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的老人大抵都知道“时村”这地名。以及发生在1964年（1964年在时间段上是中国近代两大事件的坐标点）里时村的故事。
　　
　　 难忘的1964年在我的记忆中很重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它之前的60、61、62年是天灾人祸的“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仅隔了一年，即1966年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1964年是“社教”年。
　　
　　 就在这一年，陕西华县时村发生了一桩反革命份子残杀贫下中农的命案。案犯是一个农民,他在村中唱戏的那天晚上，从村西头放火烧房，跳进农院杀人，一家挨一家老老少少让他杀了几十口……
　　
　　 他被处死了。应该的。在村子的北坡上筑了一座新坟，里面葬着遇难者。当年我正在学校读书，在学校的安排下我们去参与社会实践，参加社教（社会主义教育）来到时村。村子里买不到花圈，那时还不兴这个；我们用柳条挽了好大一个圆圈，上面用白纸缠绕着摆放在遇难者的坟前，然后鞠躬、流泪、义愤填膺高呼革命口号！去了这么多人吃饭是个大问题，按惯例我们被分别派到社员家里吃饭，为了吃下的粮食家家均衡，去的都是一个男生搭一个女生。班长把我和一个叫句菊儿的女同学派在一起是有用意的。我吃得多，而她又瘦又小吃的猫食儿。
　　
　　 那是一个洁净的小院，正房忘了东厢房（又称夏房）死也忘不了，因为在它的檐下拳大的墨字抄着一首诗：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
　　 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
　　 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
　　 这诗的作者叫白居易（772年～846年），此诗不言而喻是在揭露封建社会官僚如狼似虎民不聊生！在社教运动中，这户人家的主人为啥将这首诗公然抄在墙上？为何不写些令人高兴的词句呢？比如说“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毛主席呀红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菊儿学习好，语文不如我但觉悟高，她拉我一下，苍白着小脸儿问我：“去报告吗？”我探头往屋里望一眼，炕上躺个男人，正双手抱着脑壳儿朝门外望哩。我暗示她坐下，坐稳；先吃了再走不迟。她那天乖得像只猫，极力的偎着我，就连喝汤（关中人把吃晚饭叫‘喝汤’）也把膝盖顶着我。
　　
　　 那顿饭我没吃。不敢吃。我害怕抄诗的在饭里下毒。
　　
　　 菊儿把这事儿没报告工作组。我吓唬她：“不敢说，说了就等于揭穿了他，他一恼说不定北坡上又得多座坟，咱们一个班43个人……”
　　
　　 菊儿打个冷颤，缩着脖子，瞅着我，细声细气的求我：“你把我拉住！拉紧些我就听你的！”
　　
　　 时隔一年，一个同学告诉我说学校大门外有人找我，我跑去一看却不认识！那人脏兮兮的塞给我个纸条转身走了。急忙打开纸条，一行字写在烟盒纸上：“奎弟，快来救我！！——胡居轩”底下写着地址：华县时村农场。
　　
　　 时村吗？怎么还是时村！说实在的当时看着这地名心里都紧的慌。胡居轩是我故乡的近邻，我叫他大哥，年龄比我大不了几岁，是个能吹能弹能书能画的文化人；人也生得好，白白的，五官齐整，头发油黑瓦亮；再忙，也要把头发梳的一丝不乱！
　　
　　 我借了一辆自行车，半夜就出发了，多远？不知道。反正第二天下午三点才骑到。那个农场其实是个收容站，收容“盲流”的地方。胡居轩老远跑过来了，一瘸一拐的，彼此对望一眼，两个男人都哭了！他哭他穷途末路无地自容，我是哭我苦难的家乡！在那天夜里，他跑出来（基本没人管。当时谁也不愿养个吃饭的，任其来去。），我用车驮着他第二天夜里才回到家。我把他安置在父亲的库房里，库房连着学生食堂，饿不着他。每天放学骑车30里回来陪他。
　　
　　 我问他：“以后怎么打算？去哪里？”
　　
　　 他垂着头，沉默一会儿，叹口气说：“唉！本打算往新疆跑，现在看来一步也走不动了，要户口（准迁证）没户口，要档案没档案（出门要开证明信，证明自己是什么地方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去干什么），要粮食票没粮票！把人卡的太死了！现在，只要能保住命，希望还是有的，我不信总会这样……”
　　
　　 他为什么要从家乡跑出来？这问题不能问，因为我知道如果一只鸭子上了树，那是水里绝了鱼虾和浮萍，饿急了。后来我父亲给他买了去乌鲁木齐的火车票，又把10块钱（当时父亲一月工资37.41元）半袋子干馍块递到他手里，他哭着走了。
　　
　　 一别35年，2000年他找来了，见了父亲他跪着，不知磕了多少头，硬叫我拉了起来。胡大哥胖了，2000年他从中俄边界上的一个县宣传部长的位子上退下来，有两个儿子，是中俄混血儿，一个在县水利局工作，一个在公安局工作，都是干部。
　　
　　 前几天他打来电话催我去新疆，并在电话里大喊大叫：“我的饭你也不敢吃吗？你来看看我过得怎么样！”时村的故事我给他讲过。
　　
　　 我知道他过得好：他退下后也没闲着，养着一群牛，还有几百只羊子，并且在伊犁买了商品房。他的电话勾起我关于时村的回忆，这回忆尽管是沉重的，酸涩的；毕竟那是一场风雨——一个时代前进中的过程。我还是要感谢时村，因为它使我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