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山村，山与山之间的通讯，通常靠大声呼喊。
　　 不时地在空旷的山野中，总是会听到这样的声音：老三，喊你的老汉回来吃饭了。接着就传来回应声：听到了，趁现在太阳不大，我们把这块地的草薅完就回来了。这一来一往的呼应，不仅完成了信息的传播，同时也将一个家庭的和谐被山村恬静空气真实地表现出来。这是电话还没有来到乡村的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那时候，小孩子的声音总是很清脆，很远都能听得到他们在说话、欢笑或者唱歌，男子的声音总是很洪亮，很多时候还能在山野劳作时，听得到他们粗犷地把山歌唱得透亮。而山村的女性们，他们的声音往往也是清丽地在庄稼上漂移。总之，因为有了男女老幼的声音，山村的土地上便有了生气。
　　 但是乡民们也有不小的烦恼，那就是声音传递不到的地方，要传递信息就只有靠人工来实现了。比如有婚丧嫁娶，要通知远处的亲朋，有时是通过方便的人捎口信去，有时特别重要的亲朋，就必须特意派专人去报信。而更远一些信息，比如家里有人在远方上班、读书或者当兵，就不可能叫专人报信了，这个时候信息传递就靠书信了。我们乡，当时的邮差就只有一个人，而且是兼职的，一个人要负责我们乡和相邻的联合乡两个地方的邮件。他要将信件从当时的区邮局取到后，走五十里的路，在二、五、八逢场的日子，在乡政府的邮政代办窗口，让收件的乡民便自动来领取。所以那时的邮差是虽然是一个辛苦的工作，但是又是一个让人尊敬的工作。
　　 记得那时的我，为了收到远方的信件，总是爱在逢场的日子去邮政窗口取信件。这个时候，这个邮政代办窗口总是围着很多的人，因为农村人没有排队的习惯，谁有力气先挤到窗口，就是谁的本事。因为对远方亲人带着殷切的感情，总想能在第一时间得到远方思念人的信息，所以在往前挤的用力上有一种冲锋陷阵的英勇。这是一个不足一个平方的铁条窗子，里面是两块对称的窗门板，只要一开启，就将窗外乡民们殷切的感情吸纳了进去。邮差是一个五十多岁，个子不高，形体精瘦戴着一顶工人鸭舌帽男子，此时他戴着一个老花镜正在忙活。挤到窗口的人，往往会谦恭地对里面的邮差问道：李师，请问有XXX的信没有？邮差一个人坐在窗后的办公桌上，桌子上是一封封的信件。由于问信的人多，再加上这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所以他此时总是慢条斯理地发放着，才不理会取件人急切的心情。如果经常有信件的人，接触多了，与邮差自然就成为熟人，只要报上名字，他就会很快回答出有或者无信件。如果得到了远方的来信，特别是所思念的人的来信，那拆信的手指都是罗索的。如果被告知没有信件，那心中的失落和焦虑便会如山一样沉重，而且心中会滋生出各种假设和不好的猜想。
　　 现在想来，那时等待邮差和开启信件的日子也是一种幸福……
　　 信件从发出到收到，再回复被对方收到，一个来回往往是半个月时间。我们地方，每个月农历二、五、八逢场的日子才能收到信，当时最大的愿望是能用上电话多好。
　　 在当时我们地方，只有乡政府有一台黑色的手摇电话机。那是政府的工作电话，当然不会对乡民开放。那台黑色的电话机给人一种神圣而令人生畏的感觉，那时的电话对乡民而言是遥不可及的奢侈。
　　 大约在1996年，乡政府装上了一台程控电话，算是半官方，半民用的。这是一台红色的电话机，与原来的黑色电话机相比，它的红色给人一种温馨之感，它的白色数字按键让人觉得极为方便，因为之前的电话需要总机转线。而且只要付费就可以拨打，这就打开了老百姓也能用电话的限制。这台电话安装在乡政府二楼的通道旁，拨打这电话按1元钱一分钟计算，超过一秒就按多出一分钟计算。这对全乡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老百姓也可以与远方的人通话。对于之前从没有打过电话的人来说，第一次使用电话是一种莫名的恐惧，一是不知道怎么使用，二是电话拨通之后之前想好的话，因为紧张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还有是因为一分钟一元钱，而一元钱在当时可以买上一斤大米。所以，往往边打电话边盯着电话上的计时，当计时跳到58秒时，便会触电一般果断将电话挂断。有时挂断电话是一种庆幸，又少花了一元钱，有时挂断电话是一种遗憾，因为还有一句关键的话没有说完。
