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甚少，经历的老师自然也就为数不多，小学老师都是本乡本土人，偶有来往。唯有我在师范学习时的班主任自毕业后一直未能谋面，寥有书信和电话传递着师生间的一份情感，算来已有30多年了。
　　 我知道他已退休，回原籍居住。前次旅经沪杭，我专程去拜见了他。待到了他家的大体位置，按照他发在我手机上的住址，问及路人皆摇头而不言，随即拨通老师的电话。
　　 这里人头攒动，游人如织。片刻，就见一位身着黑灰色体恤老人在人群中四下张望，我一眼就认出那是当年的班主任，急忙奔过去，他兴奋地抓住我的手。鼻梁上依然架着一幅眼镜，岁月的风霜早早地染白了他的头发，但却洋溢着一张幸福而满足的笑脸。带我经一座高大的牌坊，过一座很有些古意的石桥，在老街的人流中穿行。老街一律红色板壁，木格窗，青瓦叠檐，屋檐下悬起一串串、一排排红灯笼，街道只有两三米宽，拥挤着南来北往的匆匆过客。两旁商铺林立，小店比比皆是，各式各样的特产、小吃琳琅满目。老街建于北宋时期，有1000多年的历史，大多毁于战火，现在的街道是近年仿古新建，街巷深幽，已成为旅游、休闲、度假、购物为一体的古镇。一条河流穿街流过，他说早年这河水清澈，街道的居民常在河里淘米、洗菜。只见河面上游船往来，石桥座座，河边岸柳依依，一派小桥流水的景致。我们边走边聊，不觉就到了老师的家，他夫人热情地端来洗好的水果和沏好的绿茶。他住在闵行区七宝古镇，单家独户，两层钢混结构的院落，是在他父亲遗留下来的老宅基础上新建的。七宝老街是上海的一个旅游景点，历史上也出了不少人物。
　　 我们忆不完的往昔，谈不尽的别情。谈及当年学校条件、招生制度、师资力量、师生关系、学生各自的作为以及现在的一些情况。
　　 往事历历在目，我们那一届学生是汉中地区“文革”后期第一个恢复办学的学校，由学校自主命题考试，按总分名次录取入学。报考条件是：相当于初中文化程度，在农村劳动锻炼两年以上，表现较好的贫下中农子女。当时汉中大学、城固师范以及其它中等专业学校均已停办，由汉大、城师、汉师三校的部分师资合办汉中师范。录取的学生中有下乡插队知青、复退军人，有工人、农民，有个别出身地富农家庭表现较好的子女，亦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年龄悬殊相差较大，有结婚生子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也有十六七岁的社会青年，但都有一定的社会经历，有专长的同学也不少，有的擅长美术、乐器、书法、声乐、表演、演讲，人才济济。第一次到大地方读书，一切都感到新鲜。
　　 当在教室坐定后，进来一位身材高挑、大背头、戴一幅黑色宽边眼镜、穿着入时、神情举止儒雅的老师，他先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王永明”三个字，俊秀如其人，操着带有浓厚上海方言的普通话作了自我介绍。然后，对学员进行分组，指定班干部，宣布班上纪律，作息时间。他就是我们的班主任，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国际政治专业毕业，我们是他从教生涯中的第一届学生。学校统一进行了一周的入学教育后就进入正式学习阶段。授课老师有张仁镜、黄宝生、王湘、张秉宣、王祯贤、焦德敏、孙林、赵堂华、史琦、唐先觉……校长姓潘，四川人，听说抗日战争时期是延安“抗大”学员，听过毛泽东同志讲课，心中自然产生了几分敬畏。当时没有正规的师范课本，大部分教材由任课老师自行编写，如《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名篇选读》、《语文教学法》、《数学教学法》、《教育学》、《心理学》等，由教务处油印成讲义或交印刷厂铅印成简易课本，按课程进度发给学生。政治教材主要学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毛泽东同志的五篇哲学著作、杨荣国编写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以及报刊上发表的批林批孔文章。物理、化学、数学用的是省编高中教材。当时学校不收学费、书费、生活费，课本、演草纸、墨水、作业本都是学校统一分发，学生只负担自己的日用品。
　　 教室是神圣的地方，古往今来的一切历史在这里再现，知识的菌种在这里发酵。学生求知欲望强烈，好学上进，对学习时间倍加珍惜，自学钻研成为风气。凡遇到疑难，老师总是耐心解答，就象河流从来不拒绝小溪一样。王老师给我们讲授的是地理课，他博学多才，侃侃而谈，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弯弯拐拐的随手一画，便是一幅世界地图轮廓或某一国家的政区图，惟妙惟肖。对世界各国的地形地貌、政治经济、风物人情，讲得绘声绘色，对我来说，是闻所未闻，耳目一新，因此产生了极大的学习兴趣。知识是不卑不亢的，他永远为勤劳的人们提供机会。
