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父亲三十一岁，调到柳东大队（后改为柳东村）工作，长期担任大队会计、大队长、村长，尤其是最后十多年连选连任。1994年，父亲五十五岁，已经连续在村级政府工作了24年。我们兄弟五人和妈妈一起，劝说他不能再干了。我记得，村里的大事小情包括许多并不熟悉的人家出了纠纷，也常找他去主持化解。父亲公道正派，廉洁奉公，勤勤恳恳，以我们家单门独户而在各大家族遍布的柳东村长期担任村长，且深得人心，充分说明了父亲有口皆碑、敦厚诚实的人品和任劳任怨、担当做事的能力。
　　
　　 父亲讲述，从1970年到1994年，在大队（村委会）工作干了24年时间，其间的大小历史足可写一本书。但有些事牵涉众多，过于敏感，所以没法去写，自己的事更不能随便乱写。父亲认为自己一是咱没干什么了不得的事，二是不能自己也不能“树立”自己。另外几十年间，许多事不曾点破，点破则造成班子和群众隔阂，不能说，因为老人都在，老人不在，下一辈也在。你不说，就谁也不知道，人事关系都不能说。乡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头见，对哪些人的评价都不好说，因为不可能完全是正面无瑕疵的。比如，父亲说，十年前他撰写的《乡村往事》，刘老记后人要看找不到。其实刘老江那事，有地方也是加的花，他后人想看一看，因为涉及到崔元父亲被人用洋炮打死了。做亲了，这个关系我听闻刘老记做的工作。他死在胡子身上是真事，区政府派人报仇是我给加的，其实这事没有定论。打完后胡子走哪里不知道了，我让土匪没有好下场，让后人看着欣慰。崔刘两家这个事都给处理好了，写啥都是有点虚构的。写小说可以张冠李戴，为了树立一个人的形象，但是写历史是不成的。如老房家的事，我也给加了正面的花，老房爷子活着事，给我说过进山，进山脱光了睡，否则越害怕越不行。房广田刘广田交上了朋友，过了多少年，后那老爷们死了，他帮照顾老伴和闺女。但刘锢露的事是有的，他是刘振铎的爷爷。（五）
　　
　　 父亲说，过去事好写，现在事不好写，将来都到晚年可写了。因为屯里高小学习过的不多，从1963年开始，我就在生产队负责会计工作，后来担任了生产队队长，直到1970年调到大队工作。我担任小赵家屯生产队会计时，房廷勤还是队长，他下去后，别人也干不了。王老扁是副队长，那时也叫畜牧队长。我干了一年政治队长，管全面。干了一年队长，生产队分值还挺高。当队长操心，他们一般干队长有对立面，我干没有对立面。他们干就乱捅，谁也干不长。我干之前，房廷勤下去了，李少春干，他下去刘福义接任后不干了。房廷贺也干过，干了不长时间，都不干了。那时我担任会计，大队书记鄢凤余来找我，非让我干队长。整整干了一年，直到根据统一安排七队分为两个小队，我辞了队长，重新去当会计。
　　
　　 开始干会计之前，上哪里去跟人学啊，都不会。那时生产队重选会计，把老于头选下去了。选我，我根本不知道咋整。后来就抓紧学习。各生产队的新会计，公社也集中培训了一次。到夏家岗子大队，张守义讲课。咱们大队我和另一个新会计杨守兴一块去的。学习后，正巧姚海龙给我在中学整了一本会计书。那时中学有财会班什么的，他给我书让我学习。通过这个，我初步学会了，算是能记好帐。估分有记分员，记工分每月拢一下。我们那时大部分劳力分都一样，只有才干活的“半拉子”，少挣两分。打头的组长也一样分。只是年底经队委会研究，多给二三百分。队长、会计多少也是队委会研究，然后报大队审核，组长和妇女队长是队委会研究定。整多了社员有反映。多少还得说得过去。当队长一年多挣几百分，但队长活也不少干，就是开会多。我当会计一年也没少干活，但咋说也比社员轻快。后来整帐大队规定一个月算多少工，就不脱产了。平日抽闲功夫，有时夜里也整帐。
　　
　　 后来文革时，大队书记鄢凤余受到批判，打倒，说他是走资派。实际上最大问题是集体贪污480元。就是年终大队有点余钱了，大伙想在工分之外分两个钱。会计征求他的意见，书记多少大队长多少民兵连长多少，人人都有份。书记大队长会汁多一点，别人都少。后来大队班子重组，我自三队上调担任大队会计。书记主任和会计民兵连长工分都一样了。
　　
　　 （六）
　　
　　 父亲讲到："在村政府这么多年，打井办店都是正常工作。我到大队先管帐，管保管。刘发那时管现金，后来把管财的撤了，我就管出纳和现金。后来就到大队当会计，把出纳和会计分开了，杨树贵开始当会计，后来我当副书记，大队主任。我经历了两个书记三个任期。第一个韩玉春，第二个王金山，干了四五年退休了。第三个又韩玉春。韩玉春是当兵转业退伍的，那时搞文化大革命，他是工作组，刘老三是革委会主任，他相中韩玉春了，不过当时他连党员都不是，但那时入党快，今天写申请，明天就批，所以韩玉春当书记，是先当书记后入党。他当了多少年书记，他开始于1976年当书记，和杨树贵一起调出去，他当山场厂长，杨树贵整信用社去了。后来，把王贵山调回来，当书记，我跟他干了几年。这两任书记跟我都不错。