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名叫王凤英
姥姥名叫王凤英。
小时候,最初听姥姥说她的名字叫王凤英时,我首先想到的是严凤英。因为严凤英唱的黄梅戏,姥姥时常念叨。姥姥说严凤英嗓音甜美,扮相也好。我问姥姥啥是个扮相。姥姥就说:“可怜的娃,连个黄梅戏也没看过。好扮相就是女人的俊模样嘛。”我似懂非懂,懵懂中感觉,好扮相就是好看。
我觉得,能够叫“凤英”这个名字的人,首先要有一副“好扮相”,尤其是眼睛,百看不厌——当然,我这样说的根据是来自姥姥——我小时候就总喜欢盯了姥姥的眼睛看。看着她的眼睛,我就心安,就心里暖和;其次,心眼儿十分好。我自小就确立了这样的看法,而且,只是自个儿心里想,从来没有跟人说起过。连姥姥也不知道我心里有这样的想法。
我已经不记得姥姥一开始跟我讲她名叫王凤英的时候,那是哪一年。总之我很小。应该是在我还没有上学的时候。就是1971年之前,1967年之后。这中间的四、五年,大部分时候,我跟随姥姥省城乡下两头住。很可能就是这四、五年之间的某一天,有意无意中,姥姥告诉我她叫王凤英。究竟是不是在我的询问之下她才告诉我的,已经无从查考。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姥姥名叫王凤英。王凤英姥姥并不是识文断字的人,她仅仅认得自己和家人的名字以及像“大”“小”“田”、“天”“日”“人”等少数字,还是沾了扫盲的光,但是她却给她的大外孙起了一个漂亮的名字——夏冰。这个叫夏冰的外孙长大后,就用这个名字写文章,先是小说,后来是诗歌,然后是散文。由县里到市里,再到省城,再到全国,再到网络。于是,天南地北有很多人知道我叫夏冰。但是他们大概以为这个名字只是我随意起的、是为了上网才起的一个名字。很少有人会想到,没有姥姥王凤英,就没有她的外孙叫夏冰这回事。
一开始听姥姥说她名叫王凤英时,我十分惊奇。因为我眼里的姥姥已经是个老太太。尽管那时候姥姥也就是个四十大几五十来岁。我觉得一个老太太与“王凤英”这样俏丽的名字不大般配。没有什么原因,真的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凤英”这个名字给人的感觉很美。这么说不是说姥姥不美。毕竟,用美来形容一个老太太,在一个小孩子眼里,有些滑稽。这种滑稽、新奇的感觉在我心里存在了很长时间。只要我意识到姥姥叫王凤英,心里就会这么想。我是说王凤英这个名字,恰好是姥姥的名字。这件事情真有意思。真奇怪。其实也不奇怪。究竟我是怎样习惯了、认可了、以至于喜欢了姥姥这个名字的,我好像不大容易说清楚。姥姥咋叫个这名字呢?这是一开始的念头。姥姥叫这样一个名字,真好。这是后来的想法。这个过渡的完成,似乎经历了一段时间。那些年,我和姥姥朝夕相处,按姥姥的话说,我就是她的肉尾巴。哪怕是她要到正房对面的南房抱柴禾,哪怕是她到东耳房里挖米面,我也要紧紧拽着她的后襟跟着去,等她抱上柴禾,或者挖上米面,我再拽着她的后襟跟回来。日子一天天的过去,这个过渡自然就完成了。所以到后来,“王凤英”和“姥姥”一关联,我心里就亮堂堂的。王凤英姥姥就有本事叫人心里亮堂堂,美滋滋。这一点儿也不奇怪。
