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时，是指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刚刚够一个青年的资格了。我出身农村，根在山野。面对将来，总要有个打算。年轻人到了成家的年龄，必然要做点准备和铺垫，人生的理想就此有了，媳妇还在丈母娘家里，要考虑的是有无，不是漂亮与否，也不能在乎眼缘，总要把自己打扮好，配得上那个未来的家庭成员，也最好娶个中意的，中意的，就要满足较高的条件。
　　 这种准备，似乎父母没有提醒，完全是“男大当婚”的传统思想支配的。
　　 高中毕业，我就靠近成年人的队伍了，出入生产队，大人们劳作间隙凑在一起总要说成家的事，也影响着我。听着就有了危机感，好像“回乡闹革命”的理想一下子就沉到了生活的底层里。最直接给我压力的是邻居六母，她经常在母亲面前诉说大儿子，我叫“才哥”的境况。四间房子必须有。六母说，比三座大山多了一座。母亲说，王才会吹笛子，不少女孩子喜欢。六母说，吹笛子能吹出四间房？那还不如吹牛皮去！
　　 六伯忙着跟邻居商量砍树，（邻居家园的树木）以工分交换，然后忙着送往东河水中浸泡，去其燥性。六母则拎着篓子登上北山拣碎石，一砖一瓦，不属于六母这样的女人考虑，家贫哪能想砖瓦。一篓子就盛那么一块石头，有时候，牵着顽皮的儿子（和我年龄差不多的有两个）一起抬，有时我也被六母吆喝着参与其中。这是真正的理想教育，不是在课堂，而在搬石头的路上。两年，六母搬了个石山，我都羡慕。母亲见状，指着后院的院墙，划给六母一段，说搬走吧，看不得你这个样子，拆了石墙，篱笆可以用草棍木棍扎好。这种帮衬，完全是母亲看了六母的艰难而伤心，六母一向阴天的脸，突然晴朗起来。六伯是半拉子木匠，一座房子硬生生把他改造成了石匠兼瓦匠。
　　 才嫂是十里外的寨前人，样子不大好看，属于“一般人”，但才哥四间房是才嫂出嫁的最大理想。才嫂说，老家两间房，五个兄弟姐妹，经不起被除数是“5”。结婚了，四间房，是4÷2，好像日子一下子就亮堂了。哪知这年分到的饥荒（欠款），让这个数字的意义几乎全部消失了。
　　
　　 二
　　 我家旧房摇摇欲坠，高中毕业第二年，我就来个“小月子孩不怕狼”，硬生生拆了老屋和后园的石墙，造起了四间草房。父母的脸上顿时没有了忧愁，母亲炫耀说，有儿就是不一样！我问，没有儿，四间房就省了，的确不一样。母亲从不以“无”为前提考虑，伤了她的心一阵子，见我也不搭理了。
　　 母亲是有远见的，她早就有了儿子娶媳妇的理想，在没有我的时候，这个大事就已经写在她的日子里。她从朝鲜的新义州回国，（因朝鲜战争）就带回几丈绸缎被褥面料。压在箱子底，铺垫着她的儿子娶妻成家的人生理想。那些年，炕上盖的被子都露着棉花絮，她补了再补，她在为一个理想做着缝补，于是才留下了那么华美的绸缎。至今感到幸福，又觉得很伤感。
　　 为什么母亲要留下那么好的回忆，我宁愿她那时一无所留，不再想那些绸缎，我无法锦上添花。
　　 结婚，“三大件”，这才是压在农村人身上的三座大山。昨日，阅读梁晓声的《小人物走过大时代》，我的眼睛停留在这段话上，有十几分钟——“时代的每一粒尘埃，落在个人身上都是一座山。”但每个人都要责无旁贷地用肩膀扛起这座大山。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节衣缩食，没有“外快”，割掉“尾巴”是常见的事。
　　 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和座钟，少一样女方看不中。我偷偷算了一笔账，三大件，在七十年代中期，大致要300块。我家在我高中毕业年，由欠款户转为余钱户，告别了入不敷出的窘局，剩余额是33元钱，如此一算，要十年的时光啊，我有点不寒而栗。
　　 但我有权宜之计。家有老座钟一台，走时虽然不准，但时针分针从未见过停下。但钟门所镶的铜皮已经生了铜锈，有些陈旧了，显然不适合新人新事。那时我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捣鼓这些玩意，属于“技术流”，我便抱着送给他拆解，清洗，希望焕然一新。结果，弄断了用来上弦的发条。他父亲原来是烟台北极星钟表厂的，因打成右派而被遣回乡，是他父亲通过关系邮寄了一副发条，才救活了那台座钟，也挽救了我的理想。
　　 我父母从朝鲜回国，带了一台缝纫机，这是我用不着考虑的，但我心中必须坚持一个原则，一定要放在父母的炕上，新人要用，就上父母的火炕。那些年，父母靠这台缝纫机接了很多乡亲的小活，给人家缝一件衣服，人家硬是划拨几个工分，这是父母用来养家糊口的工具，一点不亚于半个劳动力。况且，缝纫机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冲出重围，回到老家，寄托了父母复杂的感情啊。我懂得那份炮火中幸生的感情，我必须坚持原则。希望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女人使用这台缝纫机。
　　 自行车，那是可以远望而不能及的奢侈之物，想到那些年为了自行车而争执的故事，我便冷出一身汗。
