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孙千重孙，
　　 定有万玄孙。
　　 在大队部的东山墙上，有一幅题名“大红薯”的漫画，一个社员登着梯子，爬到一棵红薯上面，手搭在眼上向远方眺望，喊着：“啊！我可望见天安门了！”
　　 学习回来，吴连才遇到陈凤吉，发牢骚说：“不见牛怀山，不知道牛逼能吹多大。”
　　 陈凤吉说：“可劲吹吧，吹大了看你们怎么收场！”
　　 但牢骚归牢骚，人们“放卫星”的热情一刻也没有消退。秋收过后，公社抽出三十名青年积极分子，组成“深翻土地突击队”，在石板头村安营扎寨。他们要放一颗深翻土地的卫星。
　　 开工这一天，崔大炮前来助阵，有人问挖多深，崔大炮说：“越深越好。”引起一阵大笑。有人说，“总得有个尺寸呀，不然挖到美国佬头顶上，人家会抗议我们侵犯了他们的领空。”后经请示，技术员说：“就像起土壕一样，一壕倒一壕，有三五尺深就行了。”结果，深翻一个月，没有翻够一亩地，虽然翻了五六尺深，但活土层被翻到了下边，第二年，小麦长得反而不如别的地块好。
　　 在母猪河的东岸，有一块土质比较肥沃的红薯地，这是崔大炮蹲点挂牌的试验田。秋后，县里报纸的头版头条位置，用醒目的黑体字登出消息：
　　 书记的红薯试验田放出大卫星——亩产二十二万五千斤。
　　 报道称，崔大炮积极带头响应党中央“干部要红透专深”的号召，同石板头大队干部合种了红薯试验田，在冲天干劲和细心研究下，红薯长得格外喜人，一堆赛一堆，一棵赛一棵，经过二十名社员和五个干部当场过秤验收，亩产实收二百二十五万一千斤，放出全县第一颗红薯高产“大卫星”。
　　 喜讯传出后，石板头的村民惊呆了，张文艺的快板也出了名：
　　 亩产定出二十万，算账派说秋后看，
　　 现在红薯已验收，铁的事实摆面前，
　　 观潮派好好的看，算账派细细的算。
　　 都是党的好领导，增产潜力挖不完。
　　 吴连才记得，在那篇报道的下边，画着一大堆红薯，爷孙俩站在一旁，指着红薯堆，得意洋洋地在说话，孙子说：“爷爷，你瞧王屋山搬到石板头了。”爷爷说：“不是，这是一亩地刨出的红薯堆。”
　　 张有富后来回忆说，这个消息，地区农业局也注意到了。领导十分重视，要求县里总结上报典型经验，县里派他负责撰稿。他首先访问当时负责验收的干部。座谈会上，每个人都说得一五一十的，与报上发表的数字没啥两样。有人说：“崔书记的试验田，产的当然会多，产的多不能说少了，要‘实事求是’。”但在个别访问时，哪个人都是摇头拨喃嘴。有人漫地撂野腔：“一亩地有多少土，一亩红薯就刨二十二万斤，没拢的事。甭说十几万、二十几万，就连亩产三万斤红薯的谁见过？”在村口，他遇到了二木愣，问及此事，二木愣笑了：“那是没屁扯风，扯瞎话呢。”老邦在一旁怏怏地说：“这一亩红薯除了产量是假的，其余都不假，像上底肥、上追肥、密植、堆栽、管理，这是真的。”张有富找到当时的过秤员崔方老汉，崔方平时是个和事佬，谁都不敢得罪，此时也摇起头来：“我给你说实话，哪有那么高的产量？是公社领导定了谱的。领导说，放卫星就要放响，不称那么多，怎么会响？那不是给崔大炮闹丢人吗？所以过秤时，领导说中，就不过啦，不说中，就一直过，一篓红薯过几遍。”说到这儿，他似乎觉得说多了。“大侄子，咱可是闲扯，你别记到本子上，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张有富笑了：“叔你放心，我有我的主意，我懵啦？”他心里有了底，照报纸上的标准，加了一些“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八字宪法等技术方面的措施，整理了一个材料，题目为“石板头村红薯高额丰产经验总结”，共十六页，交给领导，后来，那材料递上去没有，他也没再打听。
　　 俗话说：“仰开脸，甩开手，领导咋走咱咋走。”这篇崔大炮放卫星的报道，对全县震动很大，影响也很深。在那汇报产量瞧眼色的年代，上边要啥下边就有啥，上边要多高下边就会报多高。县里的报纸上开设了“卫星飞满天”“学业战线红旗飘”的专栏，不时会在报上看到：
　　 “大增产的时代开始了！”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人有包天胆，地有过头力。”
