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发生了很久的故事，现在想想，这个故事跟我有着脱不了的干系。故事发生时我二十出头，是一个个头稍高，身材消瘦，风流倜傥的小伙子。有一头黑火焰样的头发，一绺头发软软地斜搭在脑门上，咧嘴一笑，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那年，我通过招干考试进入政府机关工作，行政二十四级，对应部队正排级军官。二十四级是个小干部，是我们国家级别最低的一级干部，可是再小的干部也是干部，干部和一般的工人比，天上地下，不可同日而语。
　　 在此之前，我是我们市国营锻造厂的待业青年，是在车间里抡大锤的临时工。我能考上干部，的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就像是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枯黄的树木泛出了绿，连迎面吹来的风也换了一种气味儿。那年，在我们锻造厂近百人的待业青年里，只有我一人考上了干部，引起了轰动。我为啥能考上，是不是凭关系呀？我说不管你们信不信，我是一点关系也没有，全凭的是机遇和学习好。
　　 那年冬天，我记得是1984年，我记得那是个奇特的冬天，干燥的城市里落下来绵绵不断的雪花，连续二三天，一直在下，覆盖了整个城市的座座高楼，染白了条条街巷，街道两边的树枝上挂满了“银条”，远远望去，玉树琼枝，粉妆玉砌，充满了诗情画意。
　　 有天下午，雪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办公室胡主任就组织大家扫单位院里院外的雪。我们单位院子大门连着大街的那段路是个坡，坡是斜的，人往上走，身子不由得朝前弯。这时候坡上铺了一层“雪毯”，汽车上下坡容易打滑。我们拿着扫帚铁锹从斜坡向街道清理，不一会儿就把斜坡的水泥路面清扫出来了。正巧我们局长的车子回来，局长车子上了斜坡，局长摇下车窗，朝窗外摇摇手说，大家辛苦了。胡主任跑到局长车旁，弯下腰对局长说，我怕过夜后，斜坡上的雪冻住，车轮打滑上不去，正组织人清扫呢。局长很满意，吩咐胡主任说，注意安全啊。说着，局长的车进了机关大院。胡主任受了局长表扬，就鼓励大家说，干脆把大街上的雪也扫一下，好不好？大家都抬头看天，雪还在下，纷纷扬扬，飘飘洒洒，像丝丝缕缕的棉絮。大家都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甚至还流露出了多此一举的意思。附近单位都没人出来扫雪。按惯例，扫雪应该是雪停以后的事了。胡主任是个圆滑世故很精明的人，他在局里的绰号是：八面玲珑。他见大家态度冷淡没有再干活的意思，脸上流露出了难堪的表情。
　　 这个时候，我响应了胡主任的号召，因为我父母一再交代，在单位要眼活手勤，领导让干啥就干啥，我拿起铁锹就去街上铲雪，走过胡主任身边的时候，他在我肩上拍了一下，这一拍就说明他对我很满意。单位里其他人也就三三俩俩跟着干起来，有人胡乱铲两下雪嘟囔说，雪还在下，这个……这个……不是白干吗？还有人就很有内容地笑说，胡主任是钻进领导肚子里的蛔虫，知道领导喜欢什么，他干的事领导都觉得舒服。果然说中了，不一会儿，局长坐车出来，看大家在街上扫雪，就把头探出车窗说，好，好，不能光扫门前一点点，让人看着小气。
　　 不一会儿，我就冒了一头汗，把铁锹立于地面，铁锹把柄支在胸前。我取下棉帽，帽子里冒着热气，棉帽上的国徽鲜红耀眼（我们单位是个穿制服的行政执法机构）。这时候，一辆自行车停在了我面前，一个中等个子，微胖，脸色红扑扑的姑娘看着我笑。她穿着紫色风衣，防风帽上都是雪，她把防风帽摘下来，脸上贴着被雪水打湿的头发。我看她一眼，又看了一眼，这一眼让我张大了嘴巴，瞪圆了眼睛，眼前的姑娘分明是白梅！我揉了一次自己的眼睛，铁锹把柄从我胸前滑落到地上，我也没顾上捡。我又狠揉了一下自己的脸，才相信眼前不是梦，是遇见白梅了。
　　 白梅两眼放光，看看我们单位大门，再重新仔细打量我，不错眼珠地望着我说，你不是在锻造厂上班吗？怎么穿上制服了？不会是临时的吧？这时扫雪收工了，胡主任从我身边经过恰好听到，就帮腔说，这制服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穿，必须是国家正式在编干部。说着，我的铁锹被胡主任捎走了。我就和白梅站在街边说话，我把我如何考上干部的事说了一遍。白梅吃惊地望着我，她嗫嚅着，咬着嘴唇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当初不该对你那样。说完她眼圈慢慢红了。听了这话，我能听明白，她现在是后悔了。还是机关好啊，地位高，连以前甩掉我的对象也对我另眼相看了。