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母亲的脚痛刚有所缓解，她的手臂又莫名其妙地痛起来了，我根据母亲疼痛的位置，去对照拍的片子，发现片子上一团浓聚，本来正常人的骨头片拍起来是透的，而母亲喊痛的位置，片子上是黑的，黑得让人害怕。医生说，那是癌细胞聚集处，骨头已经被癌细胞啃噬殆尽。我把这些情况跟其他兄弟姐妹分析后，她们只能接受事实了，其实，我也不愿接受，只是事实不容置疑。
　　 中医院医生说，问题很严重，生命只有三到六个月的判断基本不会错，问我们，如果不心疼钱，那就试一试靶向治疗，或许能延长生命几个月，但是，好起来的可能是没有的，斩钉截铁的话，透露着医生的自信。医生越自信，我们越灰心，那可是他们几十年得出的治疗经验。就像太阳就是从东边升起，西边下落那样，就像四季更替一样，不以人的意志转移。
　　 靶向治疗，一颗药五百六十元，一天一颗，不能停。我问医生，这款药假设有效，最多能延长生命多少年？医生说，个体不同结果也不同，有的人三个月就产生耐药，失去药效。有的人能一年有效，根据目前数据，服用这款药，活得最长的是二十个月，也就是说两年不到。我们算了一下，一年差不多是二十万元，我兄弟四个，姐妹三个，根据农村习俗，姐妹没有义务承担父母亲的治病费用，所以，一年二十万元的费用由我四个兄弟分摊，我们经过简单的商量后，全部同意让母亲继续接受治疗，并决定，只要有药可治，都不放弃。
　　 我们根据医生的推荐，选用的是一款叫易瑞沙的靶向药，服用这款药有一个优待政策，那就是，先自费服用六个月，之后可以免费。这样的话我们的费用就省了很多，感觉这些制药企业还是蛮良心的，我们都很感恩。可是后来的事情发展，让我们的想法起了改变。类似这样的药，排除极个别的特殊因素外，其有效性基本也就是半年。也就是说，这类药服用半年后，绝大多数的癌症患者都会产生耐药，继而很快便会离开人世。除非还有所谓的“二代药”跟上，否则，就是免费赠药，也没人服了，人都没了。
　　 经过一番繁琐的申请，我们争取到了易瑞沙自费半年后的赠药资格。母亲开始服用了。靶向药的副作用比化疗小，但也还很多。其中没有胃口是一大副作用，母亲在服药过程中，我们一直哄骗她，无论怎么没有胃口，也要把饭吃下去，只有饭吃下去，才会抵抗力好起来，抵抗力好起来，病才会好得快，我们一直这样“辩证”地分析给母亲听，母亲全部信以为真，她开玩笑说，只要对身体有好处，别说是饭，粪便也都熬下去，可见母亲的求生欲望非常强烈。
　　 在母亲这样的“坚强”意志下，易瑞沙服用一个月后，身体各项指标大幅改善，生化检验血常规中，癌胚抗原数值从上千降到上百，脸色明显红葱了，体重也增加了。那天回医院复查时，母亲一定要自己坐电梯，自己走到病房。看得出来，母亲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
　　 就这样，我们每隔一个月回医院复查一次，复查完了就回乡下。时间很快半年就过去了，半年后，母亲还活着，享受到了厂家的免费赠药待遇。虽然此时的药逐渐显露出了耐药性，但是医生建议，反正是免费用药，吃比不吃好。
　　 易瑞沙赠药有严格的程序要求，每次最多可以领两盒，十四天的剂量，领药时需要将前一次的空药盒拿回来作为凭证，以证明上次的药确实系患者本人服用，且没有剩余。第二点就是必须要患者本人亲自来现场，以证明还活着。领药的地点是在鹿城路的一家协会办公点，位置在三楼，来这里的病人基本无法自己走动，都靠家属将病人背上来。我母亲每隔十四天从乡下过来一次，每次我们几个兄弟，还有父亲都争着背母亲上楼，又争着背母亲下楼。有一次，我们发现现场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姑娘，在她母亲的陪伴下来领药，母亲问我：这么年轻也吃这个药吗？我说，是啊，生病了又有什么办法呢？总得医治吧！母亲听完默不作声。
　　
　　 四
　　 二〇一四年，过年的钟声敲响了，很幸运，母亲活过了发病以来的第二个年。正月的村庄，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全村在外的人马都回来了，无论是赚了钱的还是没赚到钱的，大家都很高兴，毕竟回家是每个人过年时的最大愿望。