　　 全县农业生产的“大卫星”更是频频出现，在报纸上都是黑体标出，十分醒目：
　　 “任村公社古城大队，一亩茄子，亩产三万一千二百斤。三亩小麦，亩产二千一百斤，一季‘过黄河’，‘过长江’。”
　　 “盘龙山大队春谷一点零三二亩，总产为五千六百三十二斤十五两（十六两秤），亩产高达五千五百一十斤五两。”
　　 “任村公社古城大队第一生产队三点五亩玉茭，亩产达到八千五百八斤；四点八亩水稻，亩产达到六千五百六十八斤十两。”
　　 “东岗公社芦寨大队第二生产队，在黑山垴五百个鱼鳞坑内种大豆，亩产达到两千多斤。南木井大队“玉茭王”，杆高一点五丈，穗长二点四尺，六寸粗，一棵产籽六斤。”
　　 “采桑公社南峪大队植棉劳模张新才种的一点六亩棉花，亩产籽棉一千八百二十二斤。”
　　 不仅粮食“大卫星”满天飞，而且山果、蔬菜也十分了得：
　　 “任村公社白家庄大队十里香花椒，一棵摘了一百零三斤；盘山大队一架葡萄结八百斤，耙茬沟一棵黄楝树收了一千四百一十二斤楝籽。皇后村一棵核桃树，收了九千五百一十八斤。”
　　 “合涧公社上庄大队，黄瓜长三点二尺，粗一尺，一个黄瓜五斤五两重。”
　　 “城关公社郭家庄大队江南豆角，粗似茶碗，长四尺，一个豆角重五斤。”
　　 “泽下公社七峪大队一苯南瓜结一百七十四斤，一个南瓜七十斤，需要两人抬。”
　　 “原康公社柏尖沟大队一棵山楂收了一千六百六十斤。”
　　 张有富说：“这些大卫星全是吹出来的，吹的不能再吹了，大的不能再大了，多的不能再多了，高的不能再高了。”
　　 结果呢？严重的浮夸风造成了政府对庄稼的高额估产，随之而来的，便是沉重的高额征购。
　　 一九五九年，国家向全县征购粮食七千八百八十万斤；
　　 一九六零年，国家向全县征购粮食五千三百八十万斤；
　　 一九六一年，国家向全县征购粮食一九七九万斤。
　　 还有剩下的一点粮食，聚集在全县两千九百二十五个公共食堂里。
　　 对吴连才来说，余粮放在食堂里好，它是卡住落后分子喉咙的最佳筹码：
　　 “看谁不听话，老子饿死你！”
　　
　　 五．小食堂变成大食堂
　　
　　 转眼半年过去了，初夏的一天，吴连才忽然接到通知：全县小社并大社，小食堂合为大食堂，这叫大集体大合作，真正的人民公社大家庭。
　　 吴连才兴奋了，连夜开会进行布置，石板头原先的九个生产队合并成三个联队，每个联队一个食堂。其中最大的一个设在大队部北院，吃饭人数达到八百人，炊管人员从原来的五六人，一下增至二十人。这便是后来妇孺皆知的“北大院”“大食堂”。
　　 开张的第一天，公社副书记赵林专程跑来祝贺，他站在长条凳上，激情洋溢地说：
　　 “走进大食堂，吃饭不要钱，这就是共产主义，是真正的人间天堂！”
　　 吴连才在旁边附和着：
　　 “今后，每天都是八人一桌，糖糕、菜角、面包，十多种饭菜随便吃！”
　　 底下有人嘀咕：“吴大嘴说的比唱的好听！”
　　 谁都知道，食堂一共十间房子，去掉两间厨房，哪能盛下恁多桌凳！吴大嘴说话的当下，就有人抢不到坐位，正蹲着、站着，或靠墙立着，所有人都在想，别吹了，能吃饱就行。因为人多拥挤，有的干脆出了大院，蹲在街上吃。一顿饭，乱嘈嘈闹了个把钟头，还有人没吃到嘴里。陈凤吉的儿子久长想寻个糖糕给父亲，转了半天，也没见到糖糕的影子，只好以红薯取齐，再盛碗“高汤”。“啥高汤啊，就是用开水加了些醋、酱油做成的水儿。”久长说。
　　 二木楞坐在食堂外的半截石碑上，用筷子搅着“高汤”说：“天天想，日日盼，盼着共产主义早实现，盼到今天，原来是这个！”
　　 后来，二木楞因为说了“落后话”，被人揭发，以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公共食堂等罪名，挨过好几次斗，并被送到渠上劳改呢。
　　 虽然大食堂在村中心，但由于村户居住分散，村南头的、河北岸的，吃饭要跑二里地，就显得特别费事。尤其是阴雨天，老人、孩子、孕妇、病号，扶老携幼，吃饭像逃难一样。但食堂有制度，必须“生活集体化，行动军事化，劳动战斗化”，有些孤寡老人，平时吃饭就有一顿没一顿，也不靠点，现在更加感到不适应。吃饭时，又是依人定量，按份分发，饭量大的，或者单身汉，就经常吃不饱。人们的抱怨越来越多了。
　　 还有人发现，个别伙夫在往家里偷粮食，偷油……
　　 吴连才开始对食堂进行大整顿，“他奶奶的，那段时间，我一连撤换了五个伙夫。”他后来说。
