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是一个漫天飞雪的隆冬季节。爸爸妈妈带着我四处求医。以往每次吞咽苦涩的草药、吃大把药片的时候，我都会仰着脸，天真无邪地问妈妈：“明天我就能看得见了，对吗？以后我就可以和小伙伴一起奔跑玩耍了吗？我抬头看天空就再也不会什么都是灰扑扑的了……”妈妈总会笑而不语地看着我，脸上荡漾着慈祥的母性光辉。
　　 可是，那天到南昌医院就诊回来的时候，发现爸爸妈妈的脸色都很凝重。半夜时分，我隐隐约约听到他们嘀咕：“医生说什么隔代遗传性视网膜色素病变是无法医治的，说白了就是个残废人，医院可以出具证明打一个残废证，让我们回家申请再生一个孩子。”那时什么都不懂，听他们说还可以生一个孩子，我欣喜若狂地问道：“我是不是又可以多一个弟弟或者是妹妹了？”直到听到妈妈压抑的哭声，我才慌了神，脑海里才有残废这个词的概念，就是等于我就是一个没有用的、和正常人不一样的人。
　　 当时，几乎看不到什么残疾人，相比当今社会这些不被残疾影响生活，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出行、健身、旅游、就业、结婚生子的残疾人。农村残疾人的生活是灰色调的。他们会被冠于“瞎子”、“聋子”、“瘸子”等等一系列“专称”。时不时就会被一些不懂事的熊孩子吐口水，扬沙子，更是一些恶毒的长舌妇的谈资。
　　 那些人说出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每一个眼神，都可能会变成一把刀、一支箭，让原本就负重的稚嫩的身躯前行得更加举步维艰。
　　 那些天，疼痛感如藤蔓密密麻麻地在胸口缠绕。像无法摆脱的梦魇粘着每一寸肌肤，被它一丁点儿一丁点儿吞噬。我躲在黑暗的小屋里望着窗外漂浮的白云，痴痴地把自己想成那最洁净的一朵，没有瑕疵，没有梦魇，只有空灵自在。也会把自己想象成天空那只无忧无虑飞翔的小鸟。想去哪就飞到哪？可现实生活中，我只是能把自己困在黑屋子里寸步难行，那年我六岁。
　　 不知不觉到了第二年的九月份，我兴高采烈的和小伙伴一起拽着妈妈，让她领我去报名入学。当时那位女老师鄙夷的眼神和不屑的口吻，我至今记忆如新。她板着一副面孔，用一种尖锐刺耳的女高音吼道：“开什么玩笑？现在教室这么紧缺，正常孩子都坐不下，你一个残废孩子上什么学？”我一把挣脱开妈妈的手，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回家里，趴到在床上嚎啕大哭。无论妈妈怎么劝解，拿什么糖引诱都无济于事。最后是妈妈陪着我一起哭，母女俩泪雨滂沱抱头痛哭。直到我喉咙哑了发不出声音哭累了迷迷糊糊合眼睡着了。可第二天一醒过来，眼泪又像断线的珍珠一样止不住的往下流。过了一阵子，妈妈见我一直郁郁寡欢，托在县城上班的亲戚给买回来了几个本子和一打铅笔。那一刻，心里比吃了蜜糖还甜，天天搬个小板凳趴着写写画画。第二年去报名，还是被告知不适合入学。九岁那年的九月一号，校长亲眼看着我一笔一划写的工工整整拼音字母和阿拉伯数字，才破格钦点御笔要了我这个残疾学生。
　　 一路走来的求学路、求职路和婚姻情感路上都是磕磕碰碰诸多藩篱。导致原本就自卑的我经常自叹不如人，整天愁眉不展，暗自垂泪。
　　 时光飞逝，进入二十世纪新时代，残疾人的社会福利保障工作不断得到加强，全社会呼吁提高对残疾人事业的关注度和认知度，解决好残疾人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新时代的残疾人创造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残疾儿童入学的问题也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政策的相关条文也规定了学校必须无条件安排残疾孩子的义务教育问题。
　　 财政部门和民政部门拨专款为残疾人设置了专项项目资金。针对有就业意愿、就业能力的残疾人，基于优势视角、精准意识的理念，与国内知名企业合作，确定就业岗位，筛选和培训适岗的残疾人，通过项目的开展逐渐摸索推出适合残疾人培训就业、稳岗增收模式，开创残疾人大批量、有尊严、可复制、可推广的就业新途径。伴随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许多新岗位、新职业、新领域应运而生，给残疾人就业带来了无限的机遇。许多企业和残疾人就业率挂钩。排除了曾经的歧视拒收残疾人的尴尬局面。有些福利企业甚至出现只招收残疾人并为残疾人购买社会保险喜大普奔的好事。这是以前闻所未闻，想都不敢想的。
　　 以前的我总是怨天尤人，哀叹自己生不逢时，命运多舛。经历了这一时代的变迁。内心世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未来美好生活充满信心和勇气，心中涌动着满满当当的爱意。因为我是一个残疾人，因为感同身受，我决定拿起手中的秃笔书写我的百味人生。让更多人能够挣脱心理、身理和生活上的枷锁。在属于自己的那片小天地里构建出美好的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