　　 王老师在我们班每周只有一节课，最多的是管理班务，与我们朝夕相处，待人十分和蔼，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偶尔，也安排半天义务劳动，或打扫校园，或挖防空洞，王老师都和同学们一起参加，自始至终。劳动休息时，他给我们讲大学的学习生活，上海的都市风情，令我们产生无限的神秘和向往。同学们也各讲笑话，我也用山腔方言讲述从山野听来的轶闻趣事，笑得大家捧腹。
　　 七十年代的冬天，陕南气温极低。洗漱时洒在地面上的水即刻成冰，奇寒无比。不少同学手脚都冻伤了，冻肿的手背象一块面包。王老师见我们穿戴单薄学生，经常叫到他家烤火取暖，围坐在煤炉旁，他递来一杯热水，嘘寒问暖，一股暖意在心间涌动。
　　 学生参加集体劳动是当时教育方针的内容，要求大中专学生要学工、学农，培养阶级感情。两年来，学校组织了两次支农活动。第一学年我们班是到西郑营夏收，白天同农民一道下田收麦、插秧。一日三餐，是两个同学一组到农民家吃派饭，清早起来要给当天就餐这家农户扫地、担水，劈柴，王老师见我年龄小，就特意为我这组分了一个年龄较大的同学。忙假结束时要给大队社员演一场晚会，既是政治形势的需要，也为了对农民表达谢意。王老师利用劳动间隙指导排练，在那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社员群众看晚会的兴致极高，入夜，大队部的舞台上灯火通明，院场里早早地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草垛上、树叉上、围墙上到处都是观众，学生独唱的《巴山林里的背二哥》、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板胡独奏《公社春来早》、相声《坦赞铁路》赢得经久不息的掌声。
　　 秋忙假是到城固庙坡农场劳动，水稻刚收完，绝好的天气，说变就变，继而风雨大作，不到半天功夫汉江河水已经漫过江堤，淹没了农场的土坯房，王老师突然想起农场猪圈里的十多头肥猪那是学生改善生活的肉食来源。他随即带上我们七八个学生，冒着大雨淌着齐腰深的洪水，先抢出房间的东西，然后奋力砸破圈门，一群猪拼命地跟着人游了过来，当我们刚到安全地带，眼看着圈舍慢慢的坍塌了。大雨过后，老天放晴，又开始收农场的芝麻、花生，地瓜。休息时，王老师带上我们到湑水河边散步。秋阳高挂，河面上闪动着粼粼的波光，迎面吹来凉爽的清风，蓝天上飘动着如絮的白云，教室以外的阳光、空气格外让人清爽惬意。
　　 最后一学期，教学实习占据大部分时间，班上分成4个实习组，当时班主任换成了靳崇义老师，王老师身体原因担任副班主任，但我们这个实习组仍然是王老师负责，听课、备课、试讲、评课都组织得有条不紊，环环相扣。正式上讲台是在七里营七年制学校，我讲数学课，王老师听完试讲后提出了明确要求，推导公式要公式语言化，语言公式化，给学生的印象要直观，这样效果才好。讲课语言要干净利索，不能带啊、哦等口头语，谆谆教诲至今记忆犹新，如沐春风。尤其是他做人低调，不事张扬，没有权力欲，对工作认真，提携后学，与人为善的人格魅力成为我效仿的典模，对我人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时间如白驹过隙，两年的学业很快就结束了，毕业后统一分配，有的当了教师，有的改行，有的经商，有的在专业领域有所作为、有所建树，令人刮目。也有些同学经社会的磨砺，自身的修炼，加之对官场的向往，成了有头有面的人物，一派光鲜。
　　 谈兴正浓，由于买了下一行程的车票，时间不许逗留，王老师一再挽留，我却不得不起身告辞，他们夫妻俩为我送行，顺道参观了附近的七宝教寺。七宝教寺是上海一富商出巨资在原寺的基础上扩建的，规模宏大。2011年，请了千余和尚为世博会念经祈福，盛况空前。他告诉我，这里平时香火很旺，追求升官发财的上海人，空虚的心灵总希望寄托于神灵庇佑，所以出手阔绰，和尚为其做一场法事收入颇丰，现在有的大学生也选择遁入空门，到寺庙为僧作为就业的一条门路，不几年就能在市区附近买一套住房，日子过得舒适安逸。听罢，不得不感叹和尚的思想境界产生了质的飞跃。教寺出口，一块刻有“左右逢源”的石头耸然而立，他说这地方原来称作“两江汇”，两条江在这里汇合，向东流去，把这块地域自然分成三个部分，分属三个区域管辖，一为松江、二为青浦，三为龙华。王老师他家属青浦，三十年代是日伪占领区，亲眼目睹敌人轰炸的情景，他父亲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家里是秘密联络点，若得知敌人要进行搜捕，赶快将人员转移至江岸，相隔数十米的对岸就是另一个区域的势力范围，此岸无权到彼岸抓人，就这样频频躲过了敌人的魔掌。
　　 正留连处，时间催人，他们俩一直送我到地铁站台，当我上了车，还在不停向我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