那时候的村街还是泥土路,下了雨,路便泥泞不堪,再加上骡马大车的胶轮碾压,街路两边就形成了两溜深深的车辙。不过村人不叫车辙,叫车渠。我喜欢这个名儿,因为它比“车辙”听起来顺口多了,亲切多了。这种亲切,是从心里感受到的。我喜欢沿着车渠慢慢悠悠一步一步走,觉得别有一番趣味。车渠也是凸凹不平的,走在车渠里,我一来就被绊倒了,绊倒后就哭,姥姥就说:“不亏情,有好好的路不走,专要走车渠嘛。”我就不哭了。姥姥的话很平常,但是很有道理。
一个冬天的晚上,姥姥取出一对靴子,对我说:“娃,看咱的毛靴。”我仔细一看,这靴子从靿子到身儿,全是用一指厚的灰色毡子做成的,靿子有半个小腿高。我问:“你取出它来做甚呀?”姥姥说:“我穿上它看电影去呀。”我这才知道晚上村里要演电影啦。是的,姥姥喜欢看电影。受姥姥影响,我也喜欢看电影。于是姥姥就穿上毛靴,套上棉袄,围上头巾,领上同样包裹得只露出两只眼睛的我,去看电影。我们去了后,已经有不少人了。大家争着抢着占领“有利地形”。人是陆陆续续的来,抱孩子的妈,呼朋引伴的年轻人,前拉后扯的一家子,刚结婚的小两口,颤颤巍巍拄着拐杖相搀相扶的老头儿老太太……小孩子们东奔西跑,吱哇乱叫,一刻也不闲……整个电影场子里,哄哄嘈嘈,热闹非凡,真是比赶会也红火。看到半中间,电影场子里有不少人跺脚板。姥姥说人们冻得忍不住了。我问姥姥冻不冻。姥姥说不冻。姥姥问我冻不冻。我说不冻。等看完电影回到家里,姥姥脱下毛靴来,招呼我:“你摸摸,可热乎哩。”我伸手到靴子里头摸,真暖和啊。后来每逢冷天村里演电影,我便对姥姥说:“姥姥,穿上你的毛靴。”姥姥就呵呵地笑了。姥姥笑了以后,我不由自主就想起了她叫王凤英这件事,心里亮堂堂,美滋滋,感到很美很美,所以也就情不自禁笑了。
这件事说明,王凤英姥姥和夏冰外孙是多么的契合、投心。
姥姥整天不闲着。不是在缝纫机上缝补,就是坐在炕头搓麻绳,要不就坐在大门外巷口的石头上,一边纳鞋底,一边跟人唠嗑。
我喜欢看姥姥在缝纫机上做活儿时的情形。姥姥戴一副黑红色镜腿子的老花镜,镜片圆溜溜的,花镜的两条腿用一根细线连起来,套在脑后,花镜便松松垮垮地架在姥姥宽扁的鼻梁上,显得特别好笑。那缝纫机机头一端的轮子上上了一层红油漆,轮子转起来后,就形成一个红圈儿,我盯着这个红圈儿,目不转睛地看,姥姥就从眼镜上边看我,我更觉得可乐。有时候我不由得想动手去摸那个飞快地转着的红圈儿,姥姥就赶紧看着我,眼里流露出严厉的神色。我就知道这是不许可的事情,就不敢摸了。
到了晚上,姥姥也不歇着。那时候,因为姥姥省城、乡下轮流住,所以就没接电灯,而是点着一盏煤油灯。煤油灯是由灯瓶、灯杆、底盘组成,灯杆和底盘是一个高约尺余的木头架子,我们叫它灯树子。一到晚上,煤油灯下,姥姥一边“哧啦——”“哧啦——”地衲鞋底,一边摇晃着身子,轻声给爬在她腿上的我呢呢喃喃哼故事:“故事故,故事底下没人住,一住住下(哈)怪(个)老师父——坐起来,我的腿叫你压酸啦!”我爬起来,托着腮帮子,听她把这我已经听得烂熟的故事一直哼下去。我倒不是为了听故事,而是喜欢听她的声音,看她灯光下的脸。她的喃喃的声音温柔、亲切,她的被灯光映照着的脸庞发着淡淡的光彩。昏黄的煤油灯下,甜蜜的喃喃声里,一老一小紧紧依偎……
