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应老同学童园长之邀，我参观了他兴办的一所幼儿园，他带我参观了孩子们的教室、活动室和休息室。最后，他兴致勃勃地把我带到幼儿园的一角，只见，这里有一片“菜园”，占地约三分，长满黄瓜、茄子和玉米。见我满脸疑惑，他卖着关子，打趣问道：看到这你想起了什么。不假思索，我脱口而出：学农实验田。他笑着说，对也不全对，它是幼儿园的小农场。
　　 他接着告诉我，在幼儿园开设小农场，就是为了让孩子们通过播种、施肥、浇水，近距离观察植物生根发芽、长成幼苗、开花结果的全过程，从中收获劳动成果，体验身心愉悦，从而在语言表达、社群交往、科学艺术等方面得到良好发展。在回家的路上，我们意犹未尽地聊起了我们那个时代的学农试验田。
　　 一
　　 当年，伟大领袖毛主席有段语录：“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1970年代，中小学生都是需要学农学工学军的。
　　 火红年代，燃情岁月。凡事都讲究根正苗红，中小学生也害怕被扣上“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帽子。在当时，这是一句专门用来斥责某位历史名人及当时某些特定人群的惯常用语，大概表达的就是“鄙视工农”“好逸恶劳”“好吃懒做”等贬义含义，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刚刚懂事的孩子对这八个字也是唯恐避之不及，害怕成为另类,更害怕成为被“改造”的对象。
　　 小学二年级，我们搬离了生产大队队部的临时校舍，搬到新建的学校，学校合并规模扩大了，大队没有现成的土地划给学校，只得把安仁湖湖汊旁的一片荒滩划给学校作学农试验田，这块荒滩布满残败的荷叶枯枝，四周长满野草。于是，老师们带领我们开垦荒滩，誓叫荒滩变良田，即彼时流行的围湖造田吧。
　　 阳春三月，全校师生穿着胶鞋，带着铁锹、扁担和箢箕浩浩荡荡奔向那片荒滩，每个班级分有一块区域，女同学往箢箕里装泥巴，男同学挑起箢箕把泥巴转向荒滩的低处。一个来回，胶鞋上沾满黏黏的泥巴，不一会，同学们个个累得满头是汗。个子大的女生主动要求与小个子男生对换，半天下来，多数同学手上磨起了泡，肩膀磨破了皮。但是，没有人叫一声苦，喊一声累。
　　 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是一位姓程的女教师，她身先士卒，挑得比我们多，走得比我们快。休息期间，挨个挨个询问我们的感受，给我们鼓劲，并且现场创作了一首打油诗：“教育会议精神传，安仁湖汊大会战，填平湖汊近九亩，誓夺粮食超一万。”后来，程老师与音乐老师给这首打油诗谱上曲，成为班级劳动现场拉歌的保留曲目。五十年过去了，我仍然会哼上几句。
　　 全校师生一连几个下午的大会战，荒滩被整理得如同镜面般平整，校长和老师们粗略估计约九亩，望着那一大片水田，师生们满心欢喜。四月下旬的一天早上，天下着濛濛细雨，戴上斗笠，穿上雨衣，我们全体集合到实验田插秧。忽然间，狂风大作，乌云翻滚，瓢泼大雨劈头盖脑向我们扑来，暴雨淋湿了我们的衣服。但是，没有一个人退缩，大家仍然精神饱满地按照三五密植的要求，插得又快又好，保持横竖都在一条直线上，直到实验田插满秧苗。在后来的一次年级命题作文《风雨中的战斗》竞赛中，我以这次劳动为素材，写出300多字的作文，荣获二等奖。天遂人愿，那一年夏天气温高雨水足，秧苗长得特别快，没过几天，就长得绿油油的。秧苗长到七、八寸时，老师又带领我们学薅秧草，同学们顶着炙热的太阳，站在水田里，弯着腰给秧苗松根除草，一双手在田里不停扒来扒去。秧苗长到高过膝盖时，又薅过一次秧草，除了重复第一次的劳动外，还要拔除稗草，要么用脚把拔除的稗草踩埋在泥巴深处，要么把稗草拧在手上，然后集中掩埋沤肥。头顶太阳烤，脚板热水泡，袖口稻尖扎，腿上蚂蟥咬。半天忙活下来，师生们累得直喘粗气。庄稼不欺勤快人，水稻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二
　　 “双抢”前夕，沉甸甸的稻穗在熏风中摇曳，金黄色的稻浪起起伏伏，站在田边，看到一片丰收的景象，心中充满喜悦。可惜，“双抢”前夕，学校放暑假，我们回到各自的生产队参加“双抢”，没有亲自看到实验田收割的壮观场面，也不知道稻谷是由老师们收割了还是由附近的社员代为收割了。后来，程老师高兴地告诉我们，九亩田总产近5000多斤，平均亩产600斤，如果晚稻收成好一点，肯定可以兑现“誓夺粮食超一万”的豪言。第一年试种就收获这样超常的硕果，同学们个个喜不自禁，有高年级的同学在小作文中写道:小小实验田，学农大课堂。在广阔的田野里，我们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学到了本领，晒黑了皮肤，磨破了肩膀，炼红了思想。通过学农，我们明白了田野里有明媚的春光，劳动里有无穷的智慧，土地里有富足的营养。
