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爷爷和大爷爷的年代。
　　 时至今日，爷爷还会提及当年那五块钱的事情，而且不止一次地提及。
　　 每当这个时候，爷爷嘴里就像是含了一口黄连，那张满是皱褶的老脸，会因痛苦而变形，因悲愤而狰狞：“你们是没吃过这种苦哇；当年，就为了五块钱，我跟你大爷爷半辈子断了往来，现在想来，真是作孽啊。”
　　
　　 一九七二年春节前夕，当时才四十二岁的爷爷，与奶奶一道，带着四个孩子，蜗居在四十多平方的破木屋里。
　　 要说这整套房子，当时在农村也算大的，有百来个平方，原先是村里一个地主老财的旧宅，弃用多年了，土改的时候，这套房子分给了大爷爷和爷爷兄弟俩。
　　 后来，两兄弟相继成家，按照习俗，当然是要分家的。
　　 分家那年，大爷爷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而爷爷新婚还不到一年，就算连带奶奶肚子里的孩子，也不过三个人。
　　 所以，由村里的长辈做主，大爷爷分到了东头的六十个平方的房子，西头的四十来个平方归爷爷所有。
　　 那时还不兴计划生育，爷爷奶奶在后来的八年间生了四胎，也就是我大姑、大伯、我爸和小姑。
　　 那时在农村，小孩子大多读到小学就算完事了，就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养活自己。当然，也有个别比较殷实的家庭，会送孩子去县城读初中、高中的。
　　 那年，我大姑长成十六岁的大姑娘了，我大伯十四岁，刚好小学毕业，也在生产队参加劳动了，我爸和小姑在读小学，那几天正赶上放寒假。
　　 生产队的田地是集体的，种田、割麦都记工分，一个工分几分钱，一个人一天也挣不了几毛钱的。
　　 我爷爷是男劳力，记十个工分，有六毛钱；奶奶是女劳力，记六个工分，是三毛六分钱，大姑和刚小学毕业的大伯是小劳力，各记四个工分，加起来是四角八分。由于奶奶要在家里带小孩，难得有空出工；还有农闲时节，生产队是不计工分的；所以每月全家的收入也就十七八块钱。
　　 一家六口，柴米油盐，要不是还有点自留地种点蔬菜，哪里够吃啊，勉强不挨饿已算过得去了，当年在农村，根本没有存款这个概念，因为没有余钱啊。
　　
　　 早晨，鸡叫二遍，生产队的广播就响了：社员同志们，抓紧出工了，抓紧出工了啊，今早去村西小麦地里撒羊灰（施肥，羊粪），锄碑草，为来年亩产超万斤做准备啊。
　　 爷爷嘟嚷了一句：“饭都吃不饱，还亩产万斤，有七百斤还要靠天照应呢。”
　　 回头喊了声：“出工了啊。”扛了个铁搭，自顾自先走了；大姑和大伯马上跟了上去。
　　 奶奶在后边喊：“老三小四昨夜有点寒热（发热度），我就不去了啊。”
　　 生产队长文自强是个后生，参军复员后，立志扎根农村，要让家乡旧貌换新颜，前年还选上了村支书。
　　 原来那个支书，是我大爷爷当的，结果被姓文的夺了去，大队里倒也算照顾，另外安排了个官衔，叫财务书记，也就是在生产队管管财务。
　　 社员们在村西文家庙聚集，支书文自强照例掏出一个小本本，带头读上几段毛主席语录，让社员们振奋一下精神；大爷爷是财务书记，便开始点人头，记工分。
　　 文自强一声令下，社员们就下地了，男的锄草，女的撒羊灰，开始忙活起来。
　　 也就一袋烟的功夫，奶奶就寻到地里来了：“他爸，老三小四额头烫来，我叫了赤脚医生来看，热度发到四十度，赤脚医生说，这不像普通的感冒，要送大医院的。”
　　 奶奶一边说，一边直跺脚，后面的话是连哭带叫了。
　　 爷爷傻了，还没回过神来，大爷爷一把拉起爷爷：“还不快走。”
　　 弟弟妹妹病急，大姑大伯也赶紧追了上来。大爷爷回头说：“你们别去了，挣工分啊，看病要花大价钱的。”
　　 大爷爷和爷爷赶到家里，看到两个小囡躺在竹榻（竹制小床）上，脸通红通红的，迷迷糊糊的没了精神。
　　 赤脚医生刚给喂了退烧药，正忙着用毛巾蘸着井水为我爸和小姑降体温，显然是没多大效果；见到一家之主来了，赶紧建议到：“这病来势凶，我看公社卫生院都要不到，得送县城大医院。”
　　 大爷爷就说：“我去拉个板车。”
　　 奶奶到里屋床头翻了个遍，把家里仅有的五块六毛钱塞给爷爷；这原本是为一家人过春节准备的，但现在要派大用场了，人命关天啊。
