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见到我的师父，是在公司的展牌上。
　　 那个冬天，非常冷。江南人家的屋檐下都挂着一根根胡萝卜样的冰笋，晶莹剔透，像是一溜串水晶。这几十年，全世界都闹温室效应，屋檐下的冰挂早就不见了。江南的冬天，能飘个雪花，都让人兴奋。沧海桑田，天地人都焕然一新。记忆中的许多人和物，早没了踪影。不过，我的师父却让我记忆深刻。
　　 我刚从北国戍边回来，转业到这家企业当一名模具工。原本，我是被分配到民政局坐办公室的，但我自己非要下工厂当个技术工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工人阶级的地位还是相当高，做电工、模具工这样技术活的小伙子，很受女孩子青睐。劳动光荣！
　　 橱窗玻璃上，结了一层薄冰，里边的照片和文字有点模糊，但还看得清。橱窗里展示的是公司开厂以来的模范人物。
　　 这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看上去也就二十七八岁，那张面孔年轻、白皙，双眼皮的大眼炯炯有神，厚厚的嘴唇笑得有些腼腆，整齐的牙齿，好像穿在一根线上的珍珠。他穿着深蓝色工装，外面罩着一件浅灰色挂脖围裙。臂膀结实有力，浑身散发着青春的力量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
　　 陪我到车间上岗的人事员见我凝视着这张1958年拍摄的劳动模范肖像，一脸坏笑地对我说，这是你的师父，以后做模具，你就跟他当学徒。
　　 “好，好呀。”我高兴地答应着，“没想到，我的师父还是个老帅哥呢。”听了我的自言自语，她噗嗤一声笑了出来，接下来，更是莫名其妙地笑弯了腰。“这有啥好笑的？”我给她突如其来的一笑，笑晕了。听了我的话，人事员笑得更厉害了，后来直接蹲到了地上。
　　 到了车间，我才知道，原来我师父是个五十多岁的大麻子。时间久了，我才知道，车间里的工友们，人前喊他刘师父，背后都喊他刘大麻子。特别是材料员小徐，他对我师父有些意见，常常对人说起我师父的样貌，是“麻子里边套麻子，麻子里边还生朵花”。后来，到了年底吧，车间里的工友们争当工厂先进工作者。他和我师父两人争得最起劲，为了10块钱的奖金，两个人差点动了手。小徐一个螺丝帽甩过去，正打在我师父的鼻子上，把鼻翼上打了个小豁口，到医院缝了好几针。我因为刚从北方回到江南，听不懂南蛮子们吵吵什么，就一个人静静地蹲在角落里。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老还厂长（我的厂长姓还，江南土著姓）看见，他大喝一声，都别吵了，就你们这个觉悟还想当先进？你看人家小江，不愧是党员，是部队转业同志，人家工作很出色，评先进时却一声不吭。这个先进，我做主，就给他了。这是我在工厂二十多年里，第一次当了次先进，也是唯一一次先进。不过，当年我很识相，大红花自己戴，10块钱给师父买了慰问品。师父很满意，说，妈妈地，这个小鬼真懂事。和小徐那个兔崽子比，一个天，一个地。
　　 见了师父，我多少有些诧异，但一点不觉得好笑。麻子有啥好笑的，我当兵的部队里，军、师两级首长里，有好几个大麻子，不短胳膊不缺腿的，他们都是令人尊敬的战将呢。江南俗语说：“十个麻子九个俏，还有一个俏的让小寡妇去上吊。”见到师父的当天，我很为他的相貌惋惜，师父长一张国字脸，粗眉大眼，皮肤白净，要不是一脸的坑坑洼洼，相貌还是很英俊的。
　　 见到师父的当下，我像在军队遇到首长一样，恭恭敬敬地给他敬了个军礼。然后声音洪亮地向他报告：报告师父，你的徒弟江凤鸣向你报到！师父乐的，差点把大嘴咧到脖颈上，一叠声地说：好，好，好。他高兴地伸过来铁钳般的大手，握的我手指发麻。
