚的敬意一直没有找到表达的机会，主要原因是自己的腼腆，懒惰。虽然洪子诚老师布置的论文多次被他评了高分，但依然是自卑的。以上的性格缺陷，影响了在校期间的进一步请教。而今，只能借大学时光倒影的短小篇幅，致以我最崇高的敬意。
　　 回想洪老师讲课，最深刻的印象，是在平平淡淡教材讲解背后的正义、人心、人性、坚守、宽容。他为人谦逊、治学严谨，淡泊名利。他的文风更显飘逸，《中国当代文学史》我认为是目前诸多文学史中，写得最好的一本。听洪老师的课，是最惬意的享受之一，在一板一眼的课堂教学中，常常能体会到洪子诚先生身上所体现的那种学术品格的难能与可贵:不趋时、不旁顾，在一个屡屡被人宣告为没有学术含量的领域里沉潜数十年的“定力”;凝视历史，解读当代。分解讲课的印象如下：
　　 1.洪老师非常低调，甚至在众人前显得有些羞涩。老师自己讲，他讲课讲了几十年了，上讲台还是有点紧张。听说有一年洪老师监考，看到有人打小抄偷偷地拿出纸条来看，被洪老师看到，他自己先脸红起来。
　　 2.在《问题与方法》书中还保留了不少他在课堂上对个人生活小事、爱好、性情的表白，例如说自己怕见名人、印过两次名片却发不出去、遇到非常困惑苦恼的事“先吃饭睡觉再说”，等等。
　　 3.洪老师说：“讲课的时候想到，窗外是马路，马路对过是图书馆，而且窗口就有树，真没有什么可以看的。不过，有时候也会有另一种想法：面前许多专注的听讲者，他们花这些时间听‘当代文学史’的枯燥问题，是不是值得？如果去读一本有趣的书呢？或者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呢？如果天气晴朗而且凉爽，那么，躺在草地上晒太阳，坐在未名湖边看着湖水发呆，在遍布学校四周的茶馆、咖啡室里和朋友聊天，是不是更好？很显然，一些人为了听课放弃了更好的选择、更惬意的享受，这使我对他们产生歉意。所以，我首先要感谢这些在选择上出了差错的听讲者。”
　　 4.洪老师说：“虽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图像化的时代，广告、影视让人眼花缭乱，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但是，我却是更钟情于阅读，也更多从阅读中得到乐趣。就像有的人说过的那样，对于一个常常读书，他的生活与书本关系密切的人来说，这个人的‘阅读史’，其实也可以说就是他的生命史。”
　　 5.洪子诚与钱理群先生一样，都曾感慨，觉得写不好诗、小说的才去从事研究工作。中文系可能不培养作家，但从不缺少文学梦。
　　 6.洪子诚教授很独特，他在浮燥中安静地读书、教书，在经历了中国各种运动后，他依然选择安静。与洪子诚教授接触多了，会感深到他安静中的幽默。他的幽默是冷的，是灰的，要慢慢体会才觉得更有味道。
　　 7.洪老师说：“有一个时期，麦芒蓄着长发，大概是他当谢先生的博士生的时候。我对男人留长发有一种天生的反感，并总容易做出与"行为不检"（至少是"自由散漫"）等有关的联想。后来的事实雄辩地证明，我的这种守旧毫无道理，头发的长度并不一定与学问为人成反比，麦芒不说是品学兼忧罢，行为举止至少也未发现任何不轨的征象。没有讨论过提纲，没有再三再四的修改，送来的稿子几乎就是定稿。这使我做出一种判断，"诗人"们在"学问"上，也是可以信赖的，而且总是相当出色。因此，如果有"诗人"要我"指导"论文，我总是欣然应允。但后来发觉，任何绝对化的判断，都经不起事实的验证。也会有"诗人"的论文，让我十分头疼的时候。北大诗人除了极个别的外，都会起一个甚至数个笔名。笔名大多是两个字的，如西塞、西川、西渡、紫地、海子、戈麦（松夏、麦芒、橡子、海翁、徐永、阿吾等等。这些眼花缭乱的名字，常让我伤脑筋。学生名册和记分本上自然找不到这些名字，而要记住郁文就是姚献民，西渡就是陈国平，松夏就是戈麦就是褚福军，野渡就是麦芒就是黄亦兵，还得不点功夫。不过，在牢记了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之后，倒觉得这些名字有着一种亲切。于是便想，诗名和诗情可能存在互动的效应。如果西川不叫西川而叫刘军，他会写出那样的诗吗?我至今还未发现有取芯片、干红干白、大盘绩优股之类作为诗名的，说明土地、河海、树木仍是北大诗人想象的源泉，大自然仍是他们心目中的‘精神栖息地’。"
