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人们有没有发觉，现实生活中，善于抬杠的人越来越多，狂妄且听不得别人好言相劝的人越来越多，信口雌黄、说话极不靠谱的人也越来越多。远离这些有伤风化，及无聊的是是非非，使自己得以开心、清静地过日子，确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
　　
　　 一
　　 实行土地大包干的经营模式，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从而摆脱了贫困和饥饿。此外，实行大包干，农民有了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大量农闲时间可以外出打工或做生意，农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在乡下，小洋楼、小轿车已非常普遍。人们的穿着打扮及生活习惯，与城里人也没什么异样。电器、煤气、自来水、时兴家具，以致身体保健、文化娱乐，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这一切耳目一新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理应得到亿万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可是，在全民乐享小康、其乐融融的社会里，不协调、不和谐的声音一直都未曾中断过。如果你说现在农民能够吃饱了，马上就会有人说，现在人吃的东西不环保、不健康。难道像改革开放前一样，人们被迫吃野菜、吃树皮、吃山芋干，甚至因营养不良而得浮肿病、以致饿殍遍野的日子更好过吗？
　　 如果你说农民富裕了，就会有人说，贫富差距拉大了。他们最想要的就是干活大呼隆，平均主义，如同原始人一样的生存模式。
　　 一块儿镖穷、受累，贫富差距的确不是很大。张家住土坯房，李家也住土坯房；张家人穿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李家也穿得破破烂烂。但这样的生活，是人们从心底里真正想要的吗？说良心话，就是那些改革开放前，在大集体或社会上沾了便宜的人，让他们过着朝不保夕、贫困潦倒的生活，他们从心底里也不一定真想要。
　　 人的智商和能力是存在差异的。有能力且又善于奋斗的人，生活过的好一些，是必然规律，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喊“均贫富”的人，意思是把富人的财产拿出来分给穷人，甚至把不同职业的人，都异想天开地来一个大调换。
　　 让不识字的人去管理学校，知识分子去乡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像张铁生一样考零分的人去上大学……这些荒诞不经的事，在我们的社会发生的还少吗？为什么有人昧良心、揣着明白装糊涂，偏偏与人民大众、与社会现实，颠倒黑白地唱反调？
　　 初中时，我有一个同桌，对学习的认真程度，真算是到了家。考试前，他把数学课本上的题目，一气做了四五遍。结果，一百分的卷子，他却只考了五分。而我因觉得课本上的题目太浅显，连一遍都没有做完，就却考了九十五分。后来，通过参加高考，我有了正式的工作。可我的同桌，他却在乡下劳动了一辈子。绝没有自吹自擂的意思，比起有能力的人，我只是一个微小到不足挂齿的人。之所以说了上述的话，我只是想说明一个道理，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人的智商是存在着差异的。什么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生活结局，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不可以随意随便便地去“平均”的。实际上，就是真的被平均了，过了一定的时间以后，新的差距还会重新显现出来。
　　 大集体时，硬性推行平均主义，有能力的人一天挣十个工分，没能力的也是十个。这种分配方式，有能力的人因能力得不到释放，生活的很压抑。而无德无才、只会阿谀奉承、投机取巧的人，倒是活得逍遥自在。这是一种极不道德的社会现象。
　　 如果你说恢复高考，为普通百姓的子女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马上会有人说，用考试选拔出的人才是高分低能，是书呆子。而用“文革”期间实行的“推荐制”选拔出来的大学生，才是德才兼备的人。
