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搓绳打草包的记忆
　　
　　 每次看到自己左手食指上的一道疤痕，就会想起我那苦难的童年时光，更会想起慈祥朴实的母亲，还有她为我们，为了那个家，所付出的全部身心。这道疤痕正是打草包时，被弯刀割裂所致，耳边仿佛传来“呲呲”的搓绳声和“噗噗”的打草包的声响，思绪也回到了上世纪70年代。
　　 那时打草包是我们兴化地区农村人艰苦度日的家庭副业，几乎家家户户、男女老少全力以赴从事这一行当，毕竟一条草包到供销社也能卖到一毛八到两毛的价钱，完全可以解决家庭油盐酱醋支出，有的甚至抵消孩子的学费和必不可少的人情世故开支。于是，母亲就经过准备，开启了全家总动员。
　　 打草包的原材料就是秋收脱粒后齐整的稻草，先用稻草搓成草绳。草绳是半成品，然后运用自制的木质机械，俗称草包机进行加工。草包机身高1米5左右，宽约1米左右，四角方方的形状，将草绳剪成16根，穿过木头做的“扣”，扣上边有凿好的上下通透的绳眼，绳眼一前一后，留有空隙，让一根由毛竹削成的“别子”从空隙中来往自如。别子左边外侧被刻成三角形的豁口，再沿豁口1公分处的上方叩开一个锯字口，用稻草包着豁口往左边送，接着在将稻草按在锯子口往右边抽拉，别子一来一去，来去之间，扣都需要拍一下，这样草绳为经，稻草成纬，就形成了草包。说到底，打草包就是一门编织活。
　　 打草包通常需要两人配合才能进行，左边的人负责拍扣，往锯子口里添草，还要打好结头；右边的人负责将草别在三角豁口处沿着扣的缝隙送到左边，再将左边锯子口添的草拉倒自己这边，也要打好结头。
　　 别子呼呼生风，扣是上下扑腾。眨眼间，一面已编织成型，解下草包机脚下的草绳，将未编织的另一面翻到面前，继续进行着稻草周而复始的来来往往运动。
　　 母亲生了我们兄弟姐妹5、6个，家庭人口多、负担重，是村里出了名的“超支户”。年终决算不仅拿不到余粮钱，反而倒欠集体的。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母亲只好想出了打草包的法子，缓解家庭的窘况。
　　 起先，对于打草包感到蛮新鲜的，和二姐配合起来也得心应手的，完成草包的数量由最初的10条扩展到每天的20条，相当于每半个小时就完
　　 成了一条草包编织。这对于才12岁的我来说，出乎了父母的想象。于是我和二姐成了家里打草包的主力军。
　　 每当星期天的早晨，天还没亮，母亲就叫醒了睡梦中的我和二姐，吃完早饭刚好六点，开始了一天打草包的历程。紧接着，毗邻的何家、陈家相继传来别子的穿梭声和扣的拍草声，此起彼伏。由于都是同年人，彼此间暗暗地较劲，非要分出个高低来。我虽说年龄小，个子矮，但不服输，编织的速度不比人慢，本来半个小时完成一条草包，20多分钟就织好了。结果，当天完成草包编织24条。就是在这天快完工用弯刀刮草包毛边时，刀口扎向左手食指，顿时鲜血直流。等到吃完晚饭，收拾停当，已是晚上10点，除了刀口痛，这才感到浑身骨头骨榫的疼，爬上床不久就进入了梦乡。
　　 那时大集体，生产队的稻草和攮草一般用作耕牛的越冬饲料，分配给下户有限的齐头草，很快就变成了堆积整齐的草包。见还剩下10多捆稻草，妈妈分配给了我们姐妹四个搓绳的任务，我开心极了。
　　 因为搓绳不像打草包那么吃劲，只需要父亲用木柄榔头将稻草根部锤熟且柔软不再生硬就行，于是我们双腿将稻草夹在胯下，伸出双手起好草绳的头，扣在门闩上或者树桩上，两手边添着稻草边搓着，绳子在屁股后面不断地向前延伸着。沿着家前屋后，三两个小伙伴边搓绳边讲着小人书的英雄人物故事，搓绳的“呲呲”声和讲故事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成为我记忆里的美好印记。
　　 到了晚上，盘点战果，每人完成的草绳足足有30斤，再看看那一双双稚嫩的小手，手腕处一边一个血泡，手指处全是肉刺。
　　 一个星期后，我没有料到母亲又会从邻乡黄丕村买回了一大船晚梗稻草，碧青的颜色，编织出来的草包一定很好看。可我望着稻草，气得翻白眼，不由得质问母亲“不是说好了家里的草用完了，就不打草包的吗？这是怎么回事！”
　　 母亲苦笑着回答我，家里的稻草本来就不多，打出来的草包不够一家人的生活开销，现在求爷爷告奶奶地买回来草料打草包，年底就指望它给你们添件把新衣服过年呐！听说有新衣服过年，我破涕而笑，忙着往岸上搬稻草。
　　 第二天，又是星期日。我和二姐六点钟准时开工，家里再次传来扣草的沉闷声和别子的脆响声。
　　 年底，母亲兑现了诺言，一人添置了一件的确良上衣。此后，我每到秋收之后恐惧感就涌上心头，搓绳打草包已成了我内心胆怯却不可逾越的心理负担，宁可上学也不希望星期天的到来。
　　 直到1980年，农村全面实行“大包干”，搓绳打草包才逐渐退出了我们的生活，取而代之的是各种蛇皮袋和编织袋。