　　 这样的话语出自一个十多岁孩子的日记，你一定心存质疑。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特定的条件下，这的确是我们想说的心里话，只是老师们给予了适度的拔高与润色。校园环境与办学条件的改善是显而易见的，新学年再回到学校，看到操场上安装了崭新的篮球架，乒乓球台由水泥台变成了木头台，摆在乒乓球台中间的砖块被球网代替。图书室新添了图书杂志，大家可以翻阅更多的图书。班上的黑板擦、扫帚、抹布都换了新的，黑板被刷得漆黑，讲台上也配上了彩色粉笔。更令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三好学生”“学习标兵”“劳动模范”等奖状也由原来老师在红字上手写的换成了从供销社购买的精美印刷品。父母通过家里墙上不断增添的奖状，隐隐约约也能感受到孩子的进步与成长。同时，我们也能体会到在学习和劳动中为班级争荣誉的快乐，体魄强壮了，见识增长了，家务分担多了，父母和老师的表扬也多了。至于学农活动所产生的更深层次的其他效应，对于少不更事的我们，在当时是不可能有什么深刻感悟的……
　　 两年后，我转入另一所分校，大队同样给学校划了一块学农实验田，这块实验田应该是从某个生产队直接划过来的，位于一条大堤边，大约一亩左右，奇形怪状。但是，土质非常好，油沙性质，十分适合种植旱地作物。
　　 学校接收这块地时，正是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所以，第一次在这块地参加劳动，就是在老师的带领下施底肥，底肥就是学校厕所里的大粪。老师把二十几个同学作了分工：几个同学从家里自带粪瓢，负责掏粪装粪桶，另几个同学自带锄头在地里刨坑和覆盖，其余则两人一组抬粪桶运粪。同学们都是农村长大的，睁开眼睛就看见大人们干活，而这次是在老师的带领下亲自上阵，仿佛一刻间自己就成了大人似的，争先恐后，全然不顾大粪臭气熏天，完全不怕粪水溅出沾到身上衣上，在老师的赞扬声和同学们互相鼓励声中，大家干得热火朝天，劳动课还没有结束，施底肥的任务就提前完成。
　　 一星期后，开始翻地。地块小，又不规则，不便用牲口犁地，老师便组织我们自己动手，从家里拿来铁锹和锄头，三人一组，两人负责挖地，一人负责耙土，大家一字排开，摩拳擦掌，挥动着稚嫩的臂膀，卖力而又紧张地劳作着……一群十一二岁孩子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在今天看来，完全不可想象，甚至觉得不可思议，但在那个年代却是司空见惯的。不久，一块平整而颗粒精细、散发着浓郁泥土气息的地块就悄然成形了。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冬小麦必须抢在霜降前下种，否则就会影响其正常发芽生长。霜降前，学校赶紧从生产队里借来麦种，在老师和农技人员的指导下，一部分同学学着开沟，一部分同学学着下种，一部分同学负责覆盖压实。师生们齐心协力，在“秋假”前，终于播下了实验田新一季的小麦种子。
　　 三
　　 种子，很快就破土发芽，长出幼苗，渐渐地由嫩黄变成翠绿，分蘖后，绿油油的麦苗地成排成行地茁壮成长。到越冬时，麦苗被积雪覆盖，根本不需要冬季灌溉。因此，整个冬天的田间管理似乎没费什么劲。那时候，天气好像比现在冷得多，一年下几场雪，通常是上一场雪还没有融化，下一场大雪又赶来了，一场接一场下个不停，真个是“瑞雪兆丰年”！
　　 春暖花开，麦苗开始返青，在之后的拔节、抽穗、扬花和灌浆期，老师和农技人员有序安排指导我们对麦田进行了几次锄草追肥和浇水。所追之肥，依然是从学校厕所抬来的大粪；浇地的水，则是同学们两人一组，一桶一桶抬来的。“人勤地不懒”，小麦长势喜人，大家成就感满满。
　　 芒种到来，小麦渐渐变黄，老师及时组织大家学习田间套种，同学们小心翼翼地在麦垄间点播棉籽，“手挨土，慢慢走”。棉花的嫩叶长出几寸高时，小麦已经一片金黄，收割的季节到了！手脚麻利、心思细密的女同学小心翼翼地挥舞镰刀，生怕割伤碰倒棉苗，男同学在后面轻手蹑脚地收拢，把割下来的小麦抱到路边，用草绳捆扎，然后一捆捆背到邻近生产队的打谷场，由生产队代为脱粒收藏。赶在“麦假”前，学校实现了自己的“颗粒归仓”，实验田的第一季收获到此结束。还没来得及分享丰收的喜悦，同学们又投入到生产队的麦收大忙中。
　　 返校后，老师就安排我们学习棉田管理，刨麦茬，给棉花培土。大家都是农家子弟，干这些自然是轻车熟路，大家用自带的小锄头或小铁铲，把麦茬连土刨起，堆在棉苗根部。一番操作下来，麦茬地瞬间就变成了棉花地。麦茬被土覆盖，经雨水浸泡和高温暴晒，很快就会沤成有机肥，这是棉花生长的基础营养。随后，老师又按照棉田管理的要求，安排我们学着定苗、间苗、中耕、培土、整枝、打顶和摘棉花。当然，这些都是在农技人员和老师手把手指导下完成的，特别是中耕培土有一定技术要求，大家只能围着观摩学习。