　　 母亲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她蜷缩着瘦小的身子，不间断地发出病痛折磨的呻吟声。父亲作为母亲终身寄托的靠山，只要想坐起来靠一会的，无论在家还是在医院，母亲全部要求父亲坐她后面，让她靠在父亲的怀里。母亲说，靠在父亲的怀里，感觉好受一些，病痛也减轻一些，而父亲则有求必应。所以，从母亲病发以来，不但苦了母亲自己，也苦了我的父亲，母亲靠在我父亲怀里时，我父亲是一动也不能动的，他只能机械地充当我母亲的“床头”，只要母亲没说躺下，父亲就一直坐在母亲的背后。
　　 我们对母亲的病逐渐看开了，没有先前的那种无法接受的心态，生老病死是人生自然规律，人要生病与天下下雨一样，没人能阻挡，我们的生活渐渐地走向正常，而母亲却在渐渐地走向人生终点。
　　 正月初二那天，阳光很好，照射在人身上，暖洋洋的，世界很安详，安详得似乎人世间根本就没有疾患。母亲躺在门口的一张靠椅上，身上捂着被子对我们说：“娒，阿妈知道自己的病，你们怎么哄（隐瞒）都没用，我自己心中有数，看起来去日不多了，只是阿妈心有不甘，你们慎重考虑一下，是否考虑把妈妈送到上海去做个最终的检查，如果结果判断温州的检查是错误的，那么接下去该怎么治疗，如果上海的检查结果证实妈妈的病是绝症，那我也就死心了。”阿妈的这个想法你们当做是我人生的最后一个愿望，你们几个兄弟姐妹商量一下。
　　 我们想都没想，就决定要完成母亲的这个愿望。
　　 没有熟人，我在网上找到了一家医院，预约了主任医生，告诉医生，希望一到达就可以上检查仪器，上海的医生很懂患者家属的心，一切都安排得有条不紊。
　　 正月初五那天，天空突然下起了雪，我们带上母亲，风雨兼程，面包车在冰天雪地疾驶着，车窗外天寒地冻，大片大片的雪花像蜂群一样冲向挡风玻璃，我们连续行驶了7个小时，将母亲送到了上海胸科医院，到达当天就被推进了PT检查室，这是一款检查全身肿瘤影像的仪器，费用高达上万元，检查后，结果很快出来了，母亲肺癌晚期多处骨转移的诊断没有一点意外，我们如实告知了母亲，母亲默默地流下了眼泪说：“咱们回家吧！”
　　 我们没有立即回家，不是因为对母亲的病存有希望，而是因为父亲，此为后话，这里暂且先把母亲的病说完。
　　 母亲回到老家后，身体状态每况愈下，我们为了母亲就医方便，特意在温州郊区租了一间很旧很便宜的房子让母亲住，父亲照顾，我们利用空余时间去看望。
　　 房子租在一座民房的四楼，母亲这个时候已经走不动了，每次在医院来回都要走一条很陡很窄的楼梯，父亲和我们几个兄弟，每次都争着背母亲上下楼梯，有一次被父亲抢到，我们想着让父亲多尽几次做丈夫的责任也好，所以，当父亲艰难地背着母亲往上走的时候，我们也没做更多的拒绝。看着父亲步履艰难的挪动，紧跟在后面的我，一边强忍着眼泪，一边嘱咐父亲小心。那画面，不是亲自经历，那是无法体会的。
　　 房间内有一扇窗，我每次去看母亲时就会往窗外看一下，心里想着假如母亲受不了疼痛，最后选择寻短见，从窗户跳下会不会有事？
　　 有一次我去看母亲时，发现房间里多了几根香蕉。我询问父亲说谁来过了？父亲说没人来过，香蕉是他自己下楼去买的。因为租金便宜，我们租的房子离大路较远，需要七拐八弯，像打地道战一样，穿过一条巷，再转过几个弯，很不容易找到的。
　　 父亲一辈子生活在农村里，对于喧嚣的城市，他根本不知道东南西北，平时来我们几个兄弟家时，大多是车接车送，偶尔坐一次公交也是点对点的接送，这次他居然独自去买来香蕉我很惊奇。问父亲是如何做到的？难道不怕自己走丢吗？父亲憨憨地笑着说，是你母亲突然提出来想吃香蕉，我就“冒险”出去买了。父亲说自己也担心出去后找不回来，于是急中生智，像电视里演戏那样，每走一段路就在路边做记号，找到水果店，买了香蕉后，按图索骥原路返回。
　　 我听完父亲的讲述，心里很难受，但我勉强装出了一丝笑容对父亲说：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送过来的。父亲说，你们也忙，这点事爸爸自信还能办好。其实，我的担忧有一层父亲还没领悟到，那就是我怕这是母亲的调虎离山计，她想把父亲骗出去，自己爬起来去跳窗、其实，我这个担心是多余的，这是我在后来的一次与母亲的谈话中得知的，我好几次隐隐约约向母亲表达过这个担心，母亲是个很聪明的人，她听出了我的担忧后明确地告诉我说，自己不会做轻生这样的傻事。母亲说，自己信佛，做人要讲良心，哪怕是知道自己的去日已不远，也不会去害别人，她说如果自己轻生，无论地点选在哪里，出事的那个位置，人家心里就会有膈应，母亲说这是作孽的行为。
　　
　　 五