　　
　　 六．有富娘饿死了
　　
　　 秋天来了，北大院上空的炊烟越来越淡，食堂的粮库空了。
　　 夏粮已吃完，秋粮收的少，净是红薯和玉米，眼看着村里要陷入断粮的危机。
　　 吴连才给炊事人员开会：“能不能动动脑筋，粗粮细做，照样能吃好？”
　　 马二瘸子在长垣学过半年厨师，他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有搭配着做。”
　　 “这样好，给每种饭都起个好听名字，说不定还能上报纸。”吴连才鼓励说。
　　 果然，花样有了，名堂也出来了。玉米面搅上熟红薯蒸疙瘩，叫“满墙花”；玉米面搅熟红薯蒸馍，叫“员外帽”；玉米面拌熟红薯做窝头，叫“老道伞”；玉米糁配红薯条做干饭，叫“鱼钻沙”；红薯面和红薯条做饸饹，叫“苍龙白凤”；熟红薯去皮拌红薯面做油糕要算最高级的了，叫“御糕“，但种东西，村民们一个月都见不到一次。
　　 花样无论怎么变，名字怎么换，人们的眼睛看到的是，吃到嘴里的，一天比一天稀，身体能感觉到的是，肚子一天比一天瘪，有的开始患上浮肿病，用指头在小腿上轻轻一按，即陷一个坑，停半天才能复原。有一天，陈凤吉坐在食堂门口喘了口气，竟半天站不起来，连端碗的力气都没有了。
　　 吴连才感觉要出人命，没等上级下指示，就自作主张，采取了份饭制。各家可以按人头把饭打回去，在家里吃。此法解决了拥济和浪费的状况，但劳力整壮的人家还是不够吃。
　　 张有富回忆说，他至今都感到不安的是，当初不该把娘偷埋在地下的黄豆交出去。
　　 由于人口多，父亲张文艺从食堂打回的饭，常常大人舍不得吃，就分给了小孩。有富的三个孩子都由老娘带，娘怕饿坏孙子，有啥先尽孙子吃，结果，自己的身体严重浮肿。有一天，媳妇说：“看咱娘给饿的，你在外面碰到卖吃食的了，好歹买些。”
　　 有富看着娘只能扶着门框出门了，立即想到把娘藏的黄豆背走的事，后悔得肠子都青了。
　　 没有多久，他和两位同事到杞县搞外调，听说那儿有偷卖粮食的，三人千方百计每人买了八斤小米，用换洗的单裤盛着，宝贝似地放在提兜内，没想到，开封火车站戒备森严，尤其是来往旅客携带的物品，只要是粮食，一律查扣。三人的小米自然难逃执勤者的法眼，他们解释说是亲戚家给的，但检查员怎会相信，被扣一夜不说，每人罚款十五元，连裤子也搭了出去。有富回来后给娘一说，娘气得痛哭失声，再三叮嘱：“咱饿死，也不办那冒失事了。”
　　 有富在机关工作，算是吃皇粮，待遇还不错，但几十年后想起当时的生活，依然心有余悸：“每天吃啥？红薯干、红萝卜条加几根粉条，中午喝汤，晚上是一碗菜水掺半的菜，二三两主食，填进肚子里，根本不顶事。”
　　 吴连才好给他打岔：“你天天坐办公室，吃公家饭，能饿到哪里去？”
　　 他摇摇头：“老叔别这么说，那时我年轻，正追求进步哩，生怕领导说没干劲、右倾，晚上办公熬到十一二点，刚躺床上，肚里便咕咕叫，实在忍不住就起来喝开水充饥，”他闭上眼睛回忆着，“有一段时间，机关派人到马家山买杮子，擦杮糠、碾炒面吃。但是，吃了炒面、玉米芯淀粉，会干结，同事魏贵宝，大便拉不下来，就用筷子剜，肛门被撑得流血不止，住进了医院。”
　　 常言道“饥不择食”，张有富讲到一件事：“我老伴当时在西街的邮电局上班，回来对我说，柜台上有贴邮票用的糨糊，用面粉熬制，每天上午，她将糨糊碗放到柜台上，转眼之间，里面的糨糊就被人偷吃光了。”
　　 当然，生活再困难，作为国家干部，或者城市居民，在粮食方面有计划，还算是好的，最苦的恐怕就是农民了。张有富怎么也没想到，眨眼之间，才一年光景，村里的食堂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由小食堂变为大食堂，又由大食堂改回小食堂，由尽着吃到分饭吃，由吃白馍到吃粗糠，由能吃饱到吃不饱，生活如日落东山，每况愈下。特别是一九六零年春天，他从开封学习回来，看到父母拖着孱弱疲惫的身躯去田间劳动，心里感到十分愧疚。
　　 那时，娘才五十出头，由于吃不到一顿饱饭，营养不良，浮肿病日益加剧，心慌、乏力，身体逐渐衰竭，终于在六二年冬溘然离世。
　　 每念及此，张有富心如刀扎。他想，当初如果把那坛子黄豆留下，娘也许就不会饿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