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还没有学霸一词，但那时能考上中专（中师）的，绝对是学霸；有时学霸都不一定能考上。那时只有考不上中专（中师），家庭条件又比较好的，多是城关的学生，才上高中的。对于农村的初中生来说，大多数都是只要考不上中专（中师），就只能败走麦城，回家种田。我县是五十万人口的大县，我们又正值人口高峰期，而一年我县仅招四十来名中专（中师）生，且是全省统一安排，你那个县如果达到全州统一录取分数线的学生，不能招够规定数，就要用外县和其他地区的考生来统一调配。有好几年，我县的中专（中师）名额，就因没考赢其他县，而被调配给了外县，而让我县管教育的县领导和县文教局，以及全县的老师们都抬不起头来。在此情况下，你算算看：一个县到底有多少初中生？到底有几人能考上？就能基本明白那时考中专（中师）有多难！难之程度，绝不亚于现在考全国一流大学前十！
　　 说骄傲点，我那时就是现在的学霸，或许比现在的学霸还更加有甚。我不偏科，不仅数理化好，而且语文和政治也是一流的；数理化对我来说，只是小菜一碟，绝不像现在有很多学生说的：稍微不注意就不及格。我可是反着来啊，稍微不注意，数理化就手到擒来，考他个满分。我中专最后决战，化学和数学就都考了满分一百分，五科平均87，总分436（满分为500分），才得以进入师范的，而我的同班同学，却是一个也没有考上。436，折合为现在高考750的分数，则为654。654，是不是能上清华北大么。
　　 是的，那时考上一个中专，就如现在的一个小县出了清华北大学生一样。我成了我村第一个中专生，就立马震动了十里八乡，并参加了当年我县仿古代中举的打马游街活动。我胸前挂一朵大红花，骑着一匹训练有数的栗黑马，走在队伍最前面；我与当年一同考上中专（中师）的其他九名代表，和十名教我们的老师骑着大马，在阵阵锣鼓声中，在狮飞龙舞中，在疯狂的秧歌扭动中，从县城南边的大照壁出发，过南街，穿钟鼓楼，再从北街一直向前，再穿城鼓楼，最后才回到县政府大院，接受县长的训话。县长训完话，我就作为全县唯一的考上中专（中师）代表，大模大样走上主席台，在县长训话时坐过的椅子上，就一股屁坐将上去，也不管下面哄哄的大笑声，就开始了我那牛逼的演讲。我知道大家笑我竟敢坐县长坐过的椅子，而不站着演讲。我才不管呢，我只管朗声道：学好普师专业，誓做叶圣陶一样的人民教师。
　　 我一考上中专，骄傲就接着骄傲，风光就连着风光，并若波涛般永不停息地冲向岸边，哗啦啦水花四溅，浪声高扬。接下来，在那年8月中旬某日，我去乡政府办户口，办公室只坐着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我刚将录取通知递到她手里，她却只看了一眼，就昂起头来，接着就只是一声大吼：我乡唯一考上中专，还作为代表参加过打马游街的小伙子来了，来了！接着，就是梆哧梆哧——阵阵紧促的脚步声，刹那间，空旷的办公室就挤满了一大拨人，但急促的脚步声还再响，还再响，不到十分钟，办公室里里外到处都挤满了人，他们都非常激动，就像是他们的孩子考上了中专，而不是我考上了中专，他们都争先恐后地问道：你就是薪薪的者夫？他们都想跟我沾点灵气，而让他们家的娃娃也考上中专。接下来，我去旗红粮站办粮食关系，去旗红食品厂办肉食品关系，去县糖酒公司办副食品关系，都是如此的热闹非凡。
　　 由于家庭原因，读初中的四年，我每顿都只能吃一碗无一片菜的干哽饭，我从未打过一次一份五分钱的菜吃过，我也不知道饿过多少顿肚子，我的肚子从来就没有填饱过，我要把我那来之不易的钱用来买复习资料，以实现自己的梦想：考上慧力师范，吃白花花的馒头，喝热气腾腾的稀饭，而自己还不出一分钱。记得有一次，就是麦子快要成熟的春天，有天下午的饭，被学校的厨师们煮成了牛头饭，天气又热又干燥，去老师那里讨一口开水，怎奈去了四五位老师那里，都是要么没开水，要么老师不在，而那天又遇上自来水也停了，我便只好向已吃完饭的一同学借了他的洋瓷碗，并端着我的一洋瓷碗牛头饭，而到了学校西边的西河，在那里用空着的碗，从河里舀起一大嘴河水，再用筷子赶一口牛头饭进有水的那碗里，为了活命，我端起来，像吃药一样，艰难地把那口混在冷水里的饭，吞进了肚子。一次，两次，三次，不知是多少次，总算把那碗难以下咽的牛头饭，混合着冷河水吞进了我的肚子。
