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丁石孙强调从严治校，但希望能给学生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他回忆当时的治校理念：“个人需要自由发展，老师也需要自由发展。我觉得校长并没有高人一等的地位，你唯一的办法是创造条件让大家能够自由发展。
　　 5.1986年入读国际政治系的学生王佳:“那时的北大就是我们心目中大学的样子。人人都是理想主义者，觉得自己对国家、民族和社会承担着使命和责任，心怀热情和希望”。
　　 6.1987年元旦晚上8点钟，下起了鹅毛大雪。北大有三四千学生聚在学校办公楼前，要求学校领导出面解救被北京市公安局抓扣学生。丁石孙下到办公楼东门，让人从楼上放下一个话筒，他手持话筒跟学生对话：“同学们要冷静。有人被抓了，我们去交涉；把我围起来没用，我只有腾出手来才能做事”。丁石孙后来回忆：“我刚讲完，有学生大声喊：‘不要听丁石孙的话。他用的是缓兵之计。’这时楼上有人下来跟我讲，市委准备放人。我一下子心里有了底，就大声说，谁说我骗人，站出来，我从来不骗人。学校也从来不秋后算账。听我这么一说，学生安静了。这时是晚上8点多钟。我让他们11点再来找我，听答复。这样，学生慢慢散去了。”
　　 7.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中文系教授谢冕著文《永远的校园》，其中写道：“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这座校园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的现象加以考察，便可发现科学民主作为北大精神支柱无所不在的影响。正是它，生发了北大恒久长存的对于人类自由境界和社会民主的渴望与追求。”
　　 8.1988年，丁石孙给时任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写过两封信，说已经干了4年，身体很不好，希望能同意自己辞职。“我觉得一个人做不成的事情多得很，做不成就算了，我已经尽了力了。”他后来解释。
　　 9.1989年8月下旬，丁石孙在告别讲话中说：“我当了五年校长，由于能力有限，工作没做好;我是历史乐观主义者，相信后来的校长会比我做得好，会把北大办得更好。”
　　 10.离任第二天，丁石孙回到数学系，找到时任数学系系主任的李忠说：“我来找你报到，请系里安排我的工作。”
　　 11.1998年，时逢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季羡林发表讲话时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丁石孙。
　　 12.常常有人追忆那时的北大。丁石孙笑笑：“我运气比较好，因为1988年确实是北大达到很高水平的一年。”他觉得，那种精神的魅力，是“不太容易消失的”。追问：“你的信心会因此失去吗?”丁石孙说：“那就不是我能做的，我从历史上已经过去了。”
　　
　　 七
　　 1986年金秋九月的一天，我在北京站坐上了北京大学派来接新生的车子。驶进长安街的瞬间，我的心少有的蒸腾飞翔起来。记得当时我暗暗立下个心愿：一定要对得起这四年，拼命学好这四年。初入大学，随东北老乡张继成和孙兴彬熟悉了校园情况，瞻仰了未名湖畔的蔡元培铜像，这是北京大学七七、七八级毕业生捐赠母校的，由著名雕塑家曾竹韶教授创作，北京钢铁学院、首都钢铁公司协助铸成。这位五四时期的校长和名师，首倡“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蔡元培校长，另我们顶礼膜拜。可惜，先生英年早逝，墓在他乡，学子们只能在铜像前瞻仰。
　　 蔡校长的名言甚多，同学们曾作收罗如下：1.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们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人去应用的，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2.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3.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4.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5.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6.人的健全，不但靠饮食，尤靠运动。7.把美育特别提出来，与体智德并为。8.对于学生的希望：一、自己尊重自己。二、化孤独为共同。三、对自己学问能力的切实了解。四、有计划的运动。9.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10.体育可以帮助人们经受对体力和脑的锻炼。11.各级教育，应于训练上一律励行劳动化，使青年心理上确立尊重职业之基础，且使获得较正确之人生观。12.所谓健全的人格，内分四育，即：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学校教育注重学生健全的人格，故处处要使学生自动。13.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14.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已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15.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16.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17.美者，循超逸之快感，为普遍之断定，无鹄的而有则，无概念而必然者也。
