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未，我在平凉卫校读书，卫校南背靠平凉紫金城的宝塔梁，校院北门是312线的西兰公路，过公路是平凉地区人民医院，再往北就是泾滩，那里并不是真正的郊外荒村僻地的乱石滩，而是大片菜田，绿树成荫的村庄，现在已经成了城区城域了。
　　 泾滩，顾名思义，就是泾河滩，可以理解为乱石穿空的河滩，然泾滩非也。泾滩是个村，那时叫大队，有五个生产小队，数千口人，村农世代以种菜为生，也叫菜农，至于解放前叫什么不得而知。我上学时的斑主任张志杰老师，同学史伍屏、李福生就是泾滩村的人。
　　 那时的平凉城不大，像个城堡。不论从东南西北进城都要上坡，骑自行车也要下车推上去。俗话说平凉不平也不凉，应该是对平凉城的高度概括了。而她的东西北面确是一马平川，西南公路就在北城墙下，城里的西面是天门村，北面是柳湖村，东面是保丰村，东北面泾滩村是平凉郊区最富裕的村子。
　　 学医的，上课是听老师讲，记笔记，课后继续温习课本，几乎沒有作业。记得周未洗完衣服床单，理完发，不是上街，就是到郊区农村转转，泾滩村是我常去的地方。
　　 张老师家在泾滩三队，是村上最中心的地方，屋前是南干渠，村口有一棵古槐树，还有一口井。老师家是个四合院，大门朝东，门牌上书有“紫气东來”，虽然大门不气派，但这四个字确很醒目，有上房三间，偏房四间，院中心有一亇小花园，中间有葡萄架，一直搭建到上房顶上。我们在老师家不是帮助老师劈柴，就是帮自留菜地锄草，偶尔帮助老师打扫院内卫生，记得我们几个同学曾为老师家翻修过厨房，茅房，虽然翻修的不精制，但不漏水，但很实用。
　　 记得，我们几个同学最爱去老师家，帮助干活是假，混吃混喝是真，师母总会拿出生产队分下的西瓜，甜瓜，让我们学生品赏，而老师的父亲总会坐在屋檐下，抽着旱烟，听着我们说笑，嘻闹，老师是独子，师母在地区医院检验科上班，不知为何，师母对我最亲。后来，毕业了，参加工作，分配到泾川县玉都中心卫生院上班，老师和师母都曾在这个医院工作过，而师母与我还是同乡。老师是讲中医妇科的，不仅课讲的好，中医也看得很捧，我的母校升为甘肃医学后被评为教授，在平凉很有名气。九十年代未，我工作调动到平凉，曾把退休在家的老师特聘到我院，上中医门诊，实话说，老师的到来，让医院的门诊量大增，每日用车接送，表面上看是我对老师的一点感恩的心，实则是扩大医院影响力，增加收入罢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老师的家已被拆除了，变成了城区，泾滩村也变成了甘肃医学院，平凉职业枝术学院，平凉汽车东站，宏国家俱城，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住宅小区，变成了平凉的解放路，崆峒大道，泾滩村从此来地名也消失在岁月之中。前些天，去得放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会诊病人，看到中心就建在老师的老屋原址上，因为老师门前那口井还在。
　　 应该说，有村的地方都有井，井就是一个村庄的心脏。老师家门前的井，那时是砌得齐齐整整的井台，磨得溜光的辘轳把儿，颤悠悠的井绳，还有黑亮亮的胶皮桶，就形成了一个村庄的圣地。
　　 我仿佛看到，每天的一早一晚，是井畔最热闹的时刻。太阳还没露头，井台上已是一派喧嚣。那些排着队等着打水的人，互相打着招呼，扁担和水桶就横在身侧，清风停驻在微乱的发间。辘轳转动着，发出吱吱的响声，和远远近近的鸡鸣犬吠交织在一起。男人们挥动着臂膀，将一桶桶清凉凉的水摇出地面，将红红的朝阳从东天边摇起。
　　 黄昏时分，炊烟已经消散，人们吃过晚饭，三三两两地踱向井边，坐在犹有太阳余温的井台上，吸着烟袋，开始了海阔天空的聊天。从井口扑出的清凉之气，将暑气一扫而空。暮色渐渐地扑落下来，渗进了老井里，人们烟袋锅上点点的火光，也点亮了夏夜最早的那颗星星。
　　 冬天的时候，井台边是孩子们的乐园。那些冰在那片空地上，亮亮的像一面镜子，倒映着一张张兴奋的脸。
　　 我不知道，现在泾滩的所有村民，都变成了城里人，住上了高楼大厦，用上了自来水。老井也应该是默默地结束了它的使命。为何泾滩村的老槐树还在，古井还保存着，是否泾滩人让它在一代代的流传中，贡献出多少甘美的水，哺育过多少这里的人，没人能算清。它像留在村中间的一个符号，不让它最后终归虚无，而让它仍在浸染着记忆，清凉着一段过往。
　　 在城市变化中，泾滩村和平凉的柳湖村、天门村、保丰村一样消失了，新建的街道也没了她们的名牌门号，我的老师也在我即将退休时离开了我院。但泾滩，老师不会消失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