　　 古代选拔人才，有一种方法叫做“举孝廉”。类似于我国“文革”期间的推荐制。举孝廉制度，尽管被统治者赞美的天花乱坠，但由于它在实际操作上，助长了“走后门”的不正之风，被举荐最多的都是地主家的傻儿子。所以，它注定是短命的，注定要被相对公平公正的“科举制”所代替。正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实行的“吃食堂”运动，当初有人提出，把村民们集中起来吃大锅饭，可以节省村民各自做饭的时间，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还有利于提高集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愿望是好的，可实际操作起来却困难重重。轰轰烈烈的大集体食堂，连两年的时间都没坚持下来，就纷纷地垮掉了。还有，为了赶英超美而实行的大练钢铁运动，社员的铁锅砸了不少，木材烧掉了不少，可最后却成了一场闹剧。
　　 现实是可怖的，社会发展规律是不可以随意逆转的。所谓的“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无异于童话，无异于痴人说梦。实践证明，试图用异想天开，本本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改变命运或改变社会现状，最终必然会被碰的头破血流。
　　 因退休在家闲的无聊，前段时间我写了几篇反映因改革开放、国家和人民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文章。可是，不怀好意的人看了以后，就在文章的评论区进行恶意地诋毁、诽谤。说什么，我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是在污蔑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所取得的历史成就，是在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等等。
　　 因说了几句实话，就招来了那么多的非议，甚至有相处较好的朋友也投来了异样的目光。看来，话，即使是实话，在我嘴里，也是不可以随便乱说的，只能强行地咽在肚子里。
　　
　　 二
　　 中国有一句古诗，叫做“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现实社会，得志者偶尔“猖狂”一下也便罢了，可那些平庸的、不得志的乡下人，竟也变得毫无厘头地猖狂起来，这就很难让人理解了。
　　 升学实行推荐制的时候，我尽管学习成绩在班级里名列前茅，家庭成分也好，却没被推荐上初中。父亲和哥哥带着我，一同去找负责升学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校长，那人竟蛮横地说：“升学不按成绩，成分好的也不一定能上。越是想上学的人，越不能让上。就是这么规定的，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秀才遇到了兵，在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我满腔的悲愤，只能强忍地往肚子里咽。
　　 有句俗语，叫做“狗肚子里盛不了四两香油”。或许是体量和格局小的缘故，每每有了不顺心或喜出望外的事，我都试图用笔去表描绘出来。久而久之，许多人就认为我会写东西，甚至恭维我是一个有才干的人。可是，言多必失，话说多了，就会使人烦，就会引起人的反感。
　　 老婆是一个疯疯癫癫的人，自然能与她和谐相处的人，也通透不到哪里去。因为我夜里写东西，常常影响老婆的休息。她烦了，就对我吼道：“写，写，有什么好写的？和我要好的人看了你写的那些乱七八糟、胡编乱造的文章，人家都恶心死了，你还觉得美滋滋的。”
　　 我说：“我又没指名道姓地写某些人和事，爱看不看，有什么好恶心的？她又有什么资格来恶心我？”
　　 也有人给我传递这样的信息，说我一个退休的人，整天写这写那，目的就是为了出风头。不想想自己已是一个半截身子都埋在土里的人，还妄想出什么名啊？有什么名好出的？
　　 写点东西，就引起别人那么大的反感，究竟动了他的哪根神经，我真地想不明白。
　　 前段时间回老家，有人当面质问我说：“现在村里家家户户都在盖别墅，你为什么不盖？”我说：“虽然退休了，可我还在外面做点小生意，并且儿女们都在城里安了家。在老家盖房子的话，暂时没人居住。再说，手头上的资金也不太宽裕，盖房子的事以后再说。”那人嗤之以鼻地说：“表面看你吱吱呼呼的，没想到一辈子快过完了，你竟混成这个样子，连一座楼都盖不起来，也不怕邻里百舍看笑话。”
　　 就这等水平，眼看着再说下去，对方就要恼羞成怒，我连忙退避三舍，再也不敢继续言语下去。
　　 对于乡下人忙于建房子或买房子的事，有人几近到了疯狂的程度。明明家里老房子好好的，并且子女都在城里安家落户，一两年也不一定回老家一次，却偏要拆掉好端端的房子重新盖楼。一家看一家，一家盖的比一家高大上，一家比一家盖的豪华。仿佛家里的钱用不了，非要在盖房子上炫耀一番不可。
　　 家里本来没人居住，偏偏要花几十万块钱，盖那么多的房子空置在那里，是不是一种攀比的病态反映？真正有名望或真正有钱的人，做事都很低调，绝不会像一些摇头晃脑的农民那样张狂，更不会把钱用于建造无人居住的房子一类的投资上。一个普通的农民，一辈子也不过就赚个几十万块钱，到老了，一股脑儿地把钱都投入到房子上，自己不一定能住几天，儿女们更不屑于居住。眼见他起高楼，眼见没人住，眼见他楼塌了，岂不哀哉？