　　 从那天起，我开始跟师父学做模具。他技术好，人也耐心，一招一式教得很仔细。他有了徒弟，也就有了私心。单独给我一张台钳桌，还帮我领了一整套的钳子、钢锯、铁榔头、什锦锉和千分尺等计量器具。当工人是要做指标的，我是学徒工，不能单独考核，我的指标就跟师父捆在一起。每次开工票，也都写的是师父的名字。那个时候，还是大锅饭，平均主义，每个月不管干部职工，都有五元钱的奖金。可是，我因为偷偷读书看报不守规矩，一年的奖金几乎全被扣光了。师父从来没因为扣奖金的事骂过我，厂里规定，职工扣掉的奖金，班组可以自行分配。自行分配的奖金里，当班长的师父自然得益最多。
　　 我们模具班一共有七个人，五个是江南土著，说一口我怎么也听不懂的吴语。师父是个苏北人，那个口语我多少连蒙带猜还能知道个意思。因为没法与别人沟通，我就每天跟师父黏在一起。当兵的吃得起苦，受得起罪。班里苦脏累的活，我几乎全包了。这让当班长的师父很受用，我的到来，让他少了许多派工上的矛盾。
　　 师父对工件的加工要求很严格，每个面都用千分尺反复地量，他从来不许我的孔洞有负公差。加工模具前，必须在材料上划线。用钻床打孔，必须用冲锤打出圆芯，并且留下余度用什锦锉手工扩孔精细加工。在他的严格要求下，我们班从未出过质量事故。我学徒那年在师父指导下做的一套铝箔引信片加工模，到了新世纪，一家工厂还在用，三十多年过去了，精度不差毫厘。
　　 公司领导们都说，刘师父的麻脸没面子，但模具班干的活很有面子。不久，师父就带领我们两个徒弟，干了一件很有脸面的事。
　　 这年的夏天，电力部和机械部两部联合下文，对我们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在惠泉山下建立新厂，工作流程实现自动化，车间、实验室全部要铺地轨。师父带我和师兄老曹还有电焊工小王，从厂部领受了给车间铺地轨的任务。
　　 那个时代，讲究自力更生，勤俭办事。厂长老还为了省钱，从铁道部门买了一堆拧了麻花的旧钢轨，要求我们变废为宝，旧物利用，还要一丝不差地铺到流水线上。我和老曹、小王看见这堆烂麻花，气就不打一处来。师兄老曹就发牢骚说：师父，这麻子不是麻子的——是坑人呀！师父听了，黑了脸：妈妈地，你小兔崽子说啥呢？大庆的王铁人说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废话少说，麻溜干活！
　　 师父拖来一根钢轨，让电焊工小王将一个弯头烧红，抡起十八榜大锤就开砸。毕竟五十多岁的人了，砸了十几下，就吭哧、吭哧地砸不动了。我们毕竟是模具工，不是白铁匠，是干细活的，不是做粗工的，抡大锤、出死力不是我们的长处。
　　 师父累得满脸的麻子涨得通红，一屁股坐在地上还使劲嚷嚷：小曹、小江，你们照我的样子，继续砸。六月骄阳、七月酷暑，大夏天烧着电焊抡大锤，工友们都笑我们是老寿星吃砒霜——活得不耐烦了，干的是寻死的活。可师命难违啊，我们师兄弟三人，每天都在骄阳下，烧电焊抡大锤，每天流的汗能装好几洗脸盆。
　　 我们几次发牢骚，说这活不是人干的，要找领导说道说道。可每次师父都说，小江你是党员吧？小曹、小王你俩也是团员，难道还不如我这个白丁老头子觉悟高？牢骚可以在我这里发，但不许找领导。谁找领导就不是我徒弟！那个时候的年轻人，都信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父的话，不敢不听。
　　 就这样，我们三个师兄弟，每天烧电焊、抡大锤，一寸一尺地夯直麻花钢轨，师父则拿了水平仪测量高低。抡大锤砸钢轨，不是拿绣花针刺绣，一锤下去，高低很难掌握。我们就对了师父嚷：师父，你以为我们还是做模具呢，模具平面是用磨床磨出来的，你可以用水平仪测。这个钢轨是用大锤砸的，你也用水平仪测呀，你这不是为难我们吗？横竖你不用抡锤，可也得体恤体恤我们兄弟呀。师父听了，照旧的麻脸一黑：妈妈地，小兔崽子，你们懂个屁！千年大计，质量第一，要是哪天轨道车翻了，死伤了人，你们谁替老子去坐班房？少废话，麻溜干活！
　　 师父如此不通情理，从这天起，我们私下里不再叫他师父，也跟其他工友一样，喊他刘大麻子。