　　 8.洪老师说：“诗歌朗诵会是北大诗歌活动的重要项目之一，但我却很少参加。部分原因，是在很久以前（那时，未名湖诗会还未诞生）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因为位子太靠近台前，朗诵者那种经过训练的、夸张的表情、姿势和声调，看（听）得十分真切，使我很不舒服。有的诗，曾是你所喜欢的；经过这样的矫情处理，会增加再次面对它的困难。但是，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听到王家新（《帕斯捷尔纳克》）、欧阳江河（《玻璃工厂》）、西川（《致敬》）的朗诵之后，又发现我的看法没有根据。语调、节奏，有了声音的词语，将会‘复活’在默读时没有发觉的那部分生命；如果朗诵者能把这种生命注入词语之中的话。”
　　 9.洪老师说：“褚福军也因为诗找过我。1989年夏天他毕业离校后，还几次到过我家；但却是与诗毫无关系的事情。他去世后，才知道他是戈麦，收到西渡编选的《戈麦诗选》。1983年3、4月间，一次课间休息，一个男生对我说，他叫骆一禾，毕业论文想让我指导，是写北岛的。问他为什么不报考研究生，他露出调皮却优雅的笑容:‘水平不够，不敢。’过了几个星期，稿子便在教室里交给我。在龙飞凤舞（或幼稚笨拙）成为当代青年书法时尚的当时，看到这整齐、清秀，自始至终一丝不苟的字体，叫我难以置信。长达三万多字的论文，上篇阐述他对于诗的看法，下篇分析北岛的创作。在我看来，研究北岛的文字，这一篇至今仍是最出色的。我期待着它的公开发表，却总是没有见到。”
　　 10.洪老师说：“五四文学社和另外的一些诗歌社团，也曾让我参加他们的一些活动，如一年一度的未名湖诗歌朗诵会（但大多我都没有参加）。我读着他们写的诗，但不系统。在这些诗面前，有过惊异，欣喜，也有过怀疑和困惑。但因为对自己的感觉和判断力缺乏信心，很少当面谈过对他们的诗的看法。有的诗读不懂，不知所云，碍于师道尊严的思想障碍，也未能做到‘不耻下问\\\'。”
　　 11.洪老师讲课没有高谈阔论，总是那么不疾不徐。他甚至说，“因为天性怯懦，虽然讲课已有40年的‘历史’，但只要一站到讲台上，依然还是战战兢兢，没有信心。”北大戴锦华教授却另有一番观察:“洪先生常会说到自己的怯懦、犹豫，我却相信他的性情中有较为坚硬的东西，不易磨损，能抵抗外力的销蚀。这种坚硬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尤其可贵。”正是这种“坚硬”，促使他“以一己之力在北大开创当代文学研究，奠定一种基本文学研究方法”。
　　 12.洪老师认为对于做研究“利弊共生”。文弱书生经历了历次运动，难以想象，翻地、炼钢、看锅炉、开拖拉机（他笑称两次开进水渠里）这些事情和他有关。对于他来说更难以名状的，恐怕是在特殊年代里言不由衷的说辞。难能可贵的是，在他后来为“当代文学”修史时，能将亲身经历过的那段时和事“做出一种知识性、学术性的处理，而不是简单肯定或否定”。
　　 13.接触过洪老师的人都为他近乎“自我贬抑”的坦诚而惊讶，洪先生在不同场合总是透露出自身以及自己学问的“不完美”，可正是这些坦诚反而愈见其高。比如他留校北大，不说自己优秀的原因，却说是当时条件下出去的才是“专业对口”；被问及如何评价自己和陈思和教授的当代文学史，他毫不犹豫说“己不如人”，并罗列陈教授的研究对他的启发种种；有论者赞扬他的研究方式是“一种带有历史品格的‘深度批评’，是试图建立文学史当代性与历史性的关联”，他却说“当时更多的是无奈”。他还说自己做文学史研究是因为文学批评做得不好。他经常跟学生讲，“我的想象力比较差，做的梦都是很现实主义的，非常有条理，从来没有做过上天入地的梦。”
　　 14.洪老师有真正学者才有的独立自省精神，那个年代特有的“两点论”对他也有很深的影响。他曾在一篇回忆文字里写道:就对待前辈学人（包括我们老师）的那种粗暴态度，不容置疑的大批判方式，回想起来也是应该汗颜的。但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以先验的观念去粗暴剪裁、肢解材料的这种做法，在我这里便印象深刻。后来身处八九十年代创新热潮，虽然为新的理论、方法的到来兴奋不已，却也抱有警惕之心，防备着对它们的迷信，就像50年代“以论带史”那样。知道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区别尺度:概念、抽象是对现象的丰富，抑或是对历史的窄化——这可以说是因得病而获得的免疫力吧。值得怀念的另一点是，大学5年，我们的生活与社会并非完全隔绝，不是生活在封闭的象牙塔中。这一点是今天难以复现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遭遇，对别一代的辉煌、幸福其实无须羡慕，自己的哪怕是难堪的日子也不必后悔。洪老师从沈从文的这句话中找到了共鸣:毫无顾虑地来接受挫折，不用作得失考虑，也不必作无效果的自救。
