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饼是不是苏北老家的特产，不太清楚，但在外面漂荡二十多年，也没有遇见过，权当是家乡的特色吧。
　　 大饼是小麦面做的，我一直认为，它是中国的面包。
　　 自从九十年代随着打工的人流离家，离开淮河边的小村庄，我吃大饼的记忆就断了。那原麦的香味儿只有空空地萦绕在此后的光阴里——因为忙碌，为了生存，常常这味儿是来不急咀嚼的，只能封存在记忆里，任它慢慢发酵激荡，而后云一样散去。
　　 又有几年没有回老家了。
　　 二零一九年春节，我决定回老家一趟。父母都已年迈，以后回去的日子会越来越少。再以后能不能回来，也不知道。
　　 一天中午，我跟母亲提起想学做大饼，不知是突发奇想还是另有原因。
　　 母亲说:“现在做发面饼(即大饼)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都用铅铸的平底锅，现在用电饼铛了。叫你爷带你去街上买个电饼铛就可以做了。现在人越来越懒了，能买的都不自己做了。街上有人专门做大饼卖。卖大饼的每天下午四五点就过来。你爷每天就买二块钱的，够吃的了，岁数大了，饭量也小了。”
　　 “你们山西那边不做发面饼吗?”母亲有点疑惑地问我。
　　 “是的，”我说，“那边人都不会做这个。”
　　 “那平时都吃什么啊?”
　　 “吃面条，吃山药蛋......山药蛋就是我们这的‘土豆’。”
　　 “土豆怎么叫山药蛋撒?——”母亲哈哈大笑起来。
　　 买了个电饼铛，又在对面超市买了几包发酵粉。
　　 母亲在一旁看着——舀几勺面，加多少水，拌匀。母亲还亲自撒上发酵粉。
　　 “还得放点碱，才香；不能放多了，放多了就会腥。”母亲补充道，“早先年都用糟头发面，现在人巧气古怪地。”
　　 ——原本松散的面粉，在清水的作用下，一点一点地聚成了一朵白云，落在盆里，还发着亮光哩。
　　 母亲说:“份量多少全凭经验的，我做的年头长，大概知道个数，没有确切的斤两，多做几次就有底了。你奶奶活着的时候还经常做哩，后来就越做越少。现在老了，连块面也和不动了，唉，只能买着吃，也吃不了多少。”
　　 在我们农村，能自己动手做的，是不会轻易去买的，一是为了省钱；二是家前屋后都有地，能种的就种，能做的就做。勤劳是农民的本质，也是看家本领啊——直到干不动了为止。
　　 儿时，我家门前有个菜园子，种有黄瓜、西红柿、葱蒜、芫荽、青椒，还有土豆、萝卜、茄子、豇豆等等，一应俱全。一到春夏之际，菜园子就像一个色彩铺子，诱引着儿时的眼睛和嘴巴。常常西红柿刚露出丁点儿红意来，我和哥哥便迫不及待地偷偷摘下来，用手擦擦便生着吃了。奶奶总笑着说我们“烧虾等不得红哦!”。
　　 而今，老屋拆了，村庄也拆了，连同儿时的记忆一起，成了残砖裂瓦的碎片。
　　 母亲做饼的历史也正是我断了的记忆。那断了的记忆似乎又连上了。那封存的原麦的香味儿正慢慢飘回来。
　　 面和好了。
　　 母亲说，要用笼布封盖好，保温，才能发起来。天气凉，发的时间要长一些，待面起蜂窝了，就好了，就可以做饼了。你在山西一定很冷吧，那时间就要更长一些。
　　 我第一次亲自动手做发面饼，也是我第一次做饼，很期待啊。要把家乡的味道带到山西去，带在身边，让孩子也能经常吃到家乡的味道。
　　 今天的天气不错，有太阳。刮了一夜的风也停了。平原的风啊很任性，一马平川，无阻无挡。地上又多了几片没有落尽的叶子，枯枯地卷曲着，有的被经过的脚碾碎。
　　 母亲搬着小板凳到门前晒太阳了。这是她的户外活动。行走不便，门前那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是她唯一的活动范围，偶儿也会拄着拐杖挪两步。父亲又到斜对面看一帮老头老太打牌去了。
　　 一群麻雀在门前的电线杆上飞来绕去，追逐着，嬉闹着。
　　 我今年回来的早。虽然临近春节，街上依旧空空荡荡。有几条黄狗黑狗在互相嘶咬着尾巴，忽儿一闪而过，不见了，影子和叫声都落在街面上。
　　 门前有很多老人在晒太阳，跟我的母亲一样。
　　 太阳快要落下淮河的时候，面起了——从外面能清晰地看到大大小小的蜂窝状的气泡。手轻轻按一下，会慢慢弹起来。表面有纵横的好看的细细的裂纹，比原先的面团足足大了有一倍呢。
　　 母亲教我：把面摊在专用的薄砧板上，用擀面杖擀成圆盘状面饼，再放桌上饧一会儿，然后，要先给电饼铛加热，加热到热气袭手，再把面饼放上去，盖好，等锅上的绿灯亮过两三次，再闷一下，就可以吃了。
　　 母亲不放心，拄着拐杖过来了，言传身教。
　　 久违的饼香慢慢地从锅的缝隙里遛跑出来，溢满了鼻腔，灌满了一厢屋。腾腾热气，仿佛又回到了儿时，回到了炊烟缭缭的那个已经消逝了的村庄——一排排整齐的茅屋。苦却快乐的时光。
　　 哦，刚出锅的大饼是最好吃的，乘着热吃:外脆内酥，且松软，不用菜也可以美美地吃饱。二十多年啦，再次吃到这样的饼，还是我亲手做的，乘着热吃，真香啊。
　　 (2019.9.23-24，于山西临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