　　 秋风起来的时候，工厂人行道旁的月季花和山茶花，开得火一样红。师父的麻脸比花儿还红。那是他的胸门前开了朵大红花。经过三个月的拼命劳作，我们师徒四人终于夯直了三百多米的麻花钢轨，并且一次铺设成功。老还厂长把一朵立功的大红花戴在了师父胸前，在全厂职工如潮的掌声中，表彰他带的三个徒弟，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为企业省下老大一鼻子钱，还提前完成了任务。要求全厂向我们学习。我坐在台下，拼命为师父鼓掌，师父的光荣，就是我们兄弟三个的光荣。我发现此时师父脸上的每颗麻点，都红彤彤、亮晶晶。
　　 师父的大名上了《机电日报》，为我们的企业，为我们模具班挣了大脸面。记者真的会吹牛呀，说他是跟唐僧带领三个徒弟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去西天成功取经一样的大英雄。我师兄老曹说，这都哪跟哪呀，扯淡扯得没个影。
　　 全厂职工表彰大会过后，厂部说我们这个小组特别能战斗，就又给了我们新的更艰巨的任务，架设行车轨道。说白了，就是继续烧电焊、抡大锤，夯直麻花钢轨。我们师兄弟三个，明知这是领导忽悠咱，但是师父受领了任务，并且还立下军令状：保证提前完成任务！师命难违，刘大麻子说能干，徒弟们咋办？继续出大力，流大汗。不想干，也得干。
　　 不过，啥事都不可太逞能。这一次，师父没能再给企业、给模具班挣面子，他栽了，而且栽得很难看。
　　 师父听了我们师兄弟发牢骚，看着我们每天汗透衣衫，碱花朵朵，不光要烧电焊、抡大锤，还要爬高爬低，心里就多了层怜悯。那时新厂还没盖澡堂子，师父就跟领导要求了一项特权，下班前让我们去锅炉房小浴池洗个澡。这样，每天收了工，师父先洗，然后，我们师兄弟们一起去冲个凉。
　　 都说是春困秋乏夏打盹。秋天来了，人特别的爱犯困，况且我们师兄弟三个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这天的活，特别的累。吃过中饭，我们师兄弟三人爬上还没有建成的实验大楼顶层休息。九月里，不冷不热，微风习习，甚是惬意。抽了根烟，说了会话，三个人竟不约而同地睡着了。等到睡醒了，师兄弟们傻了眼，眼前站着分管工地劳动纪律的副厂长老魏。上班睡大觉，没啥好说的，扣罚两个月奖金。
　　 每天累死累活，还要扣奖金，哥仨一商量，不干了。
　　 不干，不是真的不干，是消极怠工。那个时候，吃的是大锅饭，工人干活凭得全是自觉，叫做阶级觉悟。上个世纪的中国，你罢工不行，怠工，再大的领导也没辙。师父眼看着工作进度慢了下来，他急呀。一方面批评我们阶级觉悟低，一方面请求领导看在小伙子们吃苦吃累努力工作的份上，法外施恩。但魏厂长说啥不答应。他是个老新四军，一向军人秉性，功过分明。师父求情没用，觉得很没面子，整天黑着个脸，闷闷不乐。
　　 这天下班前，他照例去锅炉房洗澡。和烧锅炉的桂师傅一起泡在水池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他们都是苏北老乡，平时关系不错。俩人聊着聊着，桂师傅就说漏了嘴。说是你们还是先进班组呢，你的徒弟大白天的上工睡觉，是我看见报告了魏厂长。我师父听了一个激灵，像是一颗火星扔进干柴，点燃了他的心火。立刻就骂出来：妈妈地，你个老兔子崽子。原来你就是那个王连举。王连举是现代革命京剧样板戏《红灯记》中的告密叛徒。我师父没啥文化，他骂谁是叛徒，就说人家是王连举。
　　 桂师傅也不示弱，他觉得自己检举揭发没有错，对“坏人坏事”就是要坚决斗争。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相骂起来。骂到后来，我这个口拙又没啥文化的师父，就一记老拳挥过去，打得桂师傅鼻破血流。桂师傅吃了亏，就一下跳将起来，拿了塑料舀勺乱挥。两个人在锅炉房动了粗，打到忘情时，居然人不知鬼不觉地打出了锅炉房大门。