　　 等大爷爷拉了板车过来，爷爷抱起我爸就往外走，奶奶已六神无主，赤脚医生抱起小姑，惊呼到：“小四好像惊过去了（陷入昏迷）”
　　 大爷爷过来掐小姑人中，一点反应都没有，赤脚医生想到了一个土办法，招呼奶奶去拿把菜刀过来。
　　 赤脚医生把小姑平放在地上（这叫接地气），用菜刀背去刮小姑的脚心（老底子土郎中促醒的一种治疗方法，刺激脚心穴位，有可能使昏迷者苏醒。），刮了二三十下，小姑才“嗯”了一声，但还是没能醒来。
　　 大爷爷见多识广，心里凉了半载。那时候农村医疗条件差，家里又缺钱，耽误了治疗，小孩夭折的事情也不稀奇。
　　 “赶紧走，死马也当活马医了，听天由命吧。”大爷爷叹道。
　　
　　 一行人拉着板车，慢跑紧赶，近三个小时才赶到县医院，把我爸、小姑送进了急诊室。（那时可没有汽车、公交车，连自行车都是稀奇货。）
　　 医生诊断，急性脑膜炎，马上打了退烧针，还挂上了吊针（挂盐水）。
　　 到底是大医院，医生有本事，这吊针也管用，我爸的烧慢慢退了；小姑年纪小，抵抗力差，两瓶盐水下去，虽有点效果，有时能睁一下眼睛，但医生说，还没渡过危险期。
　　 一个护士拿了收费单过来，急诊费用一共要五块九毛钱。
　　 大医院收费就是贵，看一天病，就花去了一家六口十来天的伙食费；可不管怎么说，这是救命啊，值得。
　　 爷爷掏出所有的钱递给护士，回头问：“谁借我三毛钱啊。”
　　 大爷爷和赤脚医生都摇了摇头，事急，谁会记得帮忙带钱呢。
　　 护士也了解乡下人的困难，挺有同情心的：“一毛钱的急诊挂号费免了，但还有两毛，你们一定要补上啊。”
　　 爷爷急红了脸，一时不知如何应对，那个医生是个老好人，掏出两毛钱递给护士：“公家的钱可不能少了啊。”
　　 然后对爷爷说：“一个刚渡过危险期，一个还挺严重的，后续治疗还要一些费用的，留一个大人在这里，你们回去筹钱，估计再有个十几块就够了。”
　　 那医生真好，还为自己垫了两毛钱，爷爷感激涕零：“我这就回去准备。”
　　 大爷爷和赤脚医生跟着忙了一天，连饭都没能吃上一口，真是过意不去，爷爷让他们跟着回家，留下奶奶照看两个孩子。
　　 到了半夜三更，奶奶是又饿又困，但盯着两个孩子，不敢有丝毫松懈。
　　 那个值班护士，从饭盒里拿出一些面饼当夜点心吃，刚吃了两口，看了一眼我奶奶，把面饼放了回去。端着饭盒走到我奶奶跟前：“大嫂，别嫌弃，你将就着吃一点吧。”
　　 这是雪中送炭啊，奶奶也顾不上客气，咬了一口饼子，感激得连连点头；这几年大家都受穷，但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啊。
　　
　　 爷爷回到家里，跟大爷爷商量筹钱的事情。大爷爷说：“年关将近，邻里们都要过日子的，这筹钱的事，难，先凑凑看吧。”
　　 顾不上吃一口，大爷爷和爷爷分头筹钱去了。
　　 大爷爷回家，让大奶奶看看家里还有多少余钱；大奶奶脸色有点难看：“就四块多点，过年孩子们都难吃上一顿红烧肉了。”
　　 大爷爷把手一伸：“拿来，总归救人要紧，还吃什么红烧肉啊。”
　　 大奶奶也知道人命关天，可自己家里人，这日子也得过啊。考虑再三，给了大爷爷两块钱：“我们自己，粥总要喝一口的。”
　　 这是实情。见大奶奶说得在理，大爷爷也就认了：“明天一早，我就给送过去。”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穷日子不好过啊。凡是走得上门的邻里，爷爷跑了个遍，好多人家也是有心无力，帮不上忙。忙乎了一整夜，东拼西凑，爷爷才借到三块五毛钱。
　　 攥着这三块五毛钱，爷爷一直在心里盘算：这医药费，加上家里的六张嘴，总得要有个十六七块才过得去啊。
　　 天没亮，大爷爷就赶过来了，两人把钱放在一起，许久都没有一句话。
　　 鸡叫二遍，生产队的广播响了：社员同志们，今天不出工；生产队党员、干部到队部开个早会，传达上级革委会“阶级斗争新动向”有关情况，布置春节过后相关工作。
　　 大爷爷站起身：“我得去开会，你早点去县城，实在没办法，你就先保住一个，好在家里还有两个呢。”说完，泪光隐现，扭头走了。
　　 大爷爷的说法是太实在了，这么点钱，就够先救一个孩子，那么另一个是生是死，只能听天由命了。
　　 爷爷听了，悲从中来，虽然大爷爷讲的是实情，但也不由得怪怨起大爷爷来：“我家的孩子，也是你的侄子侄女啊，你竟然狠得下心，说得出这样的话来；我是拼了老命也要救啊。”
