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被关押立即引起了新发堡人的强烈反响。一时间，控告信（基本是口头反映，会写字的人很少）不断地飞向工作队，相当多的竟来自土改的收益者。反映的问题主要一是嫌父亲工作作风粗暴，说一不二；二是分配不公，告状的人认为自己吃了亏。但是却没人说父亲凭借权力图谋私利。就拿我家分得的两间半房子来说，那是刘家机房主人的五间草房，原来是做学堂的。收公后，拟定分给两户人家。一头给了一户军属，而另一头却是给谁谁不要，最后才分给了我家。原来都是害怕反攻倒算。那时候，有的人在白天分得了浮财，到了晚上还偷偷地给地主送回去呢。后来一看共产党站稳了，又后悔自己得少了吃亏了。这种投机分子，冲锋陷阵时找不着他，坐享其成时还挑肥拣瘦。
　　 父亲被关押了四个多月。经核查，只有生活作风问题属实，够处理。原来是一个教书的姑娘追求他。若不是念及母亲从关里到关外，托儿带女，舍生忘死地跟着自己，父亲险些重建了家庭。那是在土改胜利以后，由父亲提议，利用常保长的一处院子，开办了一所小学校。当时办学的最大难题是没有师资。识字的人基本是革命的对象或其子女，没法任用。父亲曾亲自兼课，但是他的口音使孩子们很难听懂。就在这时，一位出身富裕，但家庭幸未被划为地富成分的姑娘出现了，她主动报名，愿意担任学校教员。这一举动的本身就引起了父亲的好感，在日后的工作中，两人接触较多，因而产生了感情。父亲那时候二十多岁，正是雄姿英发的年龄，虽然操着南腔北调，穿着开花棉袄，但是他有共产党配给的高头大马和匣子手枪，威风凛凛，一言九鼎，不能没有吸引力。姑娘公开大胆的追求，不长时间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最后导致了两人的身败名裂。以邓春山区长为首的领导认为这是拉人下水陷害父亲的阴谋，但是父亲始终没有反戈一击。姑娘败名后也匆匆远嫁他乡，两人再没见过面。
　　 1948年末至1949年初，上级工作队对前期土改进行纠偏，父亲自然要为“左”倾错误领罪埋单。最后，在岳胜政委（岳胜时任梨树县委书记，对外称政委）的主持下，对父亲的问题也做了结案：撤职，释放。父亲第二次成了敌对双方都不喜欢的人。想当年，父亲骑着马，挎着枪，威震新发堡。有人形容：他在东街一走，西街都乱颤动。所有的人见了他都点头哈腰毕恭毕敬，“会长，会长！”的称呼充盈耳畔。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批斗他时，我才知道，他在农会不过是“屈任”了一个小小的文书之职。会长和副会长都是目不识丁的标准贫农。不过，父亲确实是农会的实际负责人。在名义上没让他挂帅，大概是组织上考虑了他那段不光荣的历史吧。
　　 父亲的那段功过是非，在二十年以后，又成了他被批斗的主要内容。为了使材料惊人，竟有人“揭发”他用枪打死了一位老贫农。父亲说，当时的新发堡是县委区委领导的常驻地，他没有也不敢胡作非为。他确信自己从来没有组织指挥过打人，更别说把人打死。但是参与这场土改斗争，却必然要牵动一根最最敏感的神经，那就是所有的被分户和分享户的经济利益。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最难掌握的就是每户的土地财产状况以及由此才能划定的成分界限。情况复杂多变，总免不了结下个人恩怨；况且，上级的政策有时也会发生偏左偏右的倾向呢。但是使我感到可笑而又可悲怎么也不能理解的是：为了誓死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才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批斗大会，怎么竟然成了为地主富农剥削阶级反攻倒算的公开场所了呢？
　　 土改结束了，各家都分得了土地，开始了发家致富的奋斗。但在当时的条件下，特别是广大的贫雇农民，一家一户是独立不了的，农民生产确实需要互助合作（再进一步说，人类永远都是需要互助合作的）。于是，在党的“组织起来”的号召下，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最后到人民公社，转变的速度比电脑的更新换代还快，没几年的工夫，天下的土地就成了一家的了。土地车马生产资料全部归公，按自然屯几十户人家合在一起，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谁也别藏奸，谁也不蹭滑，人合心，马合套，大家拧成一股绳，乐乐呵呵地一起奔向共产主义。谁说鸡毛不能上天？