　　 我不迷信，但我在父亲窝囊死去后，就鬼使神差翻过孔明的《称命书》。我终于冷水泡饭，将肚皮勉强应付完毕。我一手提着一只洋瓷碗，我抬起头来，阳光是那样的好，但我不知咋的，竟然在此时此刻，记起了我的命金银子重四两一的批章来。此命推来是不同，为人能干不凡庸；中年还有逍遥福，不比前时运未通。我此时虽还是懵懂少年，但苦难早让我总感到命运这东西，总是若父母为儿女取名一样，要啥无啥，名为富，却穷得叮当响；名为贵，实则贱如乞丐；甚或是好的说不着，坏的全说着。我望了望高远的蓝空，遂把此歌诀改了个“坏的顺着来，好的反着来”。我望着快落山的太阳，脱口而出：此命推来是不同，为人能干异凡庸；中年没有逍遥福，晚景冷清一场空，一场空。山谷回音，整个空旷的原野，到处都是我艰难艰涩、欲哭无泪的懵懂之声。
　　 虽如此，但我还是相信只要考上师范，日子就能好起来，并而变得温暖可爱；只要师范一毕业，我就能有工资给艰难的母亲，并减少母亲的劳累。我拼命读书，拼命干活，每到星期天和节假日，特别是寒暑假，我除了干田里的农活外，就是拼命的编撮箕。撮箕，就是一种挑土的工具，每对五角钱。我要趁不读书的大好时间，多种包产田，多编撮箕，编好多好多的能卖钱的撮箕，然后，再走20公里山路，挑去旗红供销社卖好多好多的钱，拿去学校交学费交书费，拿去新华书店买一本早就想拥有的复习资料。我每编完一对撮箕，就在心中大喊一声：咳！这是五角钱哪！然后，再以更加快捷的速度，开始了下一对撮箕的编织，我的书钱就这样被我五角五角的编织了出来；我的初中我的师范，就这样被我五角五角的编织毕业。我不知道有多少竹子，死在了我的手里。我曾听说，杀猪匠猪杀多了，在生命的尽头，就是杀猪匠快要断气的时候，那些被杀的猪们的灵魂，就会来附在杀猪匠的身上，而让杀猪匠痛苦不堪，如猪样哼哼不停，但就是断了不气；在此情况下，就要在杀猪匠的侧边放一只盆子，盆子里放半盆水，水里撒上一把盐巴，再在盆子上搁一把白晃晃的杀猪刀，才能让杀猪匠少受点儿痛苦，少遭点儿罪，而尽快断气，尽快安然驾鹤归去。我遂自而想，照此推理，我有一天生命一旦走到尽头，要来要我命的肯定就是成群的竹子冤魂了。咳，难道我要死的时候，为了少受痛苦煎熬，也要在我的身边，放上一根竹子和一把篾刀吗？！我不得其解，但总时不时就会这样自不待然地，冥思苦想一番又一番。
　　 都说一文钱，难死英雄汉，而况我当时只是个还未成年，就已失去父亲的羸弱少年。我在命运的注定早已安排好的谜团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但还是始终坚信，只要心中充满憧憬，再大的苦难也能扔在身后，而迎来一片阳光。老家虽是我的伤心地，但我一路走来，总有俗话说的命中贵人，在我最艰难，甚至快就要翻不过坎去的最危急时刻，向我伸出温暖如春的手，而把我从黑暗的深渊中，给重新拉回到阳光灿烂的蓝天白云下。我总忘不了在我要复读初三那年，我口袋里连半个毫子也没有，我望着我编的那一摞摞没买出去的撮箕而自顾唉叹：无钱复读，你还考个铲铲的慧力师范；上不了中专，你还吃个铲铲的不要钱的大白馒头。而正在这如此最关键的时刻，我的舅公背着大表舅和大表舅娘，偷偷地将大表舅给他的20元养老钱塞给我，要我快拿去学校交复读费。我总忘不了文老师和郭老师，他们都是步行了10多公里崎岖山路，从县城到我家去看望我，鼓励我复读考中专，以彻底改变我的命运；特别是郭老师，她一直誉我为最懂事的学生，她在教院读书时，与我每次通信，都称我为小大人，并为我购卖了一套师范生必备的油画画笔，同时听说我在写诗从事业余文学创作，她还亲自到她所就读的城市的新华书店，为我购得一册我国第一本新诗集，就是胡适的《尝试集》。我总忘不了我们旗红中学的教导主任陈老师，我复读那年，我早早就把学费交了，后来陈老师知道了我父亲抱恨而去及我的家庭等情况，就把我已交了的学费按政策退给了我，虽这学费很少，两学期一共才7元，但就这7元钱，却让我得以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而让我一辈子都难以忘怀。我总忘不了我复读时的班主任曹老师，学校给老师们发电影票，她不去，却要将电影票给我，但我那时忒不懂事，竟因同学说我是曹老师选中的女婿，而不领曹老师的情，并还记恨了曹老师；我怎能忘怀啊，当我到了慧力师范读书，曹老师却为我购了一本《现代汉语小词典》，并亲自送到慧力师范，交到我的手里。我总忘不了我到师范念一年级的班主任左老师，左老师看了我的档案，就在那年的冬天给我了一个师范生寒衣费名额；虽不多，就十二块钱；我又添了八块钱——就让我第一次穿上了一件很薄的双排扣毛衣，而不再觉得冬天老是那么的寒冷。