　　 两个人赤身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露着百花花的大屁股，挥拳踢脚、蹦跳腾跃，吓得上中班的大姑娘、小媳妇，连连惊叫。女工们红着脸，低着头，满世界乱逃，像是蚂蚁炸了窝。我们是个电工企业，除了我们金工车间，每个车间都是女工占一多半。两个老男人的表演真是惊世骇俗，建厂几十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当时就有人跑来报告：快快快，你们的师父疯了，光着腚跟人打架呢。不等我们赶到，早有女工跑去厂部报告，说是我师父大白天耍流氓呢。幸亏那个时候电话不普及，我们工厂又处在远郊，要不然一个110打到警局，我师父那可就要狗屎包子上身——吃不了兜着走了。
　　 老还厂长赶到现场的时候，我师父和桂师傅还光着屁股在地上打滚呢，两个人猪一样拱在一起，你一拳我一脚打得正热闹。老还厂长见了如此场景，气得脸都白了，大声哈斥：成何体统，还不赶快松了手爬起来。两个人扭打正欢，依旧纠缠在一起。老还厂长急了，从废品库门口找来一把大竹扫把，使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劲头，向着两个人的屁股横扫下去。白花花的屁股上，顿时起了无数红色的小蚯蚓，疼得两个老家伙哇哇鬼叫，不得不住了手。
　　 这件事弄得我师父是颜面尽失，一张麻脸很久不敢见人。有女工给厂部写信，说我师父耍流氓，要开他的批判会。老还厂长和魏厂长不愧是老革命，两个人一合计，说不就是为了个面子问题，打了个架吗，耍谁的流氓了？我们师兄弟三个，知道了两位厂长的意思，也合伙给厂部写了信，给师父求情。厂部最终决定：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责成两个人一起写检讨，每人罚款10元。我师父每个月工资才360毛，10块已经是重罚了。
　　 自从知道师父是为我们兄弟三人报仇和人打架，心底里都非常感激。师父为我们吃了大亏，露了大丑，我们一定要努力工作，为师父把面子争回来。这之后，我们不仅没有再闯祸，而且工作比以往更卖力。我们约定好了，每天早上班半小时，晚下班一小时，不但要把耽误的工期赶回来，还要争取超额完成任务。
　　 九月二十日，我们提前十天完成了全部行车轨道架设任务，为“十一”国庆节献礼。
　　 老还厂长见我们又一次提前完成了任务，非常高兴。他说，功是功，过是过，实践证明模具班刘大麻子是好样的。在“十一”迎国庆立功表彰大会上，我们模具班被记三等功一次。我师父再次带上大红花，还在肩上披了红丝带，站在台上，他的满脸麻子又一次放射出红彤彤、亮晶晶的光彩。
　　 新工厂建成后，企业从全国各地调来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生产设备越来越先进，产品也越来越复杂。我师父识字不多，渐渐地看图纸也困难了。但他不识字，却识理。总是鼓励我和技术员老施要多读书，学习新技术。于是，我和老施先后读了业余技工学校，后来他去读了电大，我去了复旦大学。在我们利用上班间隙偷偷复习功课时，师父不再像以前那样扣我们的奖金，还给我们望风打掩护。师父脸麻眼不麻，他一直对人说，这两个小伙子，早晚能成器。后来，老施去了某研究所当所长，我也成长为企业高管。
　　 师父老了，退休后重操旧业，开了一个车木小作坊。他生产的产品是木质陀螺，我们这座江南小城的人都俗称“打不死”。陀螺是要不停地抽打，才会一直旋转不倒下的。就像人一样，要不断鞭策，才会一往无前。我儿子三岁时，师父送了他一个“打不死”。跟他以往做的模具一样，这个木头陀螺，圆润精细，上面的三道装饰刻线的间距，也都丝毫不差，一丝不苟。
　　 有一次，我遇到师兄老曹，他比我大两岁，已经退休了。他告诉我说，师父八十多了，老的不行了，手也抖了，眼也花了，有天早上，抓了床上小孙子的大便当油条，想往嘴里送时，被老伴打掉了。我听了不由得噗嗤一笑。我知道他这是编排师父呢，就学着师父生气时的苏北腔说：妈妈地，你这个小兔崽子，编故事也编得不像腔调。师父是如何精细之人，你糊弄鬼呢？
　　 我们师兄弟一起哈哈大笑。曹师兄一边笑，一边说，咱这个师父一辈子都要面子。咱们再鬼，也没他的点子多。说罢，我们又一次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