我和韩玉春从1981年干到1994年，后来我们俩都下来，赵玉亭接着干。他们跟我都行，人品都行，都比较正，后期王金山岁数大了，在磷肥厂干了多少年。韩书记特点是人事关系好，与村干部都挺投缘。但他当年好喝酒（实际上也是当年东北乡村干部的普遍现象），显得迷迷糊糊，但心里清楚，跟谁也不得罪，这么个人，团结方面好。到1994年，你妈妈和你们都劝我，我先提出不干了，之后韩书记也不干了。当年我也是有点原因，要好干谁不干呢，有点憋气上火事。你大哥与赵连喜都挺好，我当村主任，他当会计。但有一个干部最不是东西，瞎鼓捣，没正经，还总想向上奔，当村主任也没干长，我们下来他就被选下来。另外那时干活也多，一年才挣几百元。再加上那时事真多，计划生育，交农业负担费，催人催钱，要粮要钱，计划生育最要命我当大队会计那时挣工分，和他们一样。在事上，说啥他们一般都听。王金山干了几年，后来到养老院当院长去了，他原来也是当大队会计。一般大队会计，都是从小队会计开始的。大队会计一转就当上大队长，后来叫主任。文化大革命叫革委会主任。王金山当了几年后，韩玉春又回来了，那时干几年，乡上看你工作整不上去了，就调出去了，到那个厂子，有山厂，砖厂之类去干，韩玉春调山厂，就是开山的厂子，打石头的。柳家那时也有山场，在高山子上整了个山坑，那时只让柳家在高山子。咱乡分的山就是去火车站小道的山，石头较人家的差。高山子公社山厂地势好。咱们的土层又高又厚，产量肯定干不过人家。那时建筑盖房一般都得用点石头，韩玉春干了几年，王金山接着干，然后又把韩玉春调回来接着干。后来鄢凤余当党委书记，把韩玉春又调回来，鄢凤余在文化大革命被整够呛，后来就搬走了，搬到内蒙去了。现在杨林宝干的年头多，那时大喜子干一段，赵春和把他安排的。但干书记他干不了，因为讲话讲不了。赵春中是群众选的，民兵连长一直干到现在，干了一辈子，在村上干最长还是他，相当于四把手。当大队委员（村委会委员）过完春节又该选举了。不知他们还能不能继续干。杨树宝也66岁了，群众反映不错。廉洁上没事，能力上也挺强，现在也好干，不收税不搞计划生育好干多了。要象以前也真难干。那阵矛盾多大，交公粮，计划生育，现在不用管了，那时这几项工作不给整了，不行，现在村委会是帮老百姓的。也没多少事，上边有点事，他们给安排一下。
　　
　　 （七）
　　
　　 父亲讲到：“我是1970年文革期间到大队的，抓阶级斗争那时。大队干部哪象现在，自天都可以不上班。下黑还要开会，差不多哪天黑夜都要开会。后来又分了十多个生产队，哪个队都有事，这几个干部有时合着去，有时分开去。也是紧忙乎。有时哪个队上队长不干事，就得去安排，实在不行了就组织选举，选队长。小赵家后来也是两个生产队，原来小赵家是三队，大赵家是一队，刘大院一个队，孙家一个队，小赵家两队，大赵家四个队，刘大院没分，孙家是四个队。生产队后来也真不好整，要不是邓小平搞承包，社员到后期不好好干了，队长会计畜牧队长保管员现金员还有饲养员，这是必有的，还有喂猪的，积肥组，好几个人，所以上一线劳动的人就少，脱产的太多了。所以生产搞不上去，粮食产量就上不去，再加上税收也重，所以邓小平搞联产承包，一下子把农业整上去了，然后也好管了。那时联产承包到组，各组自己组合，到秋收以组核算。嗯哪个小组粮食打多了，工分一样，但挣的钱不一样，后来大概8283年就分到家了。生产队存在了27年，从1956年开始全民入社，开始是搞小社，咱屯十几家搞个小社，到56年就全收上去了。生产队存在了27年，从56年开始全民入社，开始是搞小社，咱屯十几家搞个小社，到56年就全收上去了。
　　
　　 （八）
　　
　　 父亲讲述，到八十年代，分产到户提高了大家的劳动积极性，有一家七口人，一早上就种了三亩多玉米，放在以前，十几个劳动力也干不完。但大队不管事了，环境也混乱了。有的刮起了赌博风、偷盗风和迷信风。“一切向钱看”像一种“传染病”，很快在四周散开。多次发生数人流窜作案、干部倒卖化肥等状况，出了很多荒唐事。
　　
　　 1981年，党委副书记从东青堆子村里调研回来说，他们弄了个全村联防，自己管理自己，收效非常好。这就是第一个村民委员会的原型。对于公社来说，村民委员会是突破公社多年原定经营管理体制的，说实话，我们当干部的，从内心是觉得疑虑和害怕的。但领导说只要是对大家好的，可以搞。之后全柳东村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选出了自己的村干部，我在其中，连选连任，干了十多年。还弄了个《村规民约》，自己管理自己，治安状况变好了，大家心也齐了。在《书香农家巡礼》书中，王素梅老师评价：“这位曾经担任过柳东村委会主任的老共产党员，不求索取，支持儿子为人民服务，自己至今还参加每一次的党员生活。自己乐意在乡下过自食其力的生活，经营菜园，有时间拿起鱼竿到池塘边垂钓。有时还戴上花镜，看看农业学，看上几段古典名著。”
　　
　　 这就是父亲讲述的柳东村的村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