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名叫王凤英。
　　 小时候，最初听姥姥说她的名字叫王凤英时，我首先想到的是严凤英。因为严凤英唱的黄梅戏，姥姥时常念叨。姥姥说严凤英嗓音甜美，扮相也好。我问姥姥啥是个扮相。姥姥就说：“可怜的娃，连个黄梅戏也没看过。好扮相就是女人的俊模样嘛。”我似懂非懂，懵懂中感觉，好扮相就是好看。
　　 我觉得，能够叫“凤英”这个名字的人，首先要有一副“好扮相”，尤其是眼睛，百看不厌——当然，我这样说的根据是来自姥姥——我小时候就总喜欢盯了姥姥的眼睛看。看着她的眼睛，我就心安，就心里暖和；其次，心眼儿十分好。我自小就确立了这样的看法，而且，只是自个儿心里想，从来没有跟人说起过。连姥姥也不知道我心里有这样的想法。
　　 我已经不记得姥姥一开始跟我讲她名叫王凤英的时候，那是哪一年。总之我很小。应该是在我还没有上学的时候。就是1971年之前，1967年之后。这中间的四、五年，大部分时候，我跟随姥姥省城乡下两头住。很可能就是这四、五年之间的某一天，有意无意中，姥姥告诉我她叫王凤英。究竟是不是在我的询问之下她才告诉我的，已经无从查考。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姥姥名叫王凤英。王凤英姥姥并不是识文断字的人，她仅仅认得自己和家人的名字以及像“大”“小”“田”、“天”“日”“人”等少数字，还是沾了扫盲的光，但是她却给她的大外孙起了一个漂亮的名字——夏冰。这个叫夏冰的外孙长大后，就用这个名字写文章，先是小说，后来是诗歌，然后是散文。由县里到市里，再到省城，再到全国，再到网络。于是，天南地北有很多人知道我叫夏冰。但是他们大概以为这个名字只是我随意起的、是为了上网才起的一个名字。很少有人会想到，没有姥姥王凤英，就没有她的外孙叫夏冰这回事。
　　 一开始听姥姥说她名叫王凤英时，我十分惊奇。因为我眼里的姥姥已经是个老太太。尽管那时候姥姥也就是个四十大几五十来岁。我觉得一个老太太与“王凤英”这样俏丽的名字不大般配。没有什么原因，真的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凤英”这个名字给人的感觉很美。这么说不是说姥姥不美。毕竟，用美来形容一个老太太，在一个小孩子眼里，有些滑稽。这种滑稽、新奇的感觉在我心里存在了很长时间。只要我意识到姥姥叫王凤英，心里就会这么想。我是说王凤英这个名字，恰好是姥姥的名字。这件事情真有意思。真奇怪。其实也不奇怪。究竟我是怎样习惯了、认可了、以至于喜欢了姥姥这个名字的，我好像不大容易说清楚。姥姥咋叫个这名字呢？这是一开始的念头。姥姥叫这样一个名字，真好。这是后来的想法。这个过渡的完成，似乎经历了一段时间。那些年，我和姥姥朝夕相处，按姥姥的话说，我就是她的肉尾巴。哪怕是她要到正房对面的南房抱柴禾，哪怕是她到东耳房里挖米面，我也要紧紧拽着她的后襟跟着去，等她抱上柴禾，或者挖上米面，我再拽着她的后襟跟回来。日子一天天的过去，这个过渡自然就完成了。所以到后来，“王凤英”和“姥姥”一关联，我心里就亮堂堂的。王凤英姥姥就有本事叫人心里亮堂堂，美滋滋。这一点儿也不奇怪。