　　 农村人喜欢念叨这样一条谚语，叫做“跟人不睦，劝人盖屋；跟人不和，劝人喂鹅”。盖屋是数额巨大的投资，对一般人家来说，意味着砸锅卖铁，或倾家荡产。鹅吃起食来如同即将“上山”结茧的蚕，亦如同田野里的耕牛，是很难喂得饱的家禽。诱导邻居喂鹅，无异于将邻居推向火坑，是别有用心的行为。
　　 我曾写了一篇有关农村建房子的短文，目的是想劝慰乡下人，建房子要冷静，要量力而行，不可以盲目跟风。既然已经在城里买了房，并且工作也很稳定，就没必要在老家建造过多的房子。偶尔回老家需要居住的话，把原有旧房子修缮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旧房子实在没了维修价值，推倒重新建造几间平房也未尝不可。一般的家庭，祖孙三代最多也就是十口八口人的样子。为什么要建造二层、三层以致四、五层的高楼。房子常年无人居住，一直用铁锁锁在那儿，这不明显地是给人家看的吗？这不是明显的炫耀和显摆吗？
　　 我有一个同事，被选为乡人大代表以后，他表现得非常激动。有一次我和他出差，当我们正在与客人谈业务时，他不自觉地掏出了自己的人大代表证。事后，对方的人偷偷地对我说：“和你一起来的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不然的话，怎么会在我们谈业务时，掏出自己的代表证？”我尴尬地说：“他可是个聪明人，掏出自己的证件，只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并没什么其他的意思。”
　　 乡下人建房子、买车、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人情来往出手阔绰，死要面子活受罪，等等的一切，与我同事的行为举止，倒像是一个异曲同工的、遗笑千古的笑话。
　　 因观点相左，个别人就在我的文章后面留言说，“站着说话不腰疼；在城里买不起房子，才在乡下盖房子的；一旦在城里失业了，就回农村过田园生活……”等等。一堆的奇谈怪论，真的让人无话可说。
　　 老家建的房子空置在那里，在城里打工却要花钱租房子住，划算吗？
　　 再说，田园生活并非人们想象的那般浪漫美好。田园生活是用汗水、用火辣辣太阳炙烤下的劳作、用艰辛的付出换来的。城里比乡下要多得多的就业机会。一个在城里都混不下去的人，只在农村靠种两亩土地，或在附近偶尔打点小零工，就能活得下去？奉劝人们量力而行地建房子，脚踏实地地过日子，原本是善行义举，怎么就变成了“站着说话不腰疼”？
　　 呜呼，世风日下，今日之悲哀也！
　　
　　 三
　　 之所以话说出来人们喜欢听，一是因为话说的有道理，一是因为讲出来的是充满感情、掏心掏肺的话。老家人有句方言，叫做“从肋叉子说话”。意思是指有些人刻意固守“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教条，从不愿与别人说知心话儿。偶尔相遇，实在没了办法，才不得不假惺惺地、言不由衷地应付几句。其声音必然是从“肋叉子”发出的，无不使听者感到冷若冰霜、头皮发麻。
　　 庄户人见面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你吃了吗？”仔细品味起来，这绝不是掏心窝子的话，而是一句虚假的废话。如果没吃饭的话，他真的能请我吃饭吗？显然不可能。尽管这话尽人皆知是假话、客套话，但说出去能不能兑现，无伤大雅，没人计较。于是，人们爱说，也爱听。
　　 我认真分析了一下，个别的庄户人除了“你吃了吗”这句话以外，还真没有多少经得起推敲的话，甚至于很多话都是从肋叉子里边说出来的。
　　 父亲曾讲了一件他走亲戚的事。那亲戚问我父亲说：“听说你在生产队表现的很积极？”父亲说：“做好事表现的积极，这没有什么过错。做贪占小便宜的事，要是表现积极的话，就坏了良心了。”那亲戚又问我父亲说：“听说你会相面，能给我看看今后的运气怎么样吗？”父亲便冷冰冰地说：“但能行好事，何须问前程？”这亲戚与我们家有非常近的血缘关系，且问话人又是父亲的晚辈，我实在不好意思说出他的名字。相信，冷静下来以后，他定会为其对长者“大不敬”的行为而懊恼一辈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们一家人从外地逃荒返回老家，同时带回了一个北极星牌的机械挂钟。家里有挂钟，有的邻居就表现得不淡定了。有一个人和我半开玩笑地说：“家里有挂钟和没有挂钟的，一天三顿饭不都能照常吃饱吗？要那个挂钟有什么用啊？”那时候，我还小而不谙世事。现在想来，这话怎么有一种吃不到葡萄，却说葡萄酸的味道？亦或是人有喜庆，便产生了妒忌之心？
　　 前两年，我和老家的一邻居闲聊，他把话题扯到了村里与我一同参加工作的人身上。说那个人在城里买房，买车，还有数量不菲的存款，是村子里数一数二的有钱人，一般的人没法子和他比，云云。在我听来，他话里话外，都有一种“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意味，让人觉得极度的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