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也理解了父亲：一个人总是要向人倾诉的。可是在那个时候，他向谁倾诉去？连我们都不爱听他说话呢。若是母亲再不搭理他，那他就落到向隅而泣的地步了。
　　 说到这里，就该提及一个重要的人物了，那就是我们大队的支部书记纪洪明。纪书记比父亲年轻约十岁，合作化时期参加工作，与父亲共过事。在整个文革时期及其前后，一直担任新发堡的大队书记，执掌新发堡这一方土地的主宰大权三十余年。此人雄才大略，我父亲远不是他的对手。批斗父亲及其他四类分子，绝大多数都是由他组织掌握或经他批准同意的。但是这个人并没有在父亲及我们后代人的心里种下恶感。他很理智地实行了恩威同施宽严并用的方针。父亲挨了那么多次的酷打，但没有致残更没有致死，仅就这一点，我就得万分感谢纪书记。那个时代的那种场面，在新发堡的这块地盘上，恐怕除了纪书记谁也掌控不了。父亲挨斗回来向我们讲述时曾说，造反派割回来一捆树条子，削下枝杈后全都带着刺，纪书记掏出小刀，亲自把那些刺削光。这类细节就能彰显一个人的心态，也就是说，纪书记并不是想借那个运动置谁于死地。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讲，我想那个时候上级不会给哪个地方下达开多少次批斗会的指标，也不能规定每次批斗会开成什么模样。也许很多批斗会并不是为了顺应形势不得不开，倒是相反，很多时候都是新发堡给其他地方做出了表率，成了先行一步的典型。但是天地良心，我们对新发堡的执政者没有仇恨心理。因为那个年代，就是那种气候，以斗为纲，连国家主席都挨斗呢。不用说，纪书记也挨过斗。
　　 十年的文革岁月，阶级斗争被提高到了念念不忘的程度。小学校每一期新学年开始，都要把父亲押到讲台上，做阶级斗争教育第一课的活教材。意思是想让新发堡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永远永远都别忘了这个阶级敌人。父亲为新发堡的阶级斗争，可真是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他成了各个阶段倒台的大人物在下面的总代理。1966年夏季大羁押结束以后，父亲是趴在门板上回的家；1967年，父亲在扮演充当刘少奇的黑爪牙时被打破了头骨；1968年，在“斗批改”阶段，他做为本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首选代表被打烂了脊背；1974年和1976年他曾经两次自杀；但是多情的上帝留住了他，使他亲眼看到了自己的解放。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在全国大规模解放四类分子。这对于搞了多年阶级斗争早已经顺手习惯了的人来说，犹如日本关东军接到了就地无条件投降的命令一样极不情愿。有人抓着文件中“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的字样，非要留下一两个“好好管着”。但是，感情终究代替不了政策，父亲头上那顶戴了足足十八年的“历史反革命分子”（1966年红卫兵又在前边给加上了“叛徒、”的字样和标点）的帽子最终还是给摘掉了。这年，他已经五十八岁了，从外表看去，他更像是一位七十岁以上的老人。
　　 以上，算是父亲履历的第三阶段。
　　
　　 四
　　 父亲是个农民，但他却不愿过庄稼院的日子，也不会过庄稼院的日子。做一个农民所必须具备的会干各种农活的技能，他一样也不具备。他在晚年的时候，倒很惬意那种舒适清净的田园生活，但那是我们这些做儿子的给创造出来的。若是靠他自己，他一辈子也创造不出来。
　　 他刚来到刘家机房落户的时候，北大荒的生活还是比较好对付的。刘家机房的主人七先生刘熙沛、八先生刘熙纯都是文人，知书达礼，对父亲很赏识，经常找父亲谈古论今。父亲当时栖身于刘家屋檐下，无论是给刘家当长工，还是给刘家做佃户，都不会受刁难。可惜父亲哪样也干不来。土改以后，我家按人口分了几亩地，养了一头小毛驴，但是其他生产工具一件也没有，连个搭犋的对象都找不着。那几年，多亏了一家刘氏老乡（户主刘德盛）的帮忙，年年给春种秋收，共产党给我家的那几亩地才算没有撂荒。那位刘家老乡其实祖籍山东，倒是与刘家机房的主人是真正的老乡和户族。