　　 那时候的村街还是泥土路，下了雨，路便泥泞不堪，再加上骡马大车的胶轮碾压，街路两边就形成了两溜深深的车辙。不过村人不叫车辙，叫车渠。我喜欢这个名儿，因为它比“车辙”听起来顺口多了，亲切多了。这种亲切，是从心里感受到的。我喜欢沿着车渠慢慢悠悠一步一步走，觉得别有一番趣味。车渠也是凸凹不平的，走在车渠里，我一来就被绊倒了，绊倒后就哭，姥姥就说：“不亏情，有好好的路不走，专要走车渠嘛。”我就不哭了。姥姥的话很平常，但是很有道理。
　　 一个冬天的晚上，姥姥取出一对靴子，对我说：“娃，看咱的毛靴。”我仔细一看，这靴子从靿子到身儿，全是用一指厚的灰色毡子做成的，靿子有半个小腿高。我问：“你取出它来做甚呀？”姥姥说：“我穿上它看电影去呀。”我这才知道晚上村里要演电影啦。是的，姥姥喜欢看电影。受姥姥影响，我也喜欢看电影。于是姥姥就穿上毛靴，套上棉袄，围上头巾，领上同样包裹得只露出两只眼睛的我，去看电影。我们去了后，已经有不少人了。大家争着抢着占领“有利地形”。人是陆陆续续的来，抱孩子的妈，呼朋引伴的年轻人，前拉后扯的一家子，刚结婚的小两口，颤颤巍巍拄着拐杖相搀相扶的老头儿老太太……小孩子们东奔西跑，吱哇乱叫，一刻也不闲……整个电影场子里，哄哄嘈嘈，热闹非凡，真是比赶会也红火。看到半中间，电影场子里有不少人跺脚板。姥姥说人们冻得忍不住了。我问姥姥冻不冻。姥姥说不冻。姥姥问我冻不冻。我说不冻。等看完电影回到家里，姥姥脱下毛靴来，招呼我：“你摸摸，可热乎哩。”我伸手到靴子里头摸，真暖和啊。后来每逢冷天村里演电影，我便对姥姥说：“姥姥，穿上你的毛靴。”姥姥就呵呵地笑了。姥姥笑了以后，我不由自主就想起了她叫王凤英这件事，心里亮堂堂，美滋滋，感到很美很美，所以也就情不自禁笑了。
　　 这件事说明，王凤英姥姥和夏冰外孙是多么的契合、投心。
　　 姥姥整天不闲着。不是在缝纫机上缝补，就是坐在炕头搓麻绳，要不就坐在大门外巷口的石头上，一边纳鞋底，一边跟人唠嗑。
　　 我喜欢看姥姥在缝纫机上做活儿时的情形。姥姥戴一副黑红色镜腿子的老花镜，镜片圆溜溜的，花镜的两条腿用一根细线连起来，套在脑后，花镜便松松垮垮地架在姥姥宽扁的鼻梁上，显得特别好笑。那缝纫机机头一端的轮子上上了一层红油漆，轮子转起来后，就形成一个红圈儿，我盯着这个红圈儿，目不转睛地看，姥姥就从眼镜上边看我，我更觉得可乐。有时候我不由得想动手去摸那个飞快地转着的红圈儿，姥姥就赶紧看着我，眼里流露出严厉的神色。我就知道这是不许可的事情，就不敢摸了。
　　 到了晚上，姥姥也不歇着。那时候，因为姥姥省城、乡下轮流住，所以就没接电灯，而是点着一盏煤油灯。煤油灯是由灯瓶、灯杆、底盘组成，灯杆和底盘是一个高约尺余的木头架子，我们叫它灯树子。一到晚上，煤油灯下，姥姥一边“哧啦——”“哧啦——”地衲鞋底，一边摇晃着身子，轻声给爬在她腿上的我呢呢喃喃哼故事：“故事故，故事底下没人住，一住住下（哈）怪（个）老师父——坐起来，我的腿叫你压酸啦！”我爬起来，托着腮帮子，听她把这我已经听得烂熟的故事一直哼下去。我倒不是为了听故事，而是喜欢听她的声音，看她灯光下的脸。她的喃喃的声音温柔、亲切，她的被灯光映照着的脸庞发着淡淡的光彩。昏黄的煤油灯下，甜蜜的喃喃声里，一老一小紧紧依偎……