　　 刘家机房在迈出这组织合作的第一步的时候，仍在十区担任区长的邓春山，又一次想起了他的生死战友，于是，父亲又一次不甘寂寞地为合作化运动冲锋陷阵。如果说分田是割了地主富农的肉，那么归田得使多少人心中不甘？这不啻是农村的又一场暴风骤雨。结果，父亲又一次被人告到县里。说他把人家准备苫房子用的谷草强行归公。老百姓都明白，苫房子须用苇子或蒲草，谷草只能做牲口的饲料。但是党的政策是“入社自由”，被人告了，自然没理，必须退回。他的退了，得意洋洋，别人再提出类似难题怎么办？把生产队退散了上级能答应你吗？
　　 父亲在合作化阶段的工作环境虽没有土改时期凶险，但是干的毕竟都是得罪人的事，这对他后半生在新发堡的立足平添了无法估量的难度。在任期间，他的各样错误不断地被人反映到各层上级，包括“种地不讲茬口，硬把各家一条一块的零碎地大面积统一起来，成片耕种一种庄稼”这样“无知识”的错误。好不容易挺到年末改选，就被一伙人用往饭碗里扔黄豆粒的选举方法给他和平卸了任。有意思的是，继任者竟是告他硬拉苫房草的人！
　　 父亲的最后一次出山，是大跃进的1958年。他应招到泉眼岭创办砖厂。他在泉眼岭干了二年多，又升调到榆树台镇砖厂干了半年。在泉眼岭他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绩斐然，得到了公社党委的肯定和赞扬。转到榆树台以后，因不满当时的政策，和镇党委闹翻，最终被撤职查办。那时候，正是我国全民的饥饿时期，工人一天仅供二两粮食，靠“瓜菜代”填补空缺。作为一厂之长，必须首先要让工人吃饱肚子，然后才能维持生产，因此当时厂长的大部工作是搞吃的。为这个，他在泉眼岭出了风头：他因关心职工生活受到党委表扬，并夺得了生产竞赛流动红旗，获得了先进单位县级奖状。还是为这个，他在榆树台栽了跟头：他在党委面前大发牢骚，并擅自决定实行定额计件，工人上工不受钟点限制，等等诸多行为惹恼了镇委领导。结果，“堰流水勾起老冰排”，新账老账一起算，不但丢官撤职，还戴上了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经榆树台镇法庭审理，判处劳动管制四年。这是1961年年末。从此，父亲就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而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以上，为我父亲履历的第二阶段。这时候，父亲还不满四十岁。
　　
　　 三
　　 父亲背着铺盖卷回了家。刚回来时，因羞于见人，一连几天都没出屋。好在那正是农闲季节，队里也没找他。但是丑媳妇见公婆，那是迟早的事，父亲终于扛着工具到队里上工了。心里虽然有“以前管别人，以后被人管”的强烈落差，但我感到他当时还没有把这个“管”字理解透，而是诠释成“领导”这个词的概念了。也就是“以前领导别人，以后受别人领导”这么个意思。而监督者一开始也不知道“管制”是怎么个管法，因为那时还没搞文化大革命，干部和社员还都不会玩“群众专政”这个法宝，仅仅是接收了这个半拉子劳动力而已。队里开群众会也让他和社员一块参加，干活与社员一样看待，同工同酬。因为庄稼院的很多活父亲都不会干，有时候派工还得照顾照顾。
　　 可是父亲的性格天生的耿直倔强，从不惯向人俯首恭维，不注意人际关系。再加上经常喊冤叫屈，就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似的，不管对谁，不分在哪，总爱诉说他的那些故事，不但换不来同情，反倒逐步加深了人们对他的反感和恶感。物换星移，父亲的身份和形象在群众的心目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964年冬至1965年夏在我县全面开展了社教运动（又称“四清”运动），每个生产队都进驻了两三名从外地抽调来的工作队员（泉眼岭片的工作队员都是从白城地区调来的）。天天夜晚召开社员会，传达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认识，揭摆各种问题。从那以后，父亲被禁止参加听会，工作队还找他训了话：要求他今后在人群中不准大说大讲，老老实实地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经过这次伟大的社教运动以后，广大群众以及父亲本人，才一步比一步深刻地看到了感到了体会到了被管制的人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天壤之别。
　　 这次运动初始好像是为处理干部的经济问题而搞的，不然就不能称其为“四清”运动了，中央文件中还首次出现了“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但是到运动后期，就大张声势地抓阶级斗争了。四类分子们被拿到贫下中农面前做“鉴定”。那时候，父亲劳动管制的年限临近期满，父亲还抱着可笑的幻想，以为能给他摘掉帽子呢。在工作组主持的贫下中农鉴定会上，他毫无准备地遭到了那些“平素看起来都不错”的乡邻们的猛烈的批判。随后，又在小学校的操场上召开了全大队社员参加的批判大会，父亲成了最不老实、改造得最差的典型。