　　 2012年春天，我赴广州，夜晚前往广州先烈中路的黄花冈公园，一个人从七十二烈士的墓道走进去，仰视记功坊上方正的石头，抚摸石碑和上面的每一个名字。他们在战斗中的英勇和失败后赴义时的从容与慷慨，都是人生命中最灿烂的火花。孙中山先生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蔡元培先生在《黄花岗凭吊图》题诗:"碧血三年化，黄花终古香。为群直牺己，后死尽知方“。
　　 那时，我才发现没有参加这次起义却绝对是他们中一员的蔡元培先生。早在1904年冬天，蔡元培与同乡陶成章等商定，将原来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改组扩大为光复会，他当选了光复会会长，并吸收徐锡麟、秋瑾为光复会骨干，此后又吸收朱瑞、吕公望等一批人士为光复会会员，壮大了光复会的组织和力量。黄花岗死难烈士，多出于蔡元培所创光复会。孙中山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那时，我方才了解蔡先生安葬香港。当时，我立下了到香港灵前拜谒的承诺。
　　 2014年秋，我赴香港，既定的曰程之一，要去拜谒蔡元培校长。通过手头的香港地图并参考百度地图确定好路线，于周日下午两点出发，坐地铁转巴士。经过了闹哄哄的中环，看到了城市里无数佩枪的警察。最后乘坐77号巴士，在香港新界西贡区西南部田湾街下车。找到一处花店，买了一束白菊花、白百合、马蹄莲鲜花。据说车站对面就是目的地，我却转了半小时，最后到香港仔的华人永远坟场，我竟然还向一位妇女市民询问。蔡先生该不会嘲笑我的一以贯之的路盲吧。
　　 这个时候，天空开始落下雨丝，亚热带的天空，刚出发时的晴空这么快就已布满阴云。顺着长长的斜坡，走到上面，看到一个古老的牌坊，上写着:“香港华人永远坟场。”一个人一生会有许多机会到这种叫坟场的地方，记得小时候曾无数次从坟茔中穿行。长大后发现，在墓地中实际上是一个和故人近距离接触的地方。而百年之后，他人于我们的墓前时，又应如何想？
　　 随意在公墓的台阶上行走，我自信的以为此处只是一个小小的所在，蔡先生的墓应是好找，过了许久，当我又上了一道台阶时，坟场的全景呈现在我的眼前，偌大的公墓足有两三个小山头，包围在两面的住宅楼宇中间。墓地上密密麻麻的一大片白色的墓石，除我之外再无一人。此时天色已经开始黯淡了下来，我想起出发前做的功课，记事纸上，标注着老先生的阴宅。资字5段24台。细雨迷蒙，几番上下往返，汗水雨水交替流下。似是老校长在冥冥中指点我这个在雨雾中寻找他长眠之处的后生，我抬头四顾，资字段不远处有一个墨绿色的巨大石碑，虽然在众多的墓碑中并不显眼，但做的功课告诉我墨绿色的石碑只有先生此处。因无法直达，我行礼后跨过两座别人的墓地，果然发现是蔡孑民先生墓。这个墓碑是1978年由台湾和香港的北大校友会捐资兴建的，按墓碑的上的文字说，原来的墓碑因为“江汉濯之”“秋阳暴之”等原因，已经不行，因此要重修。
　　 墓前空地上亦是石条。借着天空残存的一点微光，看着石碑上的蔡先生之生平介绍，但天暗看不尽清楚，不过石碑上\\\'蔡孑民先生之墓\\\'几个金色大字到分外撼人。为何不写他的名而是他的号，或许孑民这个孤独的号，或许就是当年这个老校长的心灵写照。
　　 蔡先生的墓前花盆中，有束已凋谢的花枝。我没有拔下，而是将带来的鲜花一朵朵插好，我深深地向先生三鞠躬。
　　 细看青色石碑，上面撰写了蔡先生的生平，繁体字有些难辨认，但我还是用手机照下了。部分如下：
　　 “先生，諱元培，字鶴卿，號孑民，浙江山陰人，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生。其尊甫嶧山先生從商以長厚著稱。母周太夫人，恆教以立處世之道。先生早輟巍科，入詞林，自甲午中日戰敗，我國朝野人士競言新學，始涉獵西籍，講求新知。及戊戌政變後，朝局益壞，先生敝履尊榮，毅然出都，思以教育救國。”
　　 蔡先生之墓，没有宏阔独立的空间，没有高耸伟岸的姿态，也没有鲜花松柏的围护，朴素的碑文在墓园的冷清中更彰显着先生一生的言行与追求。
　　 天色更暗了，回头看海岸线边上的华灯照亮。忽然感到十分孤独。离开墓地，沿阶梯向公墓的外边走去，竟然碰见了一个正下台阶的黑衣妇女，我俩各吓了一跳，又飞快地奔向大门口。当天辗转回到住处时已是八点多钟，十分疲惫。睡前步杜圣诗草就两首如下：
　　 其一，校长魂厝何处寻？香江闹市雨森森。永远坟场自秋色，瞬间天堂空鸟音。改革每每凌云计，施教堪堪动地襟。病卧仍待山河整，兼容并包华夏心。
　　 其二，先生墓地何处寻，香江城内柏森森。映阶碧草自秋色，隔海白鸽空好音。兼容频烦天下计，自由开济大学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