　　 我在文章的开头部分，已然交代，豆花血旺饭店于1982年，随着农村包产到户一道，在穿过钟鼓楼的南街，一下兴旺兴盛起来。每家靠街边的门那个地方，都至少有两口大铁窝，并排着支在大土灶上，一口里是白花花的豆花，另一口里是红通通的猪血旺，无论豆花和血旺都在窝里，煮得啵哆啵哆的大翻水花，大冒热气腾腾的白烟。一想起一说起豆花血旺饭，我就会记起杜甫的《空囊》诗。翠柏苦犹食，晨露高可餐。世人共卤莽，我道属艰难。不㸑井晨冻，无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诗人诗心，字里行间，囊中无钱，困境窘迫。我反复吟诵，反复质疑，反复打着一个又一个问号，每次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老先生“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与我读初中加师范的七年相比，则要好上数倍十倍；与我工作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相比，则又是我最现实的写照。
　　 囊中实无钱，哪来一钱花。我的老家在县城南边的一个名叫薪薪的小山村里，离城10余公里，不算远，也不算近。在旗红中学和慧力师范当学生的七年，我每次去学校读书，或者从学校里回老家，或者寒暑假或者节假日赶街，每次从南街经过，都会见到红红火火的豆花血旺饭店，但因口袋里无钱，所以就只闻到满大街的喷喷香，而连清口水也没有淌——穷都穷习惯了嘛——更嫑说一头扎进饭店，猛吃一顿豆花血旺饭，把干瘪的肚儿撑个溜圆。
　　 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我师范毕业参加工作后，虽每次从南街经过，都会往那一家家的豆花血旺饭店看上几眼，可我虽有了工资，但工资也少得可怜，同时加上二姐早已出阁，家里唯有母亲一人，我的工作地又离家太远，根本不可能帮母亲干农活，我当然就得把不多的几个工资拿一大部分出来，交给母亲，以弥补一下儿子不在身边的孝心。这样一来，我还是囊中羞涩，当然就还是从未走进过豆花血旺饭店，吃一回豆花血旺饭了。
　　 直到1990年6月25日，我与教办的教研员李老师，到文教局改毕业班试卷，才和李老师在南街饭店吃了一回豆花血旺饭，但当时李老师正在农村老家盖土库房子，我也手中无几个钱，所以当老板问我俩要不要红烧肥肠和炖蹄花时，我俩都假装大方而舍得的问对方要不要来一份红烧肥肠或者炖蹄花，而到最后——却只要了与店名名副其实的豆花和血旺，外加一人一大碗大白米饭。直到此时，我才知道豆花血旺饭店里，还有这名不副实的红烧肥肠和炖蹄花两道硬菜的。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时间如哗哗流去的河水，转眼就流进了2019年的夏天。在我的记忆里，自改革开放迄今，我所居住的小城发生了三次飞跃。第一次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中期，即我在旗红中学读初中和在慧力师范读师范的时候，县电影院从县大礼堂分离出来，搬到了108国道的东边，并带动108国道两侧建成了不夜城，整晚灯火通明，而改作了顺城路和文明路。第二次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滨河路东扩，小城一下就延伸到了城河，而扩大了一倍，到处高楼鳞次栉比，灯红酒绿，豪华歌厅一家赛过一家，歌厅名字数沸点取名最为贴切安逸。第三次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初的这十年，县城如吃了膨胀剂一般，只一个劲儿，向北向南延深再延深，北已到肘龙山麓，南已到放光寺，白花花一大片这样那样的小区，将小城整整扩大了四倍有余。若要到新建区去，我这个本地人，现都已找不准方向，摸不着马门，而经常闹出走错路的笑话。
　　 我在文章开头，已作了交代，现在家中唯我与妻，外加一条看门的狗。到今年，我已工作了33年，妻已工作了28年。我现虽在县机关工作，但曾在村小工作过整整18年。妻如今仍是早出晚归、风里来雨里去，骑电瓶车来回跑二十多公里，到我老家的村小天天当孩子王。我和妻工作都不轻松，都已辛苦了大半辈子。我和妻一向都对存钱看得比较冷淡，都坚持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人生理念。我和妻虽只拿着几个死工资，也无几个钱可存，但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现今只管将我与妻的两张嘴巴管好、两个肚皮管饱就行，而我与妻的劳动所得，却也能满足生活所需，如若节俭一点，还尚有所余，故我与妻就在双休日和节假日，懒得煮饭，而双双相约到街上，今天吃鸡火丝，明天吃稀饭馒头，享受一下连碗也不用洗的神仙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