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眼病”老哥本身就具备这种神乎其神的魔力，尤其是对于我来说，更是如此。每当我拿出纸笔，低头写关于“红眼病”老哥的文章，总是龙飞凤舞，信手拈来，不仅速度奇快，而且自觉事件与意境能够达到近乎完美的契合，不致费心找平。
　　 还请大家不要把我当成是惯于揭人家短，扒人家私，掀人家丑的幸灾乐祸之徒，我可没那么下作，我只是喜欢写实罢了。而“红眼病”老哥之所作所为全是他自己完成的，至于诸多对他的评价，他所遭受的诸多特殊待遇，也全因他本人而起，更是熟悉他的人所为，与我毫无关系，况且我也没有刻意杜撰他之所作所为。添油加醋、落井下石的事我可做不出来。
　　 真要说关系嘛，恐怕我的文章像是一面镜子，不仅是放大镜，更是显微镜，照人的同时也在照己。
　　 在之前的一篇关于“红眼病”老哥的文章——《与众不同的哲学家》中，最后有我和老李大哥之间关于“红眼病”老哥的对话。在此，我不妨把一些事情整理出来，也算给自己一个相对满意的交代，并从此绕过“红眼病”老哥，毕竟我深知在以后的日子里，再难与他见面了，一来他是真的怕我找机会“练”他，二来我也是真的怕他污染了我所在的环境。
　　 关于“红眼病”老哥从幼儿园被迫调走的事，其原因简单到不行，他违背了看守岗位的铁律之一。众所周知，看守岗位的铁律无非两点，其一，是让该进之人进去，不得在证明足够的情况下对其予以刁难，加以阻挠。其二就是让不该进之人进不去，在证明不足，又无上层领导允许的情况下，无论对方是谁，是什么模样，是什么装扮，是什么态度，都绝不容许将其放进去。显然，“红眼病”老哥就是把不该放进去的人放进去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是在晚上，当时我还在老家享受着我那一贫如洗、不思上进之所谓公子哥的惬意生活呢。白天打了一整天的麻将，赢了些钱，回到家则选择修身养性，倒头大睡，以便迎接晚上可能要参加的各种娱乐活动，静候朋友电话相邀。
　　 就在静候朋友电话相邀的期间，电话还真就来了，不过不是邀我去参与娱乐活动的朋友，而是远在北京的，仍在幼儿园项目带班的老韩这个朋友。
　　 我迷迷糊糊接听电话，在问候两声之后，我便开始聆听他之连绵不绝的苦衷、苦水，讲我这一走，幼儿园项目的安保工作有多么难干。他之所谓难干我即便在睡梦中也能理解，不是工作难干，而是没有值得信任、值得托付岗位职责的好队员，而他作为带班班长，自然要多加费心，多加操心，譬如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之间，作为班长的他本该享受着午休的待遇，却因为担心前岗保不齐会出现什么差池，既睡不得，又不免要时而来到前岗转转看看，不时还要嘱咐看守前岗的保安几句。
　　 怎奈“红眼病”老哥可不是你想嘱咐就能嘱咐明白的，你想省心就能让你省心的主儿，这家伙可有主见了，按东北话说，就是有老猪腰子，敢于做出自己认为对的决定和选择。
　　 这不，就因为“红眼病”老哥的老猪腰子，在某天中午竟然擅自做主，把一个外国人放进了幼儿园。
　　 在老韩跟我谈起此事时，从手机那头他的语气中便不难听出他的恨恨不已，他的怒不可遏，诚然还夹杂着浓重的无可奈何。
　　 而这个时候的我，竟也不再迷迷糊糊，而是随口而出一句，“他是真的有病。”
　　 “我也知道他有病，不用你说我也知道，可你再有病也不应该把老外放进去吧。这下可好，园长在办公室一眼就看到在操场上来回晃悠的老外，黄色的头发，却白的皮肤，谁不知道是老外啊，登时就火了。你要说你放进去个人，你不认识的，跟咱们一样黄皮肤，黑头发也好，好歹园长问了，说是孩子家长，也能将就着应付过去。这老外明摆着就不可能是家长，换作是你，你也敢肯定这个人不是家长。”
　　 “然后事儿就大了？”我笑问。
　　 “也就你能笑出来。”
　　 “废话，我也不在那儿干了，干嘛笑不出来。”
　　 “可不事儿大了怎么地。园长一个电话，后勤领导被臭骂一顿。后勤领导挨了骂，我们小保安还能好得了？那给撸的，我是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红眼病’呢？”
　　 “他？人家牛逼，人家有话说。”
　　 “他说啥了？”
　　 “人家说了，新闻上都说了，中国是和谐社会，人与人之间要有最起码的信任，对外国友人也要如此。正是因为这份信任，他就把老外放进去了。”
　　 闻听此言，岂有不开怀大笑，笑泪喷出之理？我不知道别人听了这番话作何感想，是何态度，反正我是笑得前仰后合，再无困倦之意了。
　　 “‘红眼病’到底是‘红眼病’，就是这么与众不同，就是这么非比寻常。”我慨当以慷地说。
　　 “可不嘛，这给后勤领导气的，指着鼻子骂了他能有十分钟，连粗口都顺嘴溜出来了。可人家‘红眼病’呢，还觉得自己有理呢，虽然不直接跟后勤领导顶嘴，可就是要不停地嘀嘀咕咕，证明自己做的没错。”老韩说。
　　 “后来，后勤领导就给张队打电话，让张队立马换人了？”
　　 “啊，立马换人，跟张队都急眼了，再也不想看到‘红眼病’了。还说‘红眼病’要是不滚，咱们保安公司滚。”
　　 “那，那个老外呢？怎么办的？”
　　 “还能咋办，我和后勤领导都不会说英文，只能找一个会说英文的老师跟他谈，结果你猜怎么着，人家老外是要去对面的住宅小区见朋友，以为咱这就是小区，赶巧碰上了‘红眼病’这个傻子，听不懂中文，也不事先跟领导请示，直接就让人家进去了。”
　　 “还好，没出什么事儿。”
　　 “说的不就是吗，这老外真要是恐怖组织的人，弄死弄伤几个，可就全完了。”
　　 上述即是“红眼病”老哥被调离幼儿园项目的经过，我虽未亲身经历，但从与老韩的对话中我已确定事情的真实性，因为这事儿啊，别人或许干不出来，但“红眼病”老哥一定能干出来，要不我怎么会时常调侃他是哲学家呢。
　　 我多次跟“红眼病”老哥开涮，讲一句“北京缺人才”，并在之后会附上另外一句，“连你这样的北京都能接收，都敢接收，还有谁是北京接收不了的呢。”
　　 “可新闻上就是这么说的呀。”“红眼病”老哥仍然如此以柔克刚地反驳我。
　　 “……”
　　 能让我无言以对，足见“红眼病”老哥也算是人才一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