　　 后来这台电话又不对乡民开放了。乡民们要打电话，只能到五十里路之外的区政府所在地落木柔，或者二十多里外的蒿坝镇。那时我们乡到落木柔，每天只有一趟客车，到蒿坝没有客车，要去打接一个电话要走很远的路，要费很多周折。
　　 记得有一个深冬的雨天，我要去蒿坝打电话。当时乘上了一个熟人的川路四轮农用车。由于驾驶室已没有了多余的座位，我只能站在货厢中。当时的公路还只是乡村简易公路，路面极不平整，在车厢中有时被颠簸得老高，不得不用手紧紧抓住车厢前方横着的铁栏。天很冷，又下着雨，手抓着的铁栏就像冰一样浸骨。雨打湿了手，很快手就变红了，手被风吹着如刀割一般痛。我觉得当时的我，就如一个押赴刑场英勇就义的革命者一样。因为年轻，虽然肌体上受着寒冷的苦，但是想到快要听到所期盼的远方声音了，心中的那种快乐又是何其幸福。当时心里就想，这笔账一定要好好记着，将来告诉对方，曾经某一次为了听到其声音，是受过这般非常人所受之痛苦。
　　 1998年我到成都脱产读本科。
　　 大约在1999年我家终于装上了电话。当时安装一台电话的开户费要四百多元钱，但是装上了毕竟可以及时与远方的人联系，这也是一件快乐的事。而最方便的是我可以随时与家里通话了。当时我在成都，打电话主要是买电话卡在公用电话亭使用。购买电话卡可以打折，比较划算。但不方便的是电话亭有限，打电话往往要排队，自己在等待时，心里很焦虑；自己打电话时，如果亭外有人也在等着稍微时间长了，也觉得心里不安。当时的电话卡，在封面制作上往往有成都的一些风景图画，制作很精美，当时就觉得有收藏价值。在成都两年，自己保存下来的电话卡金额达两千多元。这数字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字。相当于我当时半年的工资。
　　 当时考虑到家里人冬天夜里接电话不方便，于是我与在德阳上班的五哥商量，共同给家里买了一部TCL无绳电话，子机在五百米范围内都可以使用。这在当时的山村也算是一件新鲜事了。因为家里有了电话，我父母在假期里不希望我在家呆的时间太长，因为我电话较多，有的时候一打起来，又舍不得放下，这便增加了家里的不必要的开支。
　　 在成都时，家里人要联系我，是给我打传呼。最开始的传呼机是一部摩托罗拉数字型的，收到数字信息之后要打电话去传呼台查询数字内容。到了2000年，我终于花了400元钱买了一台中文传呼机。那时在我们偏远的山村，中文传呼机可是一种新潮玩意。记得我放假回家，腰上别着传呼机，走起路来，胸都是挺着的。我一个远房表哥是乡政府的副乡长，见到我的腰上别的中文传呼机觉得十分稀奇，向我讨要来看了半天，一边看，一边称赞。而我也因为一台中文传呼机能被副乡长羡艳而满足了一时的虚荣。
　　 2002年，筠连三中的同事、好朋友田越鸿卖了一个熊猫牌手机，他的行为激励着我，不久我花了1200元钱，买了一个直版诺基亚手机。这是一个深蓝色外壳单一黄色屏幕的的手机。记得买这个电话时，还特意去了一趟县城。当时与我同时购机的人与我名字的前后两个字都相同，那店老板还开玩笑说，真的有些巧。后来才知道那老兄是我们县某个乡的书记，后来做县府办的副主任。这个诺基亚手机质量很不错，用了两三年。后来因为电信公司有亲戚推广小灵通业务，我便用上了小灵通，将诺基亚手机送给了我二哥用。二哥又用了二三年才将它换掉。
　　 当时使用诺基亚手机时就有一种烦恼，机体太大，放在身上不舒服。心里就想，如果将来的手机能够变得更薄那该多好。
　　 电子产业的升级更新，总是比手里钞票的积累速度快得多。后来我用过一款彩屏的海信手机，又用过华为手机，内存由60G的换为128G的再换为256G的。原来的用手机只是便于通话，现在手机微信可以语音，可视频通话，还可以上网，扫码支付，手机已经将工具性和娱乐性有机整合。现在的手机功能，在二十年前想都不敢想。试想二十年后，随着AI技术、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类的通讯又会发展成什么样呢？
　　 那时打接一个电话要走很远的路，而现在几乎人人一个手机了。
　　 通过小时候两山之间全靠吼，到今天的一个手机几乎做到无所不能，这是时代进步的见证。所以生活在今天真好，有幸生活在今天的中国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