　　 母亲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我们再一次安排她住进了医院。医生已经无计可施，没有药好用，只是看着家属的执着，不忍心拒收，但又不能什么都不做，于是每天给母亲挂起点滴，打氨基酸和蛋白营养液，一天费用大概是两千元。母亲的这一次住院是她生命终结前的最后一次。人们对生活的预期，是会随着身体状况的变化而变化的，母亲刚被查出绝症时是六十八岁。她跟我们说，如果上天能让她再活十年，自己就满足了，后来病情的发展，使得母亲将心理的生存预期降到了五年、三年、一年、几个月。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能让母亲活过二〇一四年的六月，因为农村当地有个忌讳，一个人如果死在六月（指的是农历），会被人在背后诅咒的，所以我们几个兄弟商量，只要能延长母亲的生命，让她挺过这个夏天，无论花多少钱我们都接受。
　　 人生总是有许多次的后悔，尽管在事情没发生之时，心里一直告诫自己别给自己制造后悔，但到了真出事的时候，便又不自觉地将往后让自己后悔的情绪表现了出来。那一晚，母亲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硬是要求我们把父亲带回去，叫一个临时护工陪护一晚，说自己不会有事。我们拗不过母亲，那晚九点过后我把父亲接回来了家，并花了两百元叫了一个临时护工照顾母亲，没想到的是，就是这样的安排，给我们几个兄弟，尤其是我留下了终生的遗憾，因为那晚母亲出事了，而我，却还责怪了母亲。
　　 那天晚上下半夜，母亲起床上洗手间，她看着护工睡着了，没忍心叫她，于是自己一个人攀着床沿，沿着病房的墙壁一路摸索到卫生间，出来时由于体力不支摔倒了，把额头摔出了一道手指宽的口子，缝了五针。次日，早上我们带着父亲赶到医院时，才知道昨晚发生了这件事，我看着病床上的母亲，额头包着纱布。一问护工，护工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母亲在床上一个劲地为护工辩解，说这件事不要怪护工，是她自己不小心造成的。可能是我心里长时间的压抑使然，本来就抱怨母亲“事多”，如今还制造出这场意外，给自己多了一种伤病，结果没忍住，用了责备的口吻说：“怎么这么不小心？”
　　 母亲知道自己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她面对我的责备，默默地接受了。这是自母亲发病一年多来，我第二次对母亲发脾气。第一次是母亲在吃易瑞沙靶向药后两个月，可能是副作用大，母亲难受时哎呦哎呦地呻唤，我责怪了母亲，说是自己生的病，又不是被别人打的，这样哎呦哎呦地叫着别人听到难听。第二次就是这次母亲摔倒受伤。这两起我对母亲的责备，给我留下了一辈子的愧疚，每每想起，心中都没办法释怀。天下哪还有谁好受的时候要哎呦哎呦地叫的？天下还有谁会故意把自己摔伤的？没有，都是迫不得已，都是无可奈何之下的，不以自己主观意志所能控制的客观表现，而我却还在事情发生时，用了生气的语气，对一个生命即将终结的亲人使用了责备的话语，而这个亲人还是生我养我，给了我生命的母亲。
　　 其实，我的生气还有另一些深层次的缘由，我知道母亲在世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重病在身的母亲，这样的伤口不容易愈合，如果在母亲生命终结的那一天，额头上的伤口还没痊愈，这对一向注重仪表的母亲将是一大伤害，总说连个囫囵的身体也带不去了，我们希望母亲走时，不要带着伤。事情的结果出乎了我的意料，本以为母亲这个伤口一定会伴着她离开人间，没想到的是，后来这个伤口很快就痊愈了，在我母亲终结生命的那天，母亲的仪表完整没伤口，这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六
　　 最后一次，母亲在医院住了一周后，医生说：“再治下去已没意义，你们做子女的也尽孝了，尽责了，我们看得出来，你们很爱你们的母亲，但是确实没办法，对于你们的行为，我们医院深表理解，但是人命由天不由己，生老病死是生物发展的自然规律，你们只要尽力了就好，有些事是强求不得，虽然我们医院懂得你们的心情，但是你母亲的病真是回天乏力，希望你们能看开一些，你们把母亲带回老家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