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她治也没有用，好不了，家里好几亩地的农活就指望她一个人，我还经常去帮忙干啊，我自己也有好几亩地呢，她自己一点也不拿自己命当命，治了说难听话到时说不定还死快一点了。”舅舅说。
　　 三姨太忠厚老实了。她女儿结婚的时候，一分钱彩礼也没要，她说:“要人家彩礼干什么？又不是卖女儿。”其实，她是多么的需要钱啊！她女儿也叫不要人家彩礼。按我母亲的话说:“好像就怕自己嫁不出去一样哦，扒接着人家。家里这么穷她不知道吗？两个老的都一身的毛病，难道没心吗？要个三万二万的，救救急也好啊！这难道还能过分吗？人家一要都十几万呢！你是个穷家，不是富家，富家就无所谓了。”
　　 姨父有脑梗塞，干瘦的个子，一瘸一拐的。也是被逼无奈，他找政府照顾，安排在农贸市场打扫垃圾，一个月有四五百块钱。我父亲也有轻微的脑梗，所以每次看到他都要问他：“今天有没有吃药！”他总说：“没事！没事！烦那个穷神啦！死不了！我好长时间没吃药了，我看也没什么问题，照样干活。”
　　 一天下班回家，姨父独自坐在那儿发愣，一句话也不说，才二月，天气还没热，可他满头满脸都是汗。三姨跟他说话也不理，一看情况不对了，赶紧送医院吧，可已经来不急了。
　　 姨夫去世三个多月后，三姨也走了，剩下一个儿子，独自住在街上。他算低保户，又生了不能干活的病，政府每个月都有三四百块钱给他，勉勉强强地生活。
　　
　　 十
　　
　　 春节眨眼就过去了，就像腾空而起飞上天的烟花一样，转瞬即逝。
　　 返乡的人陆续走了，如同潮水“哗啦！”涌进来，又“哗啦！”退了出去，留下了一些空空的贝壳，在沙滩上，在风中低吟。
　　 乡村又恢复了原状，除了寂静还是寂静。
　　 街上，时常有狗儿在赛跑，追逐，嬉闹。时不时地还会窜出一两只猫，东张西望，喵喵喵喵地叫。
　　 零零落落的有一两个老年人，白着头的，弯着腰的，拄着拐的，缓缓走过。还有几个无忧无虑的孩子，蹦蹦跳跳，一闪而过，留下的笑声与欢快的背影犹如风中的落花一样，让寂静的街道显得更加冷清了。
　　 大多老年人都卧在家里，或打牌，或张家长李家短的聊天，或蹲在门口晒太阳，目光一会儿望望天，一会儿望望地，谁也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对于他们，晚年孤寂好像是一种命中注定。
　　 每天傍晚，卖大饼的喇叭声都会准时响起，这时候，他们才会三三两两地走出来，花个一块两块钱买晚餐。其实大饼家家都会做的，只是他们已经没有了做饼的力气，像我的母亲一样。
　　 母亲总笑着说父亲屁股上跟长刺了一样，家里一刻功夫呆不住，总想往外面跑。他每天都要去对面打牌的那里，只是因为那里人多，都是老年人。他从不打牌的，只是静静地坐在一边看，偶尔也插上两句嘴，更多的时候是一言不发，别人笑一下，他也跟着笑笑。所以，大多时候，都是母亲一个人在家里。母亲腿脚不好，冬天门都不开，春天天气暖和一点的时候，就自己端个小凳子，拄着拐杖，一步一挪地走到门口，与太阳见会儿面。
　　 春节过后，春天又回来了。春天依然还是那个春天，而人却像庄稼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才几年没回来，很多熟悉的名字都已刻在了冰冷的石碑上，荒草满坟。他们生前的事情偶尔被人提及，报以叹息，又慢慢地被忘记。
　　 春天总是说来就来。路边，有的油菜已迫不及待地开花了。田埂上，还有样子熟悉却又忘了叫什么名字的蓝色、白色、紫色的小花，相互争艳，很是好看。它们自顾自地开着，自顾自地落，它们渺小的枯荣没有人会在意。
　　 田野里，小麦绿油油的一大片，这大概就是“在希望的田野上”了。
　　 由于去年冬天一直下雨，天公不作美，很多小麦叶稍发黄了，这只有走近了看才能发现。它们似乎在说:今年产量又要欠收了，很是抱歉。
　　
　　 十一
　　
　　 “老齐回来了！”
　　 一天午饭后，父亲惊讶却有几分欢喜地跟母亲说。
　　 “不过，又被大儿子送走了。说在小儿子那儿过得实在无聊，憋屈，闹死了。”他又补了一句。
　　 “那个别别窍地方，冷冷清清的也没几个人，哪有这个地方热闹繁华呢”！母亲说。
　　 ——“扬扬外爹生病了，在挂水，我得去看看。”父亲说完话又扭头急忙忙地走了。
　　 扬扬是我二哥家的孩子。
　　 老人的儿子、儿媳、孙子一家三口都出去打工了，农忙才能回来，就他一个人呆在家里。每天五点多钟就睡觉了。今天，无缘无故的突然感觉浑身不舒服，好像着凉了。小诊所的医生刚输上液就走了。父亲说得去看着输液，万一睡着了没个人在跟前那就麻烦了。
　　 父亲前脚刚走，村上的小场妈遛门来了，说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这里。
　　 母亲说，你不是来过一趟吗？她说忘了，有时连自己家都找不到，就一个人在街上到处转悠，直到儿子找到她。
　　 她比我母亲还长两岁，今年八十了。