　　 姥姥能够一个接一个地给我哼故事。其实就是一些童谣。什么“来了怪（个）谁？王三喜，骑得怪（个）娃娃布（抱）得怪（个）驴……”，什么“羊角湾，枣儿山，两口儿吃饭把门关……”，什么“狼打柴，狗烧火，猫在炕上捏窝窝……”，什么“拖锯拉锯，解板卖锯，卖得盘缠不够啦，打得娃娃黑厾儿烂臭啦……”等等，有好多呢。我真不知道姥姥肚子里藏了多少故事。每晚，我都偎依在她身旁，陪她很久很久。她不止一次埋下头来，用舌头舔我的眼睛，并且悄声细语地说：“睡吧，啊？”我眨眨眼睛，不想离开她，就说：“我不想睡。再讲个故事吧！”她问：“讲听的还是猜的呢？”“猜的吧！”她就低声念叨起来：“红门门儿，白窗窗儿，里头坐着个傻娃娃儿……”我摇着她的手，叫起来：“是嘴、牙、舌头。”她笑了，又说：“弟兄七八个，围住柱子坐。”见我半天不吱声，她就告诉我：“你看是蒜头不是？”如果我还是不依不饶，她就会又念叨起来：“们娃睡，娘捣碓，捣烂糠，喂鸡鸡，喂哈（下）鸡鸡哈（下）蛋蛋，哈哈（下下）蛋蛋卖钱钱，卖哈（下）钱钱买镰镰，买哈（下）镰镰割草草，割哈（下）草草喂羊羊，喂哈（下）羊羊爪毛毛，爪哈（下）毛毛擀毡毡，擀哈（下）毡毡卧娃娃……”她一边做活儿，一边慢声细语地呢喃着——她老爱拖长声调缠缠绵绵、柔柔和和地呢喃。常常，我听着听着，就枕着她的腿睡着了。到醒来，已是大半夜。听着姥姥轻微的鼻息声，我一点也不害怕。至今，我还能够记起姥姥那亲切、熟悉的鼻息味道。
　　 那时候，我和姥姥常吃玉米面疙瘩。印象里，天很冷，穿着棉衣棉裤也浑身哆嗦。姥姥就说：“咱吃玉米面疙瘩吧。”
　　 姥姥先在那只铜脸盆里洗干净手，然后用热水和好玉米面，看去软乎乎的，再搓成饼干大小的小圆片儿。它们小小的，薄薄的，聚集在面盆里，亲切地看着我。姥姥把这些玉米小饼一一放入火炉上正熬着的小米稀饭里，不多时，屋里就弥漫着一股浓郁的玉米面与小米特有的香甜味道了。
　　 当年我有五、六岁，一会儿跑到火炉旁看那些玉米小饼在饭锅里上下翻滚，一会儿跑到姥姥跟前。姥姥正在切咸菜。这咸菜条，一咬一个嘎嘣脆，喝香香甜甜的玉米面疙瘩时就上它，特别的有滋有味。不多时候，一碗玉米面疙瘩下肚，身上就暖和多了。
　　 每天晚饭后，姥姥爬上炕，解开脚上的布带子，好多条那么长的布带子，白色，窄窄的，一圈一圈又一圈。姥姥总是在每天临睡前把它们洗得干干净净。姥姥一般不让我看她的脚。我说我想看看你的脚，她说没啥好看的。经不住我再三央求，姥姥终于肯了。姥姥的脚确实不好看。除了大拇趾，其余的脚趾头都向下向里弯曲着，几乎与脚底板重叠在一块儿了，紧紧地挤在了一起，脚背也鼓起那么大一个包。姥姥说这叫“解放脚”。“为啥要把脚弄成这样呢？”我按捺不住好奇心，问。姥姥便给我讲当年她的父母如何如何逼着她裹脚，又说当年女孩子都是这样从小就要裹脚的，要不嫁不出去。我听着，还是迷迷糊糊的。在年幼的我看来，姥姥的“解放脚”，既新鲜，又陌生，还夹杂着隐隐的敌意。是的，它们冷冷地打量着我，让我由不得就心生恐惧。