我心里腾腾的，甚至涌起莫名的骄傲，我感觉我在白梅心中的形象被撑得饱满生动了，就像被鼓风机吹起来的巨型广告人。可是，在这一刻，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也正是不知道怎么说，我顺水推舟说，你做的没错，换谁都会那样。再说那事都过去了，还提它干啥。说完，我长吁一口气，脑子里突然蹦出一句话来：要学会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是啊，难道我会干一辈子临时工？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这次遇见白梅，让我想起了和她以前的交往，虽然我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我和她分手后一直没有见过面。尽管人海茫茫，尽管世事无常，今天突然在这里相遇不能不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当年，我是我们锻造厂家属院里学习最好的子弟，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公布录取结果那天，我没考上大学，只考上了一个农林学校，是中专。能考上中专在当时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是不少人都说我赶上了恢复高考的好时候，要放前几年上大学得推荐，想考也考不成，还是再用一年时间，努力冲刺一下，说不定能成为一个大学生。我父母也意识到我的前途和命运真的和高考联系在一起了。那些年，中专毕业生不太好分配工作，想分好单位没有门路比登天还难，凭我们家的条件，我知道无论如何也分不到好单位，于是我就冒险把宝押在了高考上。那些日子，我总是早起晚睡，天还没亮就背着书包去学校复读，晚上很晚回家。在桌前做习题，我时常痛苦地咬着笔头，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眼皮自然也打架，闹钟响一下，我又激灵一下睁开眼睛，然后我就接一脸盆凉水把头扎进去，让脑袋清醒起来。一天天的，一日日的，终于等到了高考的日子，结果复读一年连中专也没考上（当时高考是按分从大学录取到中专），我成了一名待业青年。
　　 我们全家都懵了泄气了，过去有知青山上下乡制度，现在取消了，我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一天，我父亲在家里修理一只瘪了的铝锅，用小木锤“嘭嘭”地敲着。我父亲是锻造厂的锅炉工，他叹口气说，要是接班不取消，小海就可以进厂接班了。我父亲说的小海就是我，我母亲说去给厂里说说，看能不能给孩子找点事做。我父亲一激灵，碰翻了桌子上的搪瓷大茶缸，大茶缸掉到了地上，滚动着流了一地茶水。我父亲愁眉苦脸地说，厂长在大会上说了，咱厂的子弟已经把厂填满了，鼓励自谋职业，给厂里减轻负担。
　　 那时候，经商摆摊的个体户刚刚允许，但都觉得那丢人现眼不说还不是正当职业，所以不是被逼上绝路谁也不会走那条路，我自然也没往那条路上走。那时，我父亲在厂里没有直接的门路，就七绕八绕地找关系，从一个亲戚那里拐弯抹角托到和我们锻造厂李厂长的关系，人家写了一个纸条子，我父亲就把烟酒藏在一个不起眼的白色粗布袋里去找李厂长。我父亲没有去过厂长办公室，但厂长办公室的门上有牌子，很容易就找到了。厂长办公室是个套间，外间是厂长秘书办公。我父亲在等待见李厂长的过程中，不时有人去里间向厂长汇报这汇报那的。我父亲逮着机会，不顾厂长秘书阻拦挤进厂长办公室。李厂长正伏在桌子上翻阅汇报材料，抬起头看见我父亲愣了一下，好像还没有什么人这样大胆地不经过秘书引荐就进来了。我父亲顾不了那么许多，脸上那副巴结、胆怯的神色交替显现，赶紧把白布袋和纸条递上。李厂长一副宽额大脸，头发向后梳着，说话的声音很洪亮。李厂长放下汇报材料，很严肃地看那张字条，绷着的脸松懈了，慢慢露出了笑容。我父亲松了口气，紧揪衣襟的手也放松了。其实来的目的条子上该说的都说了，就是安排我来锻造厂上班。秘书进来白了我父亲一眼，但还是送来一杯茶水。李厂长将茶水推到我父亲面前微笑道，别紧张，慢慢说。我父亲咽了一口水，不敢喝水。李厂长又看了看纸条，脸抓到一块儿了，李厂长说，事呢不大，就是凑巧不好办。最近才安置完厂里那些返城的知青子弟，哪个车间都是满满的人。我父亲失望了，不过厂长抖了抖手里的纸条说，多年的老朋友了……不办不行。哎呀！老师傅啊，老师傅……你看这样行不行，先干计划内临时工，待遇等同正式工，一来指标就转正。我父亲吃惊地张大了嘴，口水都流出来了，本想能安排个临时工就烧高香了，不料纸条子威力大，要求高，让安排正式工。我父亲沉浸在了巨大的惊喜中。李厂长提醒我父亲说，我说老师傅，这个事对谁也不能说，计划内临时工在厂里也是很扎眼的。说着，又有人要进来请示工作。我父亲知道该走了，他起身再三感谢告辞，李厂长送我父亲出门，亲切地拍着我父亲的肩膀说，代我问老张好。老张就是那个给我写纸条子的贵人。我父亲没料到写纸条子的老张和李厂长关系这么铁，正想着咋好好感谢人家。这边李厂长一拍肩膀，就感觉和李厂长的关系也拉近了，赶紧说，那是那是。李厂长又问还有什么困难没有？我父亲说没有什么困难，李厂长说以后有事可以直接来找他。
