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到了这一切。
　　 我在行署门前，唱起了“福香妈哭夫”。
　　 刚开始，我的声音很小很小，见聚拢过来的人越来越多，我的胆子越来越大，声音也跟着越来越大。那时，正是人们上班的时节，大家出于好奇，里三层外三层把我围在了中间。我越来越自信，越来越进入角色，越来越把自己改派的苦愁融了进来；当我唱到“青天蓝天琉璃天，呼隆隆塌了个没眉眼，房梁梁断来坡檩子落，老天爷杀人不睁眼窝”时，我双膝跪地，双手举过头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竟引来阵阵掌声……
　　 这时，一个干部模样的年轻人把我拉了起来。他让我跟他走进了行署铁大门。
　　 “这是杨专员，有什么难事尽管说。”年轻干部把我领到西楼二层的一间办公室。
　　 这是个套间房。屋内除了一套办公桌、椅外，就是几对白色的沙发。窗台上有不少盆栽花草。其中的一盆燕子掌足有一米来高，很是繁茂。
　　 杨专员中等身材，偏瘦，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靠背椅上，指了指他对面的一把椅子示意我坐下。我把我曾让朱局长看过若干次的改派申请双手递给了杨专员。杨专员戴上老花镜很专注地看了起来。看到半截还抬眼越过镜片审视了我几秒钟。大约过了十几分钟，杨专员摘下了老花镜，用手指着放到桌子上的申请问：“你写的全是实情？”我说“是”。“经得起调查？”“经得起。”杨专员对年轻干部说：“照他申请材料上的地址落实一下，”说到这儿，又转向我，“你听好了，如果情况有假，我就要取销你的分配资格，你可敢保证？”我肯定地说“敢”。年轻干部拿起我的申请材料走了。很快就听见隔壁传来呜呜呜摇电话的声音……
　　 杨专员亲自给我倒了一杯开水，放到我跟前的茶几上，便戴上老花镜开始阅读文件。
　　 ……年轻干部回来了，轻声细语地说：“公社书记问了村支书，情况确实如此。还了解到，他父亲是个老贫协，经常带病为集体看打麦场、喂牲口，还多年照顾五保户老人，还为了看护苗圃被贼人勾了一镰刀……”我看见杨专员听着听着，眼圈竟然潮湿了。只见他不易觉察地摇了摇头，随即拿起钢笔在我的申请材料上察察地写了起来。写完，递给我：“去教育局找朱局长吧。”
　　 临出门，杨专员叫住了我，指着我放在地上的一袋花生：“小伙子，把你的东西拿走。”那是我母亲让我带来的半袋花生——她说，“咱老百姓穷，可礼节咱还是懂的；咱不能空手进人家的门。再说，咱是求人呢！”我对杨专员说：“那是我们家种的花生，我父母说不能空手见人。”杨专员略一思索，扭头问年轻干部：“一斤花生现在多少钱一斤？”年轻干部答：“大概是三毛多吧。”杨专员提起口袋颠了颠，口算说：“一斤按四毛算，五斤，四五二十，给你两块。”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钱要给我。我忙拒绝。杨专员登时严肃起来：“你要不接受，你这事就不给你办了。”我喉咙有些发酸，嗫嚅了半天也没吐出一个字来。
　　 ……朱局长不耐烦地接过我的申请材料，瞟一眼计划扔给我时，突然看到了“朱局长，此生确实家有困难，请按既定方案处理。杨。”几个批语。“你，你……”朱局长脸上的表情，在急剧地变化着，阴，晴，灿烂渐次展现……
　　 那双手捏起铅笔，把我的名字画向了我的老家——洪洞。
　　 那笔画，很短，很细，跟淡……
　　 多年以后，我终于明白，这一画，不是盘古开天的那一画，但它比那一画承载了更多的重负，遮蔽了更多的躁动和意欲，同时，也孕育了更多的理想和信念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