　　 爷爷一直在盘算：前些天一家老小也出过几天工的，应该有七八十个工分，跟生产队商量一下，能否先结算了；如还不够，就向生产队借点，队里总归有点钱的，况且大爷爷是财务书记，这点面子总会给的。
　　 想毕，就关照我大姑大伯：“你们熬点粥，煮点红薯，我等下带走，我先去队部走一趟。”
　　
　　 生产队开会，也就支书、财务书记、妇女主任等七八个人。
　　 爷爷闯进去时，支书文自强正在传达革委会“阶级斗争新动向”相关文件；见爷爷来，支书中止了读文件，问：“有啥事？”
　　 爷爷说：“两个小孩都在县城医院住上院了，危险得很，能不能把这个月的工分先结一下，真的急等钱用。”然后把目光看向大爷爷。
　　 大爷爷躲过爷爷的目光，扭头看向了支书。当月工分下月结，是每个生产队定下的铁规矩，这么多年了，怎么可以随便就破了呢。
　　 文自强还算通情达理：“我看可以，人命关天，急事急办，下不为例啊。”
　　 爷爷连连应承；大爷爷总算松了口气，替爷爷谢过支书，取了记工分的账本，算了起来。
　　 大爷爷和爷爷总是亲戚，大爷爷还是财务书记，总不能带头假公济私，坏了队上的规矩，自己是个党员，在生产队，大小也是个干部，可不能不注意群众影响啊。这事由支书开了金口，就另当别论了。
　　 算了一下，刚好八十个工分，也就四块八毛钱；大爷爷从一个小铁盒里取出一沓钱，数出四块八毛，交给爷爷，然后让爷爷签收。
　　 爷爷看了一眼那小铁盒，里面多为一元、两元，一角两角的零钞，该有两百多块，于是开口道：“能不能再借我五块，我打欠条，小囡的病来势凶，我手头的钱还是不够啊。”
　　 在场的人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说话，现在搞阶级斗争，就怕上纲上线；向公家借钱，重则算贪污，轻则是挪用，要犯大错误的。
　　 大爷爷生气了：“你别得寸进尺，这公家的钱是你能用的么，这些钱，下月要按工分算给社员的，开春还要买肥料的。”
　　 爷爷恳求道：“我也是借钱救命啊，就借半年，我一定想办法还上。”
　　 大爷爷又一次把头转向了文自强。
　　 这可是要犯原则性错误的啊，这担子实在挑不起。支书也微微摇头，用目光向大爷爷示意。
　　 大爷爷道：“支书已网开一面了，公家的钱哪能随便动，你还不如赶紧去医院呢。”
　　 人家都没开口说不同意，自家人倒先说上了，看来这个哥哥真是绝情，把自己那么丁点的芝麻官看得比侄儿的命还重。这么想着，爷爷火气就上来了：“不是你儿女，你当然不心疼，真是铁石心肠啊。”
　　 然后一句不太好听的口头禅就骂了出去。
　　 大爷爷受不了这气啊，为这件事也算尽心尽力帮你了，反倒好心没好报被骂上了。村里人好面子啊，怎肯干休，立即回骂道：“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这架算是吵开了，场面还挺大，一时任谁也劝不住。
　　 大姑准备好粥和红薯，却不见爷爷回来，就寻了过去。
　　 见爷爷和大爷爷面红耳赤，正吵得不可开交，这叫怎么回事啊。
　　 大姑怯生生地喊道：“大伯，爸，你们不要吵了，弟弟、妹妹还在医院里呢。”
　　 这才提醒了在场的人，开始劝架，当着小辈的面吵架，不成样子嘛。
　　 稍微安静了一下，支书开口了：“大家说说，这事咋整？”
　　 那七八个人可乱了套了，有人帮大爷爷，说大爷爷不愧是共产党员，坚持原则，再困难也不损害公家利益；也有帮腔爷爷说话的：“总归是一条人命啊，这钱能借就借了吧，又不是不还了。”
　　 大姑听明白原委，扑通一声跪下了：“支书，大伯，叔叔，婶婶，我爸也是没办法啊，这钱我们全家人想办法一定还，小妹可只剩半条命了啊。”
　　 心肠软一点的人见到这场面眼圈都红了。妇女主任举起手：“支书，借吧，我愿意作担保。”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也举起了手：“借吧，我们一起担保。”
　　 也有一些人还在犹豫。大爷爷的犟脾气又上来了：“不能借，我是财务书记，带头违反财务纪律的事不能做。”
　　 爷爷一听气急败坏：“你这般绝情，从今以后，我跟你老死不相往来。”
　　 大姑眼见借钱无望，哭成了个泪人，跪在地上也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