姥姥能够一个接一个地给我哼故事。其实就是一些童谣。什么“来了怪(个)谁?王三喜,骑得怪(个)娃娃布(抱)得怪(个)驴……”,什么“羊角湾,枣儿山,两口儿吃饭把门关……”,什么“狼打柴,狗烧火,猫在炕上捏窝窝……”,什么“拖锯拉锯,解板卖锯,卖得盘缠不够啦,打得娃娃黑厾儿烂臭啦……”等等,有好多呢。我真不知道姥姥肚子里藏了多少故事。每晚,我都偎依在她身旁,陪她很久很久。她不止一次埋下头来,用舌头舔我的眼睛,并且悄声细语地说:“睡吧,啊?”我眨眨眼睛,不想离开她,就说:“我不想睡。再讲个故事吧!”她问:“讲听的还是猜的呢?”“猜的吧!”她就低声念叨起来:“红门门儿,白窗窗儿,里头坐着个傻娃娃儿……”我摇着她的手,叫起来:“是嘴、牙、舌头。”她笑了,又说:“弟兄七八个,围住柱子坐。”见我半天不吱声,她就告诉我:“你看是蒜头不是?”如果我还是不依不饶,她就会又念叨起来:“们娃睡,娘捣碓,捣烂糠,喂鸡鸡,喂哈(下)鸡鸡哈(下)蛋蛋,哈哈(下下)蛋蛋卖钱钱,卖哈(下)钱钱买镰镰,买哈(下)镰镰割草草,割哈(下)草草喂羊羊,喂哈(下)羊羊爪毛毛,爪哈(下)毛毛擀毡毡,擀哈(下)毡毡卧娃娃……”她一边做活儿,一边慢声细语地呢喃着——她老爱拖长声调缠缠绵绵、柔柔和和地呢喃。常常,我听着听着,就枕着她的腿睡着了。到醒来,已是大半夜。听着姥姥轻微的鼻息声,我一点也不害怕。至今,我还能够记起姥姥那亲切、熟悉的鼻息味道。
那时候,我和姥姥常吃玉米面疙瘩。印象里,天很冷,穿着棉衣棉裤也浑身哆嗦。姥姥就说:“咱吃玉米面疙瘩吧。”
姥姥先在那只铜脸盆里洗干净手,然后用热水和好玉米面,看去软乎乎的,再搓成饼干大小的小圆片儿。它们小小的,薄薄的,聚集在面盆里,亲切地看着我。姥姥把这些玉米小饼一一放入火炉上正熬着的小米稀饭里,不多时,屋里就弥漫着一股浓郁的玉米面与小米特有的香甜味道了。
当年我有五、六岁,一会儿跑到火炉旁看那些玉米小饼在饭锅里上下翻滚,一会儿跑到姥姥跟前。姥姥正在切咸菜。这咸菜条,一咬一个嘎嘣脆,喝香香甜甜的玉米面疙瘩时就上它,特别的有滋有味。不多时候,一碗玉米面疙瘩下肚,身上就暖和多了。
每天晚饭后,姥姥爬上炕,解开脚上的布带子,好多条那么长的布带子,白色,窄窄的,一圈一圈又一圈。姥姥总是在每天临睡前把它们洗得干干净净。姥姥一般不让我看她的脚。我说我想看看你的脚,她说没啥好看的。经不住我再三央求,姥姥终于肯了。姥姥的脚确实不好看。除了大拇趾,其余的脚趾头都向下向里弯曲着,几乎与脚底板重叠在一块儿了,紧紧地挤在了一起,脚背也鼓起那么大一个包。姥姥说这叫“解放脚”。“为啥要把脚弄成这样呢?”我按捺不住好奇心,问。姥姥便给我讲当年她的父母如何如何逼着她裹脚,又说当年女孩子都是这样从小就要裹脚的,要不嫁不出去。我听着,还是迷迷糊糊的。在年幼的我看来,姥姥的“解放脚”,既新鲜,又陌生,还夹杂着隐隐的敌意。是的,它们冷冷地打量着我,让我由不得就心生恐惧。