　　 锻造厂是我们市里的大厂，那时财大气粗，仅职工就上千人。过去我是看着大人们上下班，现在也加入到上下班的人流里。清晨，我们厂那个架在电线杆子上的高音喇叭“哧哧啦啦”一阵子，才突然“哇”地响起来，播放出一些嘹亮的乐曲，乐曲声高亢嘹亮能传出几里远。乐曲播完后，喇叭里传来女播音员圆润甜美的普通话播报，普通话水平可以和收音机里的女播音员声音相媲美。那时我被分配到钣金车间做铆工，车间里也有小喇叭，也能听到厂广播室的播报。我在师傅的带领下头戴安全帽，手握大铁锤，师傅一锤，我一锤，把一块烧红的钢板砸成一个圆筒。有时候，我身缠防护绳登上烟塔，烟塔有三十多米高，站在上面，整个厂区尽收眼底，厂区里密布着缠着保温海绵的管架，管架昼夜冒着白色的热气。厂区里厂房一排排整齐排列，穿着工装的女工们驾驶着电瓶车在各个车间来回穿梭，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我感到骄傲。
　　 那时，在车间干活，不论谁看到我都夸赞，小伙子不错，眼睛亮牙齿白，干活踏实，不仅人随和，还喜欢看书。这样的一个青年，在小小的车间里，很快就脱颖而出了。我知道我来这里不容易，特别勤奋上进，一早就给师傅冲好一大茶缸滚烫的茶水，下班打扫更衣室，顺便把师傅们的工装收拾齐整。当时，我的待遇和正式工一样，比如正式工发几套工装我就发几套，领工资也是和正式工在一张表上领。那些在车间里干临时工的待业青年，心里就很不是个味，也是八小时上班，干的活不比正式工少，工资少不说，还有许多不公平的待遇。比如我能参加车间里的班组学习，临时工就不能参加。不是我说啊，那年月，全民正式工可是令人羡慕的职业，有很高的地位，起码生老病死住房等国家是全包了，是一个生活有保障的人。
　　 在我们车间，有个桥式吊车横架于车间上空，吊车两头在车间靠墙的高架轨道上纵向运行吊运物件，吊车靠墙一端有个像汽车驾驶室样的操纵室。李萍是我们车间的吊车司机，她高高坐在上面，把在下面干活的人看的一清二楚。李萍为人随和，车间里的老少职工都满意她，让怎么吊就怎么吊，不耍脾气。以前车间里的女吊车司机，是厂宣传队的歌唱演员，看不起工人，干活不操心，车间里噪音大，有时听不清楚号令，下面大铁钩子还没挂住物件就吊上去了。有次，大铁钩子没勾住物件，把我师傅腰带勾住了，呼一下，大铁钩带着情绪升空了。我师父在空中手脚乱蹬乱舞，下面人急了，对着吊车喊，上面的，眼瞎啦？勾住人啦！当时，厂房里灯光晦暗，偌大的厂房像一个巨大的山洞，女司机听不到喊声，也不往下面看，吊车车轮碾压铁轨的声音尖利刺耳，“呼呼啦啦”朝大熔炉滑去。那可是烧整块钢板的大炉子，下面炉火熊熊。那次好歹没把我师傅扔进去，可是把后背烤伤了，女司机受了批评，一怒之下调走了。
　　 有天下班，我刚出车间门，李萍从后面撵上我，神秘地说，小海！小海，来来来……李萍把我拉进吊车司机更衣室，还有些鬼祟地虚掩上门。平时我们很熟，我把胳膊窝里夹着的两本书拿到手里说，什么事？这么神秘！李萍一笑说，有对象没？我说没。李萍眼睛亮了一下，那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吧？我不知可否。李萍早已换掉了工装，专门在这里等我，她锁了更衣室门让我和她一起走，边走边说。我们顺着厂区大院的路往前走去，路上落满了树叶，脚踩在上面“哗哗啦啦”地响着。路上遇见了我们厂的广播员，叫云芳，她是正式工不说，还是厂里公认的“厂花”，削肩细腰，臀部微丰，身材修长，脸上光洁丰润，乳房高高隆起，浑身透出一种看不见的光芒。云芳骑着锃亮的女士自行车从我们身边经过，她好奇地说，你俩咋走一起了？李萍打马虎眼说，说点车间里的事。云芳是万人迷，她在厂里走到哪，哪就有千百种异样的眼光盯着她。一次厂里电工在高高的厂区高压电线杆顶端系安全带，看见云芳从下面经过，就勾着脑袋朝下看，眼睛随着云芳转动，一不留神，“啪”的一声从电杆上栽下来，摔死了。厂里还有一个胆大妄为的司机，头脑发晕，手捧鲜花跑进厂广播室，单腿跪地，用乞求的口吻说，我……我……快被你迷死了，求求你嫁给我吧。司机的直白表露，没吓着云芳，她经常遇到这种事。那天，司机正在深情表白，忽然，他的衣领被一只大手给揪住了，他被倒退着向门外拖去。司机边退步边挣扎着喊，谁谁谁啊？……谁啊？！厂保卫科长声音洪亮，别跑到这来装疯卖傻！回你司机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