　　 那时的农村学校，一切都顺应农时农事需要。一天的上学时段被划为三段，早上六点到八点，上午九点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到五点。假期也被分解成寒假、暑假，还有两个“农忙假”，即收割小麦时的“麦假”和收割晚稻时的“秋假”，每个星期还有半天的劳动课，真正坐在教室里上课的时间似乎特别少。记忆深刻的是1973年发生了几起与学习考试密切相关的极其特别的事件，那一年同时出现了三个“反潮流英雄”：一个是写日记的黄帅，一个是交白卷的张铁生，另一个是不学英语的张玉勤，他们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我们将近十岁，道听途说，并不清楚事件的始末，似懂非懂。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也不太关心这些时事。只是单纯地想把孩子交到学校，一切都听从学校和老师的安排，学什么学多少靠天收。他们知道除了推荐上大学或当兵这两条出路，多数孩子还是会走他们的老路，一辈子当农民，在土地里刨食。读书能够读到什么程度，能够识文断字，能够识斤识两，会记账会算账就行，能不能上大学，能不能当兵，也不特别苛求。既然把孩子交给学校，就应该相信学校，信任老师。即便孩子在学校受点委屈，父母一般也会称赞老师管得好，教得对。所以，学校与家庭、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是良性的和谐的。
　　 四
　　 小学四--五年级，数学已经开始学习代数和几何，当时有这么一句流行语：“代数代数，提笔就做。几何几何，想破脑壳”。同学们的数学思维正处于具体运算阶段，对代数求方程之类的兴趣浓厚，对学习几何感觉总是跟不上老师的节奏，解答几何题的时候，有时显得很无措。面对一大堆的公式定律及基本概念的考察、公式运用、平面图形的周长、面积、高的求解等难度较低的题目，勉强可以应对。遇上求阴影面积、平面图形的求高求面积尤其是不规则以及组合图形的求高求面积，马上发虚、头疼，大多数同学遇到了学习瓶颈，学习兴趣锐减。
　　 当时，教我们数学的是一名武汉下放知情，裴老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性格开朗，见我们这帮小孩脑袋不开窍，他费尽口舌给我们讲公式定律讲算法，反反复复多少次，我们仍然听得是云里雾里，解答题目时，还是无从下手。老师教得认真，学生学得辛苦，但是，教学效果大打折扣，似乎隔山打牛。几次反复之后，简单的几何图形的特征、面积的计算公式基本能熟练掌握，作业也能按时完成，对什么计算阴影部分的周长面积和划辅助线这些东西始终就是一知半解。
　　 有一次劳动课，裴老师突然带着一卷草绳和一把三角尺来到我们的实验田边，说是带领大家一起量一量实验田的面积，大家觉得好玩，一下子来了兴趣。可是，面对形状怪异的实验田，几个欢蹦乱跳的活跃份子马上变得蔫里吧唧了。裴老师开始慢慢地启发我们：实验田虽然不规则，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分割的方式，把不规则的实验田分割成若干个规则的三角形、梯形、长方形、正方形，然后把这些三角形、梯形、长方形、正方形的面积进行累加，其总和不就是这块实验田的总面积么？一语点醒梦中人，听到老师这么一说，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说干就干，我们从老师手里接过草绳，准备开始丈量，老师却不慌不忙地说，你们先不要慌，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怎么丈量最合理最省力。于是，他在地上画了一张实验田的地形图，在我们七嘴八舌的商议声中，实验田被划作6--7个形状各异的几何图形。然后，同学们像玩游戏一样，在几个转折点上插上棉杆作标记，另外几个人开始合作，两个人根据图形负责测量每个图形的底长宽高，一个同学负责记录报告数据，两组同学分别独立计算面积，裴老师现场指导如何使用三角尺丈量三角形的“高”，力求做到准确无误。这是一次与劳动相结合的生动的数学课，裴老师没有给我们讲什么大道理，他以新颖的教法提高了我们对学习几何的兴趣，点线面体等知识贯穿于我们的劳动实践中，启迪了我们的心灵与智慧，让懵懵懂懂的我们在实践中增长了知识和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