听姥姥说,脚趾头踩在脚底下,很疼很疼。姥姥是想用这些布带子,把那几个弯曲变形的脚趾头固定住,尽量往直拉。姥姥说,这样做,一来趾头不怎么疼了,二来脚也显得大了。姥姥握着自己的脚,直喊乏。她把脚放进热水里,捏一阵儿,揉一阵儿,搓一阵儿。
听姥姥说,当年日本人在的时候,村里的人隔三岔五跑反。我问姥姥啥叫个“跑反”。姥姥说就是日本人来了咱就跑,跑到村东小山上。姥姥说跑反的时候,她紧跑慢跑也跑不动,心急得不行,怀里还抱着闺女(就是我妈),就想,为了娃,咋也得跑,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唉,那时候,女人可遭罪了。临了,姥姥总要说上这么一句。我看着姥姥这双变形的脚,脑海里便浮现出女人们一个个抱着小孩子,迈动两只小脚,深一脚、浅一脚在山坡上爬行的情景。我伸手小心地摸摸姥姥的脚,问:“还疼吗?”姥姥说:“哪能不疼啊,十指连心呢。”
二十多年后,我听妈妈说,当年,姥爷姥姥是村里出了名的支前能手。姥爷在外头跟着民兵送军粮,坏铁道,姥姥和女人们晚上熬夜做军鞋,白天和人们走上好远的路,把做好的军鞋送到部队上。还跑前跑后,照料住在村里的八路军伤病员。我有些奇怪,这些事,姥姥咋从来没跟我说起过呢?
姥姥的善良让我永远难忘。
有一年,我的脚上让人不小心泼洒了一瓢开水,烫了许多燎泡。姥姥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戴着老花眼镜,用针一点一点小心地给我挑开。姥姥一边挑,一边心疼得哭,泪水陆陆续续聚集在镜片上,再一滴一滴落到我脚上。
那时候,姥姥乡下老房子正房东边耳房里住着一只黄狸猫,人们都说是野猫,我不信,野猫咋会住在人家屋里呢?我常常看见这只猫从耳房前面的小院子里跑到院当中,在太阳底下打一个滚儿,再伸一个懒腰,然后慢慢腾腾地看看我。我刚一迈脚,它“嗖”一下就蹿回小耳房去了。
耳房里堆满了米面瓦盆大小瓮子等等杂物,很方便猫住。有时候,我想抱抱它,可是逮不住。它跑起来快得像一阵风。它生了许许多多小猫。它把小猫生在放柴禾的南房里。有一回,我推开南房门,看见柴禾里有一堆乱滚乱爬的小猫。我正要去摸,大母猫“呼——”地一下不知从哪儿扑了过来,我赶紧跑出去。
姥姥很疼惜这只猫和它生下的小猫,从来不让我们做欺侮猫的事,就连外头的小孩子用石块、木棍什么的追撵猫,姥姥也要变脸失色地跟他们急。姥姥常常跟我说:“人七辈子好心才能转生个猫咧。”说这话的时候,姥姥眼睛里柔柔的,暖暖的。
我还记得那根又细又长的木棍子呢。每年深秋,姥姥用它打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枣子急急忙忙往下掉,满院子里乱滚。我提着刚好能装进去一只小猫咪的竹篮子,嘻嘻哈哈绕院子跑,把那些特别不听话的枣儿拣在小竹篮里,顺手捏一个硬硬的、红黑红黑的枣填入嘴里,脆生生,甜津津。不提防就会被从天而降的枣子打着了头,疼一下,摸一摸,哈哈笑着,又欢蹦乱跳地寻找起目标来。
祝福夏冰老师,拥有这样美好的的记忆美好的亲情!
昨晚才知道你及家人的事,望你好好养伤,早日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