　　 小场子，是他二儿子，四十出头便因病去世，算来也有十年了。大儿子残疾，从小得了小儿麻痹症，没媳妇，下面房子拆了，一个人在街上租房子住，还开了个麻将室。她现在跟二儿子一家住在镇上。她还有一个女儿叫小米子，与我同岁，就嫁在本村，女婿前几年出了车祸，身上打了钢板，春天插秧的时候，一跌倒没人扶就是爬不起来，现在也不能劳动。
　　 因为二儿子过早的离世，她老头子大脑受了很严重的刺激，有点疯癫了，头发不剪，胡子也不剃，澡也不洗，都臭了。几个孙子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把他按住，想给他洗澡，可怎么也按不住！他咆哮起来，像发怒的狮子一样，八十六的人了，也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力气。
　　 “最近，老头子一直躺卧在床上，几天不肯吃不肯喝了，难道想死了吗？......”小场妈边说边抹起了眼泪。
　　 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年没有看到她了，一个队，门东头的。要不是母亲提起，我还不知道她是谁。我以前偶尔春节回来，也是呆不了几天就走了。那些儿时的玩伴，早已七零八落四散了，都失去了联系，就是见了面，也只是打个招呼——“回来啦”，“嗯，回来了。”然后各自散去，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感觉跟陌生人没什么两样。
　　 小场子妈驼着背的身子，像一棵弯曲的老柳树，明显得瘦了，像经历了一场压榨一样，薄薄的灰白的头发髻在脑后，头顶上明显地露着头皮。
　　 我不敢认了。当然，她也不认识我。岁月让我们都改变了原先的模样。我已过了不惑之年，而她早已过了古稀。
　　 ——记得小场子结婚的时候，我还跟父亲去喝过喜酒。那时我大概十一二岁吧，记不清了。看着酒席上大人们抽烟挺好玩的，嘴巴像烧饭的烟窗一样，还能吐出一个个圆圆的烟圈，我很好奇，就乘人不备悄悄拿了两支烟，偷偷地躲到草垛后面抽着玩，也想吐出那漂亮的烟圈，可怎么也吐不出来，然后，回家睡了两天才醒……
　　 她一提到二儿子，就老泪横流。说情愿自己少活几十年，拆点阳寿，也要让儿子活着，可命不由己啊！有时想想，人啊！有什么意思呢！
　　 她说，病其实早就发现了，小场子在无锡打工，一直拖着没去手术，不舍得花钱，后来撑不下去了，但为时已晚。
　　 她继续抹着眼泪，其实也没多少眼泪了，这么多年，怕是枯竭了，流干了。母亲也跟着悲伤起来。
　　 我上二楼去了。
　　 独自站在二楼的窗口，看着对面一排整齐的楼房，银色的不锈钢防盗窗在阳光下闪射着刺眼的白光。街道空空荡荡的，有几只马甲袋在风中上下飞舞，夹杂着灰尘，冲向了天空。
　　 春天的风有点大，不停地撞击着窗户。楼下的门一会儿就“哐啷”一声响。南窗外，谁家院子里的桃花偷偷地开了，粉红色的，很美丽。几只麻雀在枝丫间飞来飞去，一会儿又飞到了屋檐上，叽叽喳喳的，很开心的样子，似乎春天是属于它们的，似乎春天只属于它们。
　　 屋外，纵横交错的电线在风中呜呜地响……
　　
　　 十二
　　
　　 三月二十三号早上，也就是前两天，我早上起床晚了，听到外面有吹吹子的声音，嘀嘀嗒嗒的。我下楼，父亲从外面回来了，对母亲汇报似的说：
　　 “倪会响死的了，昨天晚上死的，七十出头，长年喘病。”
　　 父亲没再继续说下去。这也是他每天在外面听到的新闻之一。
　　 晚上照例是文艺表演。一个中年女子和一个中年男人说“对口相声”，尽是些荤段子，不堪入耳。两个年轻姑娘组合穿着暴露的衣服，跟着劲爆的音乐节奏又唱又跳，很快乐的样子，丝毫没有悲伤的气氛。她们一会儿唱《冬天里的一把火》，一会儿又唱《小城故事》......你还别说，唱功还真不错，有两把刷子。看表演的人黑鸦鸦地围着，就像我小的时候看露天电影一样。
　　 我看了几分钟就回来了。
　　 父亲也去看热闹去了，大概九点多钟回来的，要是往常，早就睡觉了。
　　 外面的音乐直到十点钟才结束。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马上快四月了。我，到该走的时候了……不知到下一次什么时候能回来，又会听到哪些沉重的事情。就写到这里吧！
　　
　　 【创作手记】
　　 一直想写一篇关于农村题材的文章，尽管之前也写过一些诗歌，总觉得不尽如人意，难以充分表达情感。每次春节回老家，总能听到这样那样的事情，让人心情沉重，又无可奈何。今年春节回来，因为拆迁，集中居住，很多事好像也汇集到了一起，一桩桩一件件，让人感慨让人叹息。正好恰逢【今日头条】与【澎湃新闻】办了这期非虚构写作征文，我觉得这是个机会，让我更加有动力有责任要写一篇纪实的文章，纪录下他们的“故事”，也算了却我久久以来积压在心头的一桩心事。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知道他们的悲欢与艰难，关注他们，从细节上从根本上关爱他们，帮助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