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眼看到安黎老师《和故乡握个手》这本书，不自觉有一种亲切感。于是，我迫不及待地拜读。
　　 老师用细腻的笔调，个性的手法，把“退场、熄灭、败落、离身、道别、沦落、散架、消失、隐匿”，定缀于故乡的“煤油灯、风箱、的确良、纺棉车、胡基、升斗、馍袋、褡裢、架子车、烟斗”。表面看来，有些许的忧伤，实则是他对生活最真挚的情感。
　　 我的故乡也有风箱，有织布机纺棉车，有胡基，有架子车，有水烟锅，有镰刀锄头，有打麦场，有涝池，有窗花……
　　 小时候，记得每家每户都有蒸馍的灶火，灶火边放着风箱，我们叫它风函。风函过年时候最辛苦，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蒸白馍。记得母亲先一天晚上就要活一大盆面，揉好后，放在火炕上，三四点钟要起来接面。第二天面发后，母亲婶婶们有的跪在坯（pei）上，有的站在坯（pei）边上，揉面，搓面。面被做成了寿桃、馄钝、献爷（ya）馍，有时候还请邻居巧手的八婆。父亲叔叔们，有的劈柴火，有的活炭，有的搭馍下馍。记得最清楚的是三叔，坐在小板凳上，两只手紧紧抓住一个鼓风用的工具的把，一拉一推，一推一拉，灶火炉膛中的火苗，随着推拉声，从灶火口“噗嗤噗嗤”地往上窜，不一会儿，灶火上坐着的蒸馍锅中的水汽，就从笼盖边上冒出。“咕嘟咕嘟”，锅中的水，也在翻江倒海。三叔推拉的工具就是“风函”。后来，鼓风机代替了风函，再后来，吸炉子代替了灶火和鼓风机，再后来，有了煤气灶。现在，天然气进户，风函，早已经不见了踪影。父亲和二叔三叔四叔五叔们，也都永远沉睡在了黄河岸边冰冷的黄土地，而他们生活在故乡院落中的影子，却永远印在了我的脑海当中。
　　 故乡的纺棉车，就放在老院南（lang)房婆的下(ha）炕（pei）上。两台，小姑一台，我和堂姐一台。小姑纺得最快，最好，小叔有时候也纺。姐姐学得快，我吗？只是一时的兴趣。我盘腿坐在纺车前面，右手慢慢搅动纺车，左手捏着捻子拉线，一会儿粗一会儿细，有时候还断线。我搓捻子拿手，用一根筷子把蓬松的棉花搓成均匀的长条，十个绑成一把，摞在一起，而且飞快。
　　 织布机就放在庭房里，母亲经常坐在上面，和来回穿梭的梭子对话，我们纺出来的线经过很多道工序，有的还染了色。无数根的线似乎明白母亲的心思，很听话的在母亲粗糙的双手中，变成了五彩的布，铺在爷的炕上，穿在婆的身上，裹在父亲的脚上，暖在我的腿上，温暖，舒服。而今，纺棉车织布机早已经散架不知去向，母亲也在父亲走了六年之后，松开了我的手，跟随父亲的足迹而去啦！
　　 故乡有涝池，涝池中有鸭子，是紧挨老池边的刘希仁老爷爷家的。爷爷家的大门一打开，十几只鸭子“嘎嘎嘎”地欢唱，然后扭着身子摇着尾巴出了门。有麻色，有黑色，有白色，它们像一群快乐的天使，在水面上游来游去。在涝池中游泳的一个大孩子说，鸭子可能把蛋下在涝池中间啦。大男孩就钻到老池底下去寻找，却只看见黑糊糊的淤泥，还有沉在池底的早已经沾满污泥的衣服，于是垂头丧气地出了水面。在岸上等鸭子蛋的孩子们看见他空手出来，就边用手指着涝池边大喊：“下去再捞，下去再捞！”
　　 故乡里，我没有在小叔做的墨水瓶煤油灯下看书写字，而是在上面熏窗花的样子，和堂姐一起，趴在影墙上。小叔笑我们:“花样子没有熏成，你们两个倒是被熏成了小花猫。”我们还跟着小叔剪窗花，有小猫、小狗、狮子、老虎，还有鸟叼梅花、喜上眉梢，红的黄的绿的黑的，贴在老院雪白的方格子窗户纸上，活泼，欢快，喜庆。
　　 故乡老院的门匾上有“敬恕”两个字。看到一个帖子，说敬、恕，是曾国藩对做人的最好注解。曾国藩一生深参宋儒“居敬”之理，并一心一意实践。他用一个“敬”字，处理治学、办事、处世。他说:“做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他认为敬的功夫，“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我不知道我们家的老宅是什么时候修建的，而我的祖辈使用这两个字，也可能是家风，是希望，是寄托。我清楚我所遵循的“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确定“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的三牛精神，正是时代所需要发扬的。只是不想看到“鞭打快牛”，更不想看到“卸磨杀驴”。
　　 后来，因为高速公路通过故乡，老村被拆了，老院也消失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乡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被自己打包封存了。
　　 每每回到故乡，见着故乡新村中看着自己长大的老人，说不完的掏心窝子的话。而诸多年轻人的面孔很是陌生，只能从记忆中猜想他父亲的名字。巷道中玩滑板车的小孩子们更是不知道是谁家的。于是我想，离开故乡近二十年的时间，已经使我和故乡有了一种距离感；父母的离去，又使我对故乡产生了一种陌生感。渐渐的，又有了一种莫名奇妙的恐惧感。
　　 而我，只有将自己封存起来的记忆慢慢打开，并将它们一件一件书于纸张上，自己也就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