　　 回味搓绳打草包的艰苦童年，我常想：贫穷未尝不是一种财富，因为贫穷激励我们去奋斗、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惜粮如命的母亲
　　
　　 今年3月5日，89岁高龄的母亲驾鹤西去，安详地离开了她的子孙们。
　　 母亲葬礼结束后，我们兄妹对她的遗物逐一进行清理，整整两蛇皮袋的大米，赫然醒目。
　　 90岁的父亲告诉我们：这是你妈妈去年秋收时，花了半个月时间从农田里捡回来的100多斤稻谷，后来晒干扬净托人碾成米，足足80斤。她种了一辈子田，深知粮食的金贵，看到人们践踏粮食好比挖她的心头肉一般。
　　 父亲的一席话，不由得让我们做子女的再次泪目，母亲这辈子爱粮如命的过往一幕幕在我的脑海浮现。
　　 母亲是长女，从小就承担起照顾弟妹生活的责任，10多岁时，随外公、外婆去江南讨饭为生，后来长大成人与父亲结了婚。婚后，为了生计父亲去了县里的水利工地，母亲在家种田带娃。1959年春天哥哥出生了，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闹饥荒，家里没有一把大米，幼小的大哥饿得直哭，闹腾个不停。母亲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到乱坟地挖野菜，回来洗净下锅，熬成汤充饥。就这样靠着“瓜菜代”，度日如年般地捱过了困难岁月。
　　 后来，二姐和我以及三弟、小妹相继出生，本就贫穷的家庭一下子增添了好多张吃饭的嘴巴，吃了上顿愁下顿的困境，常常让父母亲焦头烂额。
　　 每到三春头上，母亲㧟着淘箩子走东家奔西家借粮，总是满怀希望地去，大失所望地归。每到煮饭辰光，就是母亲忧愁之时。最终，父母亲商量着用切碎的萝卜缨子和着极少部分的米煮饭。说实话，饭好吃，胃难受。吃少了，不熬饥，吃多了，肚子嘈人，常听见自己胃子里发出的“咕咕”叫声。
　　 那时，饭也吃不周全，更别提吃肉了。有一天，读高中的大哥回来吃饭，问我和二姐想不想吃熏烧肉，我俩连忙点头。大哥叫我望风，二姐蹲下后，大哥踩着二姐的肩慢慢抬起，翻过墙梁，到房间里偷来用来度命的大米。下午放学，大哥带回来半茶缸油光光、红灿灿的猪头肉，我和二姐吃了个精光，终于解了馋。好半天，兄妹三人还沉浸在享受美味的喜悦中。喜悦还没有回味完，接着承受的却是母亲雷霆般的怒火。
　　 晚上收工归来的母亲，很快发现米缸里的大米少了。原来，她每天上工前，预先拿好煮饭的大米，交给二姐，在米缸里做上只有她自己清楚的印记，并锁好房门，以防止我们姐弟在煮饭时多放些大米。母亲一看印记没了，将我和二姐、大哥找来，挨个盘问，我望着又气又急的母亲，心里更加发虚，手脚哆嗦得不听使唤，最终出卖了大哥和二姐，我们三人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际响亮的耳光。这一际耳光，把我们打醒了：为了打牙祭，竟然吃掉了全家人一星期的口粮，这是多么的荒唐！
　　 面对泪流满面的母亲，我们当着她的面发誓，以后一定珍惜粮食，节约粮食，不再惹妈妈生气了！母亲看到兄妹三人红肿的脸颊，又是自责又是懊悔，她张开怀抱，将我们搂抱在一起，哭成一团：“儿呀，妈妈知道你们吃不饱，日子苦啊，可爸妈能力有限，等条件好了，一定让你们吃上一顿饱饭！”
　　 不久，农村实行大包干，各家各户有了自己的责任田，母亲的许诺兑了现。以种田为生的母亲，种粮积极性空前高涨，一有空闲就往田间地头跑，侍弄庄稼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当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除出售完国家的“两上缴”任务外，家里留足的口粮有上万斤之多。望着堆到房梁的稻谷，母亲的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饱满。
　　 过惯了苦日子的母亲，此后不管粮食多么富足，她总是精打细算，做到颗粒归仓，从不浪费粮食。每当农忙的闲暇，总能看到她在田间地头拾麦穗、捡黄豆、拣稻谷的身影。她常说“好天防坏天，粮食最金贵”，“每一粒粮食都是十八瓣汗珠子摔打后换来的，来之不易啊！”。
　　 随着我们兄妹长大成人，相继在城里就业工作，母亲年事已高，已不再种粮，家里也不愁穿、不愁吃。但每到收获季节，她总是跟在收割机后面，拾麦子和稻谷，忙碌个不歇。我们经常打电话嘱咐她，不要为了捡粮食而摔跟头，她嘴上应着，电话一撂，俨然像年轻人似地奔走在田间地头……
　　 这就是我的母亲李爱英，惜粮如命是她一生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