　　 凭票供应的时代，布票、花票、油票、糖票、咸鱼票、鲜鱼票……名目繁多，这些票，要按人口领，如果想买下一辆自行车，需要150多个票，差不多一样的钱数，必须邻居相帮，凑齐这些规定数量的票。票，是什么，是一时代的印记，是贫穷的符号啊，它不是邮票，邮票是文明出现的产物，八分钱就可以逛遍全中国。而且，我从未见过车票（车票不是现在乘车的凭据，是购车的资格证明），怎样获得，我也没有资格问。
　　 记得1973年，我们村分配了一辆大金鹿牌自行车，青岛出品的，需要贫农身份，且对村子有巨大贡献者才可以申购，当然残废军人优先。这些条件对于一个年轻人，简直就是鸡毛上天，太难了。从此我不再去想。车到山前必有路，无车上山更容易。这是我的幼稚想法。而且，我看到，那些娶媳妇的人，有的是借来的自行车，有的是买一辆旧车，我希望那个女人，能够十分通融，说一句“人好就行”，一句话，胜过千金，车被冷落，热情却高涨起来。
　　
　　 三
　　 现实，就像一把重锤，敲击在脆弱的人身上，是很疼的。无药可解的疼，只能靠同情缓解。别说为了爱情可以冲锋陷阵，如果说当兵和考学（那时是推荐上大学上中专）是农村青年的出路，婚姻，是女人改变现状的唯一途径，如果不能嫁给一家条件优渥的，起码可以比娘家的日子有长进，除非是长了太长的眼光的。寻求改变的力量，始终是婚姻选择的砝码。爱情是美好的，美好的爱情也有疼痛。或许，这就是痛并快乐着。
　　 后来，我们那农村又时兴“三大件”后的“九条腿”。没长腿，寸步难行，少一条腿，是残疾。桌柜四条腿；大储物柜，四条腿；炕琴，名字很雅，就是一个“炕”字也充满了温度，炕琴是摆在火炕一边的储放被褥衣物的柜子，下面没有腿，人们把它视为一条腿。“九”是个稳定的数字，也吉利。美好从未离开人们的理想，婚姻的理想就是用腿支撑的。
　　 其实，我在上高中时就多了一份准备的机遇。那时的高中，是以“学工学农”为主课程的，学生要根据爱好报名学什么手艺，我选择了木工，主要想盖房子，兼顾做家具。不能忘记，学推“刨子”，姿势不对，两手大拇指外皮全磨破了。第一件作品是吃饭用的板凳，四条腿，斜着打榫插榫，我觉得我完全可以举一反三制作柜类大件了。少年啊，心比天大，或许，那种理想是在尘埃里，一样给我催我进取的勇气。敢为，才有梦想的实现，这种人生态度，一直激励着我，感谢那个板凳，承载着我最初的人生理想。
　　 最终，这些“大件”“小件”之类的娶妻条件，都没有用过。曾为此费尽心思，曾让我有了深思熟虑，或许，这就是面对成年应该有的准备。那时，没有十八岁成年宣誓，但我们有人生成家过日子不能颓废自己的理想。
　　 时代不一样了，结婚成家需要“几大件”，没有定数。钻戒，项链，手镯，都够不上大件，问汽车有吗，房子有几套，存款有多少，不动产是几何……财富，能够看出理想的指数，但不是幸福的绝对指数。时代进步，物质丰富，成年成家给我们的礼物足够多的，现在，是需要年轻人去创造，也有最适合创造的土壤，真正的爱情也需要物质基础，这是时代给与我们的观念改变，但不是无度索取。躺在理想上睡大觉，总归不是年轻人的态度啊。
　　
　　 四
　　 1978年我考学走出了家乡，毕业之后，曾经亲手盖起的房子，因我无力打理害怕坍塌而变卖，那些所谓的大件，也被事业取代，无心考虑那些，或许格局变了，理想就不再是那些了。我并不嘲笑“几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的农人理想，历史也不会嘲弄这样局促的理想，因为是一个时代的最美愿景啊。曾经为了这些理想而不懈奋斗的人，最懂得理想的层次和价值。但随着境遇的改变，理想就要脱离低级的层次，否则，生活也会变得毫无起色，甚至一地鸡毛。
　　 结婚十年间，我一直在城郊结合部租住廉价的民宅，最窘困的时候，和房东住着对面房间，我拥有厅房中的一半灶台，房东说，我们一起过日子，放假回来就上“这边”吃顿现成的饭。有了温暖，不在乎所住是几间房。那十年，我的家具一直是一个68块钱买的碗柜，碗柜，只有四条腿，少了记忆里的九条腿，四条腿就像四个车轮子，跑起来更流畅，日子照样走过来。想想，一切都会如云烟消散，但理想不会，常常以自己在县城的第一中学教书为荣，那个“第一”多么有魅力，仿佛不是一个序号，而是一个排名，这也成为激励我力争第一的序数。
　　 回顾成家，我的结婚日那天，还是妻子带着她的旧自行车到学校去，让我骑上，做一回“有车族”。回顾这些，我喜欢故事里的温暖，困窘反而和富有一样可以成为财富，当然困窘是心酸的。其实，成年成家，需要的就是温暖，物质的东西，带来的是心满意足，觉得不寒碜，不一定就有温度。成家了，归根结底要靠夫妻用温暖实现人生的梦想。
　　 现在，我依然是一根草，但有根，我赶上了福利分房，又靠工资日积月累，买了房子，这是我的父母不敢想的事情。如果他们突然复活，一定瞠目结舌，不知怎样说话。草根扎在沃土里，雨水从未躲过草根而流逝。我不喜欢说体面的话，但我还是要解释我这根草得以长青的原因，时代给足了雨露，从未干枯。
　　 理想离不开现实，包括世俗的观念，但理想会在好的家庭得到滋养，而不断拔高境界。失去生长的动力，就是草根也无法成活。
　　
　　 2024年4月25日原创首发江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