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时节，最知冷暖的怕是杨柳了，而杨又要比柳启发得更早一点。没有叶的枝上抢先萌出了花苞，悄悄地在料峭的春寒中鼓胀着，只要天气稍稍地热上两天，花穗就会冲出芽苞飞快地生长着，长长的花穗紫色中夹杂着一点银灰，一串串地挂着，没有几天又落满了一地，于是枝头上才冒出了叶芽。
　　 小时候喜欢管杨花叫“毛毛狗”，拾起来捏在手里软软的，用线穿了挂在下巴颏上当胡子玩，也算逗人的趣事。
　　 其实对它的认识来源于母亲。小时候，粮食紧，家家都挖些野菜做填补，挎着篮子跟着母亲满世界地挖野菜，几乎成了闲暇时的主题。什么荠菜、马兰头、母鸡头（上海叫草头）、猪耳朵（车前），都在选择之列，这些在今天也都算得上时鲜了，可当时吃起来并没有鲜美感觉。比较好吃的应该是马齿苋了，挖回来氽水、晾干，冬天再泡发了炖肉，因为有了肉的加入，所以味道自然就不一样了。还有一些季节性较强的野菜像灰菜、榆钱、槐花，当然还应当算上毛绒绒的杨花了，都是必选的品种，那些年初春，都要抢着吃上几顿。把刚落下的杨花捡回来洗净，剁碎了，加上些葱姜调料，包包子吃，有皮有馅有个咸淡滋味，感觉很香。吃饱了还要拿着向伙伴们显摆，于是你咬一口，他咬一口地传着，都说没有吃过，心里的那分自也豪油然而生。第二天邻居们就找上了母亲，打听那杨花包子的做法，接着不少家也开始了品尝。
　　 农村出来的孩子挖野菜有瘾，不仅因为它与吃连在了一起，更因为它与母亲的赞许连在了一起。闲着没事，就在大院子里挖野菜，水塘边、小河边、菜地边，草坪里，哪里有什么野菜都了然于心。挖得多了，母亲会给左邻右舍送上一把两把的，直到我下乡走了，邻居们对母亲说，再吃不上你儿子挖的野菜了。
　　 “文革”那些年，没有那么多的“革命热情”，呆在家里的时间多，学会了做饭，也算是为家里那些“抓革命、促生产”的人当好后勤。那段时间自己学着做野菜，对野菜也有了一分理解，有的要的就是原味，有的则要去了原味，炒、拌、做馅、炖、煮各有吃法，吃起来虽然已经没有了新鲜感，但那都是母亲传下来的味道，也是一家人认同的味道。
　　 后来长大了，野菜吃的少了，挖的也少了，家家生活都富裕了，野菜也渐渐淡出了生活。可冷不丁人们对野菜又有了情感，饭店里野菜都成了热卖菜品，成了香饽饽。然而，有些品种却再也没有人理睬，只能永远地留存了记忆里。
　　 哦！杨花又开了，一串串地挂上了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