　　 紧接着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父亲成了新发堡大队头号的阶级敌人。1966年夏天，新发堡的二十多名四类分子被大队组织的造反派和泉眼岭中学下来的红卫兵集中在大队部关押，除了一个坏分子和一个反革命分子即我的父亲以外，其余都是地主富农分子，二十年前的对头现在变成了伙伴。在小学校的操场上搭上了台子，白天黑夜，轮番批斗。大队门前有一趟二百多米长的柳树壕，因批判大会的“革命”需要，二十多天的时间，柳条被割得精光。
　　 父亲二十年前的旧账重提，同押的地主富农分子都成了出庭证人。我家在土改时期分得的那两间半房子宣布没收，造反派限我们在年底前倒出房子，暂住期间还要交纳租金。我们一家人面临着无窝可栖的境地。捱到年底，红卫兵早已撤出，造反派也四分五裂，实权仍由大队掌握。在大队书记纪洪明的主持下，又作出决定不用我们搬家了，打价卖给我们。那时我们虽然备了一些材料，但距实际操作真是八字尚不足一撇。就我们这等家庭，若动工用人，谈何容易！能得个现成的，花点冤枉钱也认可了。况且，大队给定的房价还十分合理，并且申明，不是强买强卖，听从自愿，愿买优先，不买外卖。如果同意买，还可分期付款，充分体现了党的给出路的政策。就这样，这座房子被保留了下来，其实，将分来的房子再卖给我们，也是不合理的，因此父亲摘帽以后获得了退赔款。然而这在当时可是够宽松的了，我们全家都很感谢大队和纪书记。父亲在这座房子里一直住到死。那是他用生命和屈辱换来的呀！
　　 社教运动已使我家深刻体会到了人间的世态炎凉，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的体会更加刻骨铭心。我们全家包括受了一辈子苦难的母亲和幼小不懂事的弟弟全都受到株连。十年的惊悸岁月，父亲被传叫不下数百次，其中有批斗游街，有讯问调查，有义务劳动，也有其他事情。不管是什么事情，只要是来人对父亲说：“叫你上大队！”父亲立刻就像吃了过敏药一样，全身发抖筛糠。他真的是“再也不敢与人民为敌了”。
　　 十年的文革岁月，也使搞专政的人提高了斗争经验，他们也在改变着策略。运动刚兴起的时候，需要造声势，总是开全村规模的群众大会。这类大会，对一般群众参加与否要求不严格，由一伙骨干分子操纵会场。但人们总是好奇，爱看热闹，所以1966年夏天的那些个晚上，小学校的操场上总是人山人海。
　　 这种群众大会有两大弊病：一是无法达到狠批狠斗的狠劲儿。台下的人只能当听众，配合喊喊口号；台上的人想要表现斗争坚强勇敢但还要显示他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所以抽起树条子来也不能尽兴解恨。二是保密性极差。除了我家，其他挨斗的人沾亲带故一大片，通风报信极容易，批斗起来也搞不出“灵魂深处”的东西，因此从1967年开始就变大会为小会了。参加会议的人除了大小队干部，就是点名挑选来的积极分子，再没有看热闹的群众了。父亲每次从这个会场出来，就如过了一趟鬼门关一样。
　　 这种小型批斗会，百分之百是在晚上进行。父亲一走，不管多晚，母亲也得等到他回来。我们兄弟几个也都龟缩在家里，守候着母亲等候着父亲。一家人全都默默无言，谁也不会说一句安慰话。一盏昏黄的油灯，照着母亲那团乱蓬蓬的白头发和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她蜷在炕角，常常是几个小时一动也不动，就像一座雕像一般。
　　 父亲回来了，我们也无须细问，沉闷地去睡觉，因为第二天队里还有又苦又累的活等着我们去干。而母亲则要问这问那。父亲呢，你不去问他，他也要详尽地诉说批斗会上的场景。母亲听后，既不会宽慰开导父亲，更没有高超见解为父亲参考下步。她只会一滴一滴地掉泪，一声一声地叹气。
　　 大概是一位欧洲的名人说的：一个人把自己的欢乐告诉了另一个人，那么一个人的欢乐就变成了两个人的欢乐。我想同样道理：父亲把他的忧愁告诉母亲，那么一个人的忧愁就变成了两个人的忧愁。一个人的欢乐变成两个人的欢乐，是扩大了欢乐；同样，一个人的忧愁变成两个人的忧愁，也是扩大了忧愁，而不是分担了一半忧愁。我曾劝告父亲，尽量少向母亲报告一些坏消息，母亲实在是承受不起了。而父亲却说：告诉了她，她就放心了。我也不知道这是放心了还是担心了。有一次父亲在队里干着活，把旁听来的而不是正式通知的“今晚可能叫我上大队”的消息，趁歇气的工夫，急忙地跑回家告诉了母亲，害得母亲又本不应该地多忧愁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