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小妹在家里微信群发消息称，红大爷去世了。
　　 当看到这几个字时，我心里顿时咯噔一下。记得上次回去还跟母亲说起他，今年九十四岁的他卧床也有一个多月了。不知何故，他变得爱骂人了，不管谁都骂，让伺候的子女们多有不快，当然，无论怎么样也是老人，只得由他。母亲说，可能老糊涂了。没想到，几天后，红大爷就驾鹤西游了。按说，九十四岁在老家算得上高寿了，依老家规矩，他的丧事属老丧，要停放一周。
　　 红大爷是我本家的，原名刘西佑，教了一辈子的书，解放前参加工作，是我们当地为数不多的离休教师。小时候，我们两家离得比较近，也经常去他家玩。后来，还是听母亲说起他划为右派的事。好像有一次生产队里养的马死了，由于当时生活条件不很好，队里舍不得埋掉，就按家户分马肉。红大爷领着儿子（也就是我江哥）也去了。不料，当轮到他爷俩时，马肉分完了，江哥见状遂哭闹了起来。那年月，家家一年里也吃不几回肉。返回的路上红大爷便安慰儿子：“小，别哭了，等队里下回再死马时，我们早点来。”没想到，一句随口哄小孩子的话被群众揭发到队里，随后又逐级上报，还声称：“你刘西佑安的什么心？竟然盼着队里的马死掉，真是居心不良！”于是，便给他戴了顶坏分子的“高帽子”，打成了右派。母亲也为红大爷忿忿不平，可以是没办法的事。接下来，队里就让他干重活脏活，每当开会，都让红大爷等几个坏分子站出来接受批斗。后来，得益于党的好政策，红大爷又拿起了教科书走上了学校讲台，这是后话。
　　 听同样教学的父亲讲，红大爷教的是高中数学，他课上的好，几十年的教书生涯可谓桃李满天下，他的得意门生有的当了市长，有的当了局长，他家的孩子老三也就是我松义哥就是通过他当市长的学生安排留校工作的。老四凤仙也是让他的学生安排进了市里的单位。四个孩子中，江哥在家教学，大儿子松寅在内蒙古谋生，这让街坊四邻们很是高看。论资历、论条件，红大爷在我们本家都是德高望重的，那些年，逢年过节，都有县里的领导和学生来家里看望慰问他，这种待遇在我们集镇上真是为数不多。
　　 平反后的红大爷家里的生活条件明显比我们周围邻居好多了，早早地就吃上了玉米面掺好面馍，还用上了煤火。这让小时的我羡慕不已。因为，我家一年四季烧的是柴火，每逢连阴雨天家里就没啥烧。母亲曾不止一次的重复我当时愿望“咱家啥时候也能跟红大爷家一样烧上煤啊。”母亲是个要强的人，但在当时也是无能为力了。由于庭院里没有了柴火等乱七八糟的东西，红大爷家里始终比周围邻居家整洁，也养了许多花。印象中，还有一件发生在我身上的臭事，也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那时的我也就四五岁的样子，有一天，我在门前的水井边玩。不一会，江哥端着一碗好面面条出来了，坐在井沿上吃。年幼无知的我急忙凑了过去，毕竟，自家里没有吃过纯好面的面条，一眼不眨地看着江哥不紧不慢地吃面条。想必江哥不过十来岁，估计不知道让人，现在想来，我那副垂涎三尺的模样也够可笑的。后来，江哥端着碗转身回家了，于是，我也跟着他去了他家里。每当母亲说起这件事时，有几次竟然有种哭的感觉，是啊，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吃得好穿得好，天下母亲的心都是肉长的，只是当时的条件有限，也是没办法的事。
　　 尽管后来家里的条件逐渐好转，但，红大爷家依旧过的很殷实。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年每年春节都要去红大爷家看电视。那时他家已搬到了集东头的学校隔壁，也就是一里多地的样子。记得当时去红大爷家看的还是14吋的黑白电视，这在当时已经很不错的。年三十晚上，喝罢汤，父亲带着我和小妹，还叫上领哥、锁哥、大高哥几个人步行到红大爷家看春晚。等到了他家，堂屋里已坐满了人，都是街坊四邻的熟人，红大娘也早早准备好了瓜子糖、香烟和茶水。一屋子有说有笑度过了一个个难忘的春节，直到现在仍忘不掉那温馨的场景。过年去别人家里看电视，这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事，可在当时大家都觉得很平常的事，估计江哥他家人心里也是很高兴的，起码，有一种用金钱不能衡量的自豪感。弹指一挥，在红大爷家看的电视过去了三十多年，看过的很多节目都统统忘却了，唯一记得住的是一部叫《秋海棠》的电视剧。
　　 十三年前的五月，八十一岁的红大娘病逝了，我也回了老家参加了葬礼。如今，红大爷也无病而终。“悲莫悲兮生别”，生死离别是不可避免的，惟愿生者节哀，逝者安息。那次参加红大娘葬礼回来后，我在博客写了一首小诗，现摘录一下，也算是对红大爷的告慰：“呵/我终究会离去/谁也不必伤心/也许/哭得最痛的那一个/便是我的至亲//即使/用最好的棺材/也盛不下那失落的灵魂/如果真的爱我/请在黑夜里点亮/一支烛/帮我找到/通往天国的门……
　　 愿红大爷一路好走。
　　 2019.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