　　 15.洪老师说：“当代文学离我们太近，还是要保持一定距离。贴得太近，情绪和评价会比较激进，保持距离也不是很容易，总的来说要把作品放在一个研究对象的位置上，要凭借个人修养对作品进行观察，很多作品没经历时间的检验，不见得这个作品对当代很重要，对下一个时代还依旧重要，比如唐朝‘当代’的唐诗选和后人编写的就有很大差别。但是当代人写当代史有一个优点，就是对事情的了解比较细致，后人难以了解，所以也不是没有价值，当代人研究的当代文学史可能会在后来减少一些东西，但也会留下一些，学术在于一个积累的过程，也不是一开始就能得到大家都认可的结论。”
　　 16.洪老师说：“人类仍然存在一些共识性的东西。比如作品被公众阅读是一个标准，但有的经典作品不一定被广泛阅读，包括欧洲的一些作品，大众不会去读，但作品的地位还是很高。像但丁的《神曲》，北大图书馆之前有一个记录，学生借第一部的人多，第二部的人减少，第三部就干脆没什么人借了，可这也并不影响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定位。好作品的标准还是有的，比如艺术的创新性，在艺术史上产生的影响，还有写作手法上、对人的心理的开掘程度上，当然，这也不是衡量所有作品的标准。”
　　 17.洪老师说：“在我看来，北大最值得珍惜的“传统”，是在一代一代师生中保存的那样一种素质：用以调节、过滤来自外部和自身的不健康因素，在各种纷扰变幻的时势中，确立健全的性格和正直的学术道路的毅力。这种素质的建立和传递，可以肯定地说，不仅来自于成功和光荣，也来自于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到的挫折，就如王先生的人生和学术道路给我们所留下的深刻的印记那样。”
　　 18.洪老师回忆文革时说：“在写作课上（毕业后我一直给中文系和文科各系上“写作课”），通常对一年级刚进校的学生，会出“初到北大”之类的作文题，许多人便自然会写他们参加国庆游行的情景。在文章讲评时我好像说到，如果我们要战胜平庸，就要注意和培养你的敏感，发现你的真实体验；拿游行这件事来说，每个人的发现是不相同的，因此，不要千篇一律地从准备、出发，写到见到毛主席，到最后回到学校；可以写出发之前，也可以写归来之后；你所认为最重要的，并不一定是最值得写的……”
　　
　　 六
　　 1986至1990年，四年大学，正是北大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之一，可资记录的语录甚多。围绕丁石孙校长的语录，至今难忘。
　　 1.1984年3月，57岁的丁石孙上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就职讲话中说：“一般的说法，叫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没有三把火，我在北大工作了这么多年，火气早没了。同时，我也认为，中国的事情比较复杂，不是靠三把火能解决的。我只希望能够做到，下一任校长接任的时候，比我现在接任的时候，条件要好一点。这就是我的目标。”
　　 2.1986年下半年，丁石孙提出了六点治校方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从严治校;贯彻竞争原则;坚持双百方针，活跃学术空气;树立综合平衡与全局观念;分层管理，坚决放权。
　　 3.每一任北大校长都可以在任内搬进北大燕南园的一套独栋小楼居住，但丁石孙拒绝了，仍旧住在中关园一套不到80平方米的老旧房子里。妹妹丁永宁说：“以前，我很难看到哥哥的笑脸。一会儿反右，一会儿反右倾，一会儿文革，折腾极了。我看着他都觉得心疼。自从他当上了北大校长，我觉得他很阳光，意气风发，准备大干，好像春天进入了他的心里，属于他的时代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