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有了权势，固然觉得是一件可以光宗耀祖的好事，如果处置不当，行使偏差，权势就成了一柄双刃剑，挥舞起来，杀伤无数。汉代的霍光，就是一个被权势所伤的人，尽管他有着权极人臣的荣耀，一样也制造了一个“霍光悲剧”。
　　
　　 一
　　 西汉一朝，武帝之后，王莽之外，于皇室影响最大的臣子，恐非霍光莫属。
　　 汉武暮年，“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托以少子社稷；昭宣之世，霍光独揽大权二十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奠定中兴之基，令“天下想闻其风采”。千载之下读其传，对这位权位、尊荣极人臣，赢得生前身后名，却终难免死后“宗族竟诛”的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不禁有所感想。
　　 所谓“伴君如伴虎”，以萧何与高祖之亲厚，尚屡遭疑忌；以周勃拥立文帝之功，难脱囹圄灾；更不必说晁错朝服斩于市。孝武世仅公孙弘至刘屈氂的七任宰相，便有五位伏诛，而霍光，“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在王侯重臣多不得善终的朝堂上稳稳立住脚跟；托孤之臣首为君王认可的自是忠诚可靠，但忠心不二者非只霍光，却唯他最得君心；作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官位资历过他者有之，声望功绩过他者有之，也未见当时的他展现多少无可逾越的治国安邦之才，却能使武帝认为“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属社稷”；晚年的武帝，连亲生儿女都不相信，枕边宠姬也不放心，却独对霍光的信任无以复加，委以身后大事而不疑。这一切，岂只“沉静详审”、“资性端正”所能致？何等过人的智慧，怎样高明的手段，才能这般恰到好处、不着痕迹，有了让武帝临终拜之为大司马大将军的水到渠成！而一个具备如此政治才能，如此善于取悦君上的精明人物，虽说身在局中，日后又怎会丝毫意识不到功高震主的隐忧，怎会不知如何自处才能使君臣无间，怎会不明见好就收才是弭祸之道？
　　 霍光只是不能自已。正如飞蛾无法不逐火，他也无法抗拒手中达人臣极至的权力的巨大诱惑，无法不迷恋与享受权力带来的一切。虽然他没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但也不乏权倾朝野的私欲。所以即使明知其弊，他还是要在维护汉室，不越臣子底线的前提下，倾力追逐自家权势的最大化，使自己对权力的掌握尽可能的久与牢。
　　
　　 二
　　 孝武遗诏辅政的大臣虽以霍光为首，尚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等人，而“政事壹决于光”。金日磾早逝，余人（包括皇后的父亲、祖父，即霍光的女婿、亲家）尽因谋逆被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与霍光的争权中被迫孤注一掷，加速了自己的灭顶之灾。扫清障碍的霍光从此彻底巩固了权威，对不受牵掣的权力也更加上瘾。昭帝逝时已年过弱冠，霍光虽一直对之尽心辅佐，却始终未让出大权。与其说成年后的天子是因对他绝对信任而继续委任，不如说是因洞悉他的恋权而作出的无奈之举，不在自己羽翼未丰时轻举妄动。若昭帝不是英年早逝，真不知事态的发展又会如何？
　　 昌邑王被废，固因其悖乱不孝，“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只怕还与他宠信昌邑群臣，令霍光感到自己的权位受威胁有莫大干系；改立宣帝，他确实选了位较贤能，颇知百姓疾苦的天子。但选中他，除了皇族近亲中之贤者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还在于其出身民间，无权无势，又少亲信，最利于霍光继续稳稳地“持国权柄”吧。对这位有废立君上之势的臣下，宣帝确实“内严惮之”，不能不“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对他象征性的归政，也不会笨到当真，“谦让不受，诸事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以称其意。只是待之愈恭，那“若有芒刺在背”的心结也随之愈甚，秋后算帐当然顺理成章。
　　 不过即使宣帝“内不能善”，即使霍光舍不得在生前放权，若他能不唯亲是举，不让霍氏党羽“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贵盛太过；能不肆意排斥异己，令同僚顺者昌逆者亡，结怨于下；能对亲党及早严加管束，不让他们奢侈不逊，骄纵妄为，不让他们无所顾忌到敢毒杀皇后，家奴令御史叩头为谢，及最终谋逆的地步，那么碍于他的恩威，霍氏失势固难免，灭族之祸却也未必会降临。
　　 但霍光不可能真正地去约束检点自己与子弟。因为权力的运用一旦受限（哪怕这来自于自身），便会大大减损拥有它的乐趣。不让他人对自己服从敬畏，不让亲党权高位显，不让他们为所欲为，他的权威又何以体现？他的苦心经营岂非缺乏意义了？那他还求什么！所以他只有心甘情愿地去埋祸根，即使能预见最后的结果，也不愿放弃眼前的既得利益。
　　 这，就是权势的魅力吧，它酿就再多悲剧，断送再多英杰也无损之。有几人能在它面前主动舍弃，不迷失自己，没有点忘乎所以？人性的贪婪，本是世间最难克服的东西，而功业彪炳更是权欲的激发剂。不必苛求霍光，至少他终未失君臣之义，至少他自己还是善始善终的，明代步其后尘的张居正，付出的代价更在他之上。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这中国士子的完美理想，有多少因未回天地，多少因回天地后舍不得入扁舟而破灭？陶朱公之后，将之最圆满实现者，或许近世大洋彼岸的华盛顿总统倒可算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