　　 听姥姥说，脚趾头踩在脚底下，很疼很疼。姥姥是想用这些布带子，把那几个弯曲变形的脚趾头固定住，尽量往直拉。姥姥说，这样做，一来趾头不怎么疼了，二来脚也显得大了。姥姥握着自己的脚，直喊乏。她把脚放进热水里，捏一阵儿，揉一阵儿，搓一阵儿。
　　 听姥姥说，当年日本人在的时候，村里的人隔三岔五跑反。我问姥姥啥叫个“跑反”。姥姥说就是日本人来了咱就跑，跑到村东小山上。姥姥说跑反的时候，她紧跑慢跑也跑不动，心急得不行，怀里还抱着闺女（就是我妈），就想，为了娃，咋也得跑，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唉，那时候，女人可遭罪了。临了，姥姥总要说上这么一句。我看着姥姥这双变形的脚，脑海里便浮现出女人们一个个抱着小孩子，迈动两只小脚，深一脚、浅一脚在山坡上爬行的情景。我伸手小心地摸摸姥姥的脚，问：“还疼吗？”姥姥说：“哪能不疼啊，十指连心呢。”
　　 二十多年后，我听妈妈说，当年，姥爷姥姥是村里出了名的支前能手。姥爷在外头跟着民兵送军粮，坏铁道，姥姥和女人们晚上熬夜做军鞋，白天和人们走上好远的路，把做好的军鞋送到部队上。还跑前跑后，照料住在村里的八路军伤病员。我有些奇怪，这些事，姥姥咋从来没跟我说起过呢？
　　 姥姥的善良让我永远难忘。
　　 有一年，我的脚上让人不小心泼洒了一瓢开水，烫了许多燎泡。姥姥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戴着老花眼镜，用针一点一点小心地给我挑开。姥姥一边挑，一边心疼得哭，泪水陆陆续续聚集在镜片上，再一滴一滴落到我脚上。
　　 那时候，姥姥乡下老房子正房东边耳房里住着一只黄狸猫，人们都说是野猫，我不信，野猫咋会住在人家屋里呢？我常常看见这只猫从耳房前面的小院子里跑到院当中，在太阳底下打一个滚儿，再伸一个懒腰，然后慢慢腾腾地看看我。我刚一迈脚，它“嗖”一下就蹿回小耳房去了。
　　 耳房里堆满了米面瓦盆大小瓮子等等杂物，很方便猫住。有时候，我想抱抱它，可是逮不住。它跑起来快得像一阵风。它生了许许多多小猫。它把小猫生在放柴禾的南房里。有一回，我推开南房门，看见柴禾里有一堆乱滚乱爬的小猫。我正要去摸，大母猫“呼——”地一下不知从哪儿扑了过来，我赶紧跑出去。
　　 姥姥很疼惜这只猫和它生下的小猫，从来不让我们做欺侮猫的事，就连外头的小孩子用石块、木棍什么的追撵猫，姥姥也要变脸失色地跟他们急。姥姥常常跟我说：“人七辈子好心才能转生个猫咧。”说这话的时候，姥姥眼睛里柔柔的，暖暖的。
　　 我还记得那根又细又长的木棍子呢。每年深秋，姥姥用它打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枣子急急忙忙往下掉，满院子里乱滚。我提着刚好能装进去一只小猫咪的竹篮子，嘻嘻哈哈绕院子跑，把那些特别不听话的枣儿拣在小竹篮里，顺手捏一个硬硬的、红黑红黑的枣填入嘴里，脆生生，甜津津。不提防就会被从天而降的枣子打着了头，疼一下，摸一摸，哈哈笑着，又欢蹦乱跳地寻找起目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