　　 入社以后，父亲还当了第一任生产队长，但是挣工分却是别人的“半拉子”，上趟子活连半拉子工分也挣不上。我小时候曾帮父亲割过半天谷子，正常劳力一天割一趟，父亲的那趟割了三天半还得再加上我帮的半天。年终分配的时候，父亲挣的那点工分不够留量的（留量是生产队时代的特有名词，即每家从队里分领的吃粮烧柴生活品需交纳的费用），还要从家里拿钱补差额。但家里又没有任何出钱道，生活水平可想而知。父亲在外当厂长的那几年，从没给家里留过钱；那正是全民饥饿的年代，母亲在家领着几个孩子，在缺吃少穿没钱花的困境中挣扎，过着穷得不能再穷的日子。
　　 父亲戴帽回家后，面对的是一个近乎乞丐的妻子、几个像小鼠一样嗷嗷待哺的孩子和一个四壁溜空的家。这个家太需要一个称职的家长了，父亲这回才感觉到了自己沉重的责任。他曾写过“几年在城镇，张口即训人；今日亲荷锄，重叫白发新”的诗句，表达了退守田园，向往清净的心态，还写过一首这样的诗：“我当干部常嗜酒，自摸肚子不对心。一顿喝上三四两，够她母子吃半春”。这大概是他回家后亲身体验到贫困家庭的窘境时的自责吧。可惜的是，他已经无力回天了。
　　 1979年3月，父亲被解除了劳动管制。从那以后，就没再参加过生产队的劳动。土地承包以后，我们也没用他下地干活，他已经无须再“劳动改造”了。父亲从分田到户，一直到死，都不知道自家的承包田分在哪里。他成了我们家的“专业作家”，一心一意地搞起了他所痴迷的文学创作。
　　 提起写稿，应该追溯到1955年的冬天。那时候，父亲的队长职务刚被解除，心情郁闷，却又无处发泄，加之冬闲无事可做，父亲便用他那攥过枪、握过锄的粗手，练起笔杆子来了。
　　 那年我八岁，刚上小学。记得每天晚上，父亲都坐在靠北窗的大桌子旁边奋笔疾书。一盏小小的煤油灯把他巨大的身影映在东墙上，墙上的霜在黑影里闪着晶光。我每天晚上都趴在被窝里，看着父亲的头影，不知不觉地睡去。也不知报废了多少稿子，直到两年之后，才在《吉林农民报》上（他的稿子全都投给那里）登出了他的首篇作品：一篇四百余字的小建议：《农村业余剧团多排演些新剧》。当时父亲看到那张报纸，就像范进接到了中举喜报一样。我曾写了一篇小稿子：《父亲的稿子登报了》，描述了当年满院欢腾的情景。从此父亲写稿的劲头更大了。我姐姐成了父亲的邮递员，隔几天就跑一趟榆树台镇。榆树台镇离我家二十里，每跑一趟都把姐姐累得满脸通红。但能登上的几乎没有。
　　 直到父亲的小评论《干夹脖──替毛驴诉诉冤苦》被登在了《吉林农民报》1957年12月29日的第一版上之后，父亲的名字才在编辑的心中挂上了号。接着，一连登了很多篇“下去抓，也抓不上来这样有分量的稿子（《吉林日报编辑通讯》语）”。当年冬天（“当年”这个概念是以春节为界，准确说，应该是1958年1月），报社派记者周志华来访，住了十多天。我曾写了《记者曾来我的家》一文，记录了那段“永难忘怀”的往事。经周叔叔的指教，父亲从那以后才知道了稿子还分小说、散文、特写、消息等体裁；写文章还要用夸张、比喻、拟人、状物等等修辞手法；作文应当怎样分段起行、详叙略评；哪些文章可以虚构，哪些文章必须求实等等。但一直到最后，也没学会使用标点符号。
　　 父亲在戴帽一年半以后，还在《红色社员报》上发表了一篇小说：《老鼠精的故事》（1963年7月6日）。主题思想是：坏人也能变好。这算是利用小说向党求恕吧。之后，形势步步逼紧，就搁笔了。这一搁就是十多年。这期间，凄风惨雨，世态炎凉，足够写一部长篇小说了。可惜，父亲写不出来。
　　 父亲摘帽以后，立即就写了一篇稿子：《开犁之前》，发表在1979年4月28日《红色社员报》上。父亲曾拿着报纸，在队里张扬。这等于向乡间发出了一个宣告：我武子成又有言论自由权了！“老武又登稿了！”人们这样说，这在我们队曾引起了一阵波动。不过，谁也不能再把这事当成“阶级敌人的新动态”向上反映了。
　　 父亲真的自由了。不但队里不管他了，家里也不管他。他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愿意上哪就上哪。他每天很早就起来，挎着个粪筐子去遛弯──他是在构思；吃罢早饭，便独自躲到小仓库里去写──他图清净。在堆满一屋地的什物上，放着一块木板，那就是他的写字台；上面总放着草稿和信件，没人乱动过；他到哪里去采访，我们从不过问；他的稿子写成了，也无须我们给审阅修改。我们采取了“两不政策”，就是既不干涉也不支持。文责自负嘛！但是，他若受了挫折，我们也闹心；他获得了荣誉，我们也高兴；他的朋友来了，我们也欢迎；他要上哪去，我们也得给开旅费。我们为他创造了身外无忧的条件，也算得是一种支持吧！
