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运动被否定以后，曾有人对我说：“可惜了你们家的那些书了。你那时若是把书送到我家，我给你保存；我有书看了，你还不受损失。这有多好！唉……”别说，这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他以为我没有想到。我的乖乖！你是可托之人？说不定你就是当时的阴谋者，而现在是幸灾乐祸呢！
　　 当时只有一家，如果愿意帮忙的话，那倒是万无一失的，那就是对屋的刘大叔家。我确信：就是追捕一个逃犯，也不会上人家的屋里搜查。文革期间红遍全国的样板戏《红灯记》里有这样一个情节：李铁梅就是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之下，从对屋田慧莲的家中逃出虎口的。而我们的对屋，肯担这个风险吗？
　　 在这种险恶的环境里，看书成了我们的地下活动。我用几层牛皮纸糊成厚厚的窗户帘子，在外面看不见一丝光亮；插上门，哥几个共凑一盏小油灯，一人捧一本，悄无声息，各看各的。外面一有动静，就把书藏到被窝里；即使被翻出来，也不是禁书，犯不了多大事。但是母亲反对我们看书，使我们受不了。她一看到我们捧书本，就用一种恐惧、生气、怨恨、无奈并有些绝望的声调对我们喊道：“可别看啦！”这一声近乎哀号的制止，顿使我们兴趣全无，只好吹灯睡觉。母亲为我们操的心太多了。她为了养育我们，付出了毕生的辛劳，她的心都快操碎了。我们不能再惹母亲生气了。
　　 母亲一共生了十二个儿女，前后死了五个，现在剩下我们哥六个和一个二姐。其中我们的大姐成年后，嫁到怀德县河夹信子村，婚后生有一女，1959年死于痈病，年仅二十三岁。她的已经六岁的女儿，因思母成疾，仅隔了一个多月，即随母而去，这条亲路算是断绝。在二姐之下，我有三个哥哥，均死于土改时期。其中我的大哥武庆英之死，最使母亲痛心。他是在关里出生的，三岁时随母亲颠沛流离，闯了关东。在母亲的怀中，淋着东北的严寒，吃着百家的剩饭，饱尝了人间的疾苦。母亲说：这些孩子，哪个也没有他聪明可爱。他刚刚四岁，因拉肚发烧无医无药而死。大哥临死时，对母亲说：我死了，你别老想我。母亲抱着他，他就死在母亲的怀里。母亲抱着那个从发烫到冰凉的小小躯体，好像不知道他已经死了，或者像是陪着他也死去了一样，久久都没动弹。五十多年以后，母亲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声泪俱下。我的二哥武庆安，一岁多死亡；我的三哥刚刚出生一个多月，还没起名字，就在人间消失了。
　　 因怕以后再生的孩子留不住，父亲便从我开始，不再遵循武氏的排行“庆”字，给我起名“书杰”。也许这个招法显灵了，更主要的是从我以后出生的诸弟都赶上了毛泽东时代，托他老人家的洪福，我们哥六个都长大成了人。但是，也有一个没托着福的，她生在饥荒年代，没奶吃，饿死了。
　　 听母亲说，她在做月子期间，从来没享受过什么待遇；也没有谁在身边陪伴护理。我记得母亲生那个夭折的小妹妹时，因为家中没人，第二天便下地做饭了。那时候父亲正在泉眼岭砖厂，当天曾来了一个女工，亦公亦私，住了一夜就走了。整个产期，母亲只吃了三个鸡蛋，一碗小米！我听了，望着母亲那衰老的脸，真不禁鼻子酸楚，眼泪滚滚落下！
　　 在我们弟兄几个当中，我感到母亲为我付出的最多。第一，在我的上边，死了三个小子，只剩下两个丫头，所以我的出生，必然得到了特别的呵护。而以后生的多了，生活条件差了，想呵护也顾不上了。第二，我是老大，长大后，我是婚姻问题的挡路人。我的终身大事不解决，弟弟们就排不上号。所以在这方面，母亲为我操的心肯定也比诸弟多。第三，我家只有我自己上了中学，母亲曾为我起早贪黑地做饭，这是别的弟弟不曾劳累着她老人家的。
　　 我的中学是在榆树台镇上的。离家二十多里，当了三个月住宿生，因交不起伙食费，退而走读。那时候已近冬季，昼短夜长，日头刚露脸，就到了上课的时间了，走路还得两个小时。母亲怕我迟到，每到后半夜就不敢睡了，一会儿出外看看三星，一会儿贴窗户听听鸡叫。可怜连个马蹄表都没有，整个冬天，母亲没敢脱棉衣服！
　　 我终究熬到了中学毕业。初中那三年的生活细节不在本文的范围之内，不再往下说了。总之，母亲及家里都为我拼尽了全力。
　　 母亲最后的十三年，是跟她的儿子在一起生活的。这段生活，应该说母亲是处在一个外无政治风云内无家庭矛盾的安宁平和的环境之中。物质条件也比在父亲领导下的那些年好了不知多少倍。我们弟兄六个也已全都成家，母亲随便住到哪里，都会受到儿媳的恭敬。在眼望武氏这一支脉即将灭绝的时刻，四人帮走在了我们的前头。它先灭亡了一步，我们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1998年是母亲的八十大寿年。在她的寿诞之日，我们在家的几个儿子为她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内部庆宴。其实自从父亲去世母亲跟儿子生活以来，我们每年都给她老人家过生日。但是在以前，特别是我们成家之前，没给过过。这一点应该是多亏了她的众儿媳。母亲从小就没过过自己的生日，我的姥娘傻，别人谁会惦念她？母亲说：她的生日比她二婶早一天，所以总是借人家的光，吃两个鸡蛋。我们小时候，母亲每到谁的生日，就给煮两个鸡蛋吃；但是我们从来没看见过她给自己煮鸡蛋。我们小时候也傻，不懂这些。
　　 在那个祝寿的饭桌上，我望着母亲那饱经风霜的脸和那满头蓬松的银丝，回想母亲含辛茹苦的一生，特别是文革时期的艰难岁月，我产生了为母亲写一篇传记的愿望。虽然她没有父亲那般传奇的经历，但是她有现代人所不知道也不能重蹈的苦难。我和后人都不应该忘记，那也是我们的宝贵遗产。
　　 母亲这一辈子，苦难多，操心多，生孩子多，身体不好。她在饥荒年代和动乱年代，曾多次说过：能活上五十岁就知足了。上帝多给了她三十年，并且还给了她一个安详的晚年，她特满足了。1976年的1月8日，中国有一位伟大的人物与世长辞，使这一天成了一个黑色的日子。二十四年以后的这一天，我母亲走完了她八十一年苦难艰辛的人生道路，十分安详地阖上了她的双眼。
　　 安息吧，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