　　 一些朋友很赞赏父亲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我们也觉得奇怪：他就像着了迷一样，满脑子装的都是写稿。大概在走路、干活、吃饭、睡觉时，脑子也都在为写稿而运转。他常常为一句话的推敲而半夜开灯；常常为一个材料的核实而奔波多远。尽管如此，还是拿不出像样的作品来。因为他受了那么多的摧残，百病缠身，老眼昏花，看书写字都很费劲了；再加之多年的禁锢，思想也跟不上趟了，写篇稿子也真不容易。──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采取了不干涉政策的同时也在实行着不支持的政策的原因。一家人常劝阻他：别再写了。母亲说，因为看书写字，这些年没少挨整，若再出点事，我可受不了哇！父亲听了颇为动情。我说，您写的稿子对不起读者呀！父亲说，我不写对不起编辑呀！
　　 的确，在父亲逝世以后，我整理他的底稿时，看到编辑们那一封封热情洋溢的来信，真不禁热泪盈眶。这怕是父亲始终坚持不懈的真正动力吧。
　　 父亲的写作历程可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前段从1955年到1962年，后段从1979年到1986年，前后两段各八年，中间被文化大革命拦腰斩断。前段写的多是小报道小评论，反映农村当前问题，因此受到了报社的欢迎。这一阶段最为露脸的事有：描写大跃进年代农村家庭新风新貌的《三十晚上》被选入了学生课本；吉林日报社为他近年来的写作成就专发了内部通讯；邀请他到省城，参加了报社组织的优秀通讯员采风团，游览了长春市并参观了吉林省诗歌之乡农安县巴吉垒公社。在我的印象中，他这一阶段写得最好、篇幅最大的一篇是小说《上当》，恰是在报社记者周志华来访期间写的，被周志华推荐给了《长春》文学月刊，发在了头条。可惜，因文中情节模仿了《暴风骤雨》中分马的那段，被读者提出批评，认为属于抄袭和剽窃。连周志华都丢了面子，上了当。
　　 后一阶段写的题材比较杂，但是却没有太有分量的文章。这一阶段闪光的业绩是：1981年《红色社员报》举办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60周年《光荣属于党》征文，他的《出家队长》被评为三等奖；1982年被吉林省文化馆学会评为吉林省业余文艺创作积极分子，并作了大会（书面）发言；由于父亲写作起步较早，因此在1992年出版的《梨树县志》中，父亲荣占了文化卷里的一页。说到这里，有一位友人必须提及，他就是曾任梨树县《梨花》小报主编的吕小兵老师。是他以伯乐的胸怀、眼光和热心，总结了父亲的事迹材料，上报到省，才使父亲获得了那份殊荣；《县志》里有关父亲的那段记述，据我看也是出自吕老师的手笔。自从认识了吕老师以后，父亲写的稿子才明显降低了废品率。
　　 为了这崇高的文学事业，父亲奉献了自己的全部热情。1986年9月22日，他最后一次参加了县文化局召开的小说创作研讨会。他在此前的好多日子，就吃不进东西，腹中胀痛。经检查，已是肝癌晚期。他已经骑不动自行车了，就叫我们用大马车把他送到榆树台车站。我们去了兄弟三个，他不让我们陪伴，独自一人上了客车。我们深感不安，我随即上了后一辆客车，暗中随他去了县城。
　　 他回来后，很兴奋，但是身体已是勉强支持了。他也知道自己晚景不长了，但每天还是坚持着写一阵。后来实在坐不住了，凄然地自语道：这篇稿子怕是写不完了。
　　 在他生命最后的十几天里，他爱到门前自留地南头的大坑沿散步。那个大坑是刘家机房当年为了修炮台和套院墙取土而挖出来的。站在那里，可以唤起他对自己在东北这四十多年悲壮历程的回想。他在那里，游过泳，放过驴，割过草，托过坯；在沙滩上，他用树枝教我识了字；挨饿年代，曾用水里的蛤蟆充过饥；绝望时，他在那里寻过死；写稿时，他在那里构过思。他向“南大坑”寄托了对生活的深情的依恋。后来他实在走不动了，还站在门前向那里眺望。
　　 父亲最后终于躺下了。他没有遗嘱，没有什么割舍不掉的事情，他唯一的遗憾就是那篇我不知名的稿子没有写完。两天后，他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养育了他而又熬炼了他的世界。这天是1986年10月18日，他只活了六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