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家子弟满家娘，多事之秋忙与茫。寿礼高张，拆船补墙；糜尽膏粱，文武齐荒。哪堪问，九州百孔千疮！孤愤君王，失和将相，讵能意气争短长？
　　 风也凄凉，雨也凄凉，朝鲜已让，北洋已丧，犹闻辽东师又亡，对此如何不神伤？山之上，有国殇；荒冢里，埋衷肠。身虽死，名未彰；千古恨，付沧桑！
　　 ——《清季秋有所吊歌》
　　
　　 光绪二十一年（1895），岁次乙未。正月前后，北京城的夜晚在一片悲泣中变得更加阴冷。在紫禁城两侧被后人称为东城和西城的方圆五十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东富西贵地布满着清朝官宦们的宅邸。压抑的女人哭声就从这样的胡同和街巷中幽幽地传出来，凄凄切切，连成一片。
　　 自去年中日甲午海战开始以来，这种闺阁之悲一直呜咽了长达数月。从山东传来的消息说，她们的丈夫，那些从英法等国留洋回来的北洋水师将领、那些被西方培养成绅士加军官的青年才俊，在对日海战中或战亡，或失踪。
　　 同样的消息，终于也传到了地僻水远的安徽巢县高林乡郎中村（今安徽巢湖市居巢区高林镇汪郎中村）。在中日黄海大战两个月后，这里接回了全村兵士的尸骨，他们的遗孀在一夜之间全部守贞殉情。
　　 日昃之离，何可久也？苍山没海，残阳泣血。
　　 如今的汪郎中村村后的小山坡上，荒草丛里有一群墓碑。在这片夫妻合葬的墓地上，每块墓碑上男人的祭日都是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八日（1894年9月17日），皆为血战身亡，而每个妻子去世的日子均在两个月后。这些在黄海大东沟海战中牺牲的北洋将士，都是丁汝昌的家乡子弟。
　　 丁汝昌原籍安徽凤阳县，祖先在明初投军入卫所，后人成了卫籍，落户在庐江县北乡石嘴头地方。咸丰末年，丁家迁至巢县高林乡郎中村。丁汝昌成为北洋水师提督后，该村子弟多随之投军。甲午战中，当全村投奔丁军门的男子牺牲两个月后，消息才传到家乡，这些北洋海军下级官兵的妻子们，全部选择了同一条路——自杀殉节。
　　 如同丁汝昌的家乡陷入全族性的悲痛中一样，培养出北洋海军中的许多士官的马尾船政学堂所在地、作为中国水师重镇之一的福州，甲午战后也几乎每家都成了烈属，这一悲情令少女谢琬莹（即冰心）刻骨铭心。她后来曾写过一篇文章，提到她们家在福州时住过的那条街，甲午之后家家挂孝，她的母亲当时也准备了鸦片，准备一旦听到丈夫殉国的消息，就自杀殉情。看来，中国从前的女性想是多比男子要更有担当的，不独持家，亦能毁家纾国。诚可谓，“国亡而不能补救，则匹夫与匹妇皆与有罪。而国将亡思补救，则匹夫与匹妇，皆与有责也。”（《留日女学会宣言》）
　　 巢湖与福州，从地域上，一在内地一在沿海，贫富悬殊。徽籍女子向来更为传统，所以都选择了殉节；福州作为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相对开放些，海军遗孀们虽未普遍殉情，但也多选择了守寡。我实在不愿，更不忍用今人后知后觉的眼光去审视她们，以为其昧于礼教。在那个以男子为家庭和社会之中心的年代，丈夫死在一场空前耻辱的战争中，她们承受的各种压力又岂是今人所能体会得了的？
　　 时人多只关注“已降复死死为谁”（黄遵宪《降将军歌》）的丁汝昌——正如关注“有公足壮海军威”（光绪帝挽邓世昌诗）的邓世昌，至于他们的部下似乎可以忽略不计，更遑论其妻小。于是，李鸿章在内外交困下终于败了，则无论海战中的那么多中国海军精英与陆战中的左宝贵、宋庆、聂士成和马玉昆等部如何奋勇死战，淮军都要被钉上耻辱柱——李的政敌们在此国难之时还要对其幸灾乐祸呢（祸起萧墙之危害总是更烈于外来的豺狼啊）！因此，丁汝昌战败被迫降后自杀也自然要叫乡亲蒙羞了。由是，我们便可以想象丁的那些家乡子弟兵的妻子们也只有“从夫于地下”这一条路可走了。她们及其丈夫，都是那个时代大清如何维系天朝上国而被迫“交学费”的的埋单者！
　　 不过，若抛开后人的这种带有一定意识形态的理性分析，从感情上我更愿以为这些北洋军士和其妻子无疑都是英勇的爱国者，他们殉的不是清廷和男人，而是自己的民族！正如周总理所言：“我们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泉源。”他们的牺牲，是叶落归根，尽管是含恨地瞑目于祖国。电视剧《沧海百年》的片尾曲唱道：“人就只有这么一辈子，阴天怎能是退却的借口？”在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痛的秋天，仍有一些叫人唏嘘的故事在顽强地告诉我们：叶子落了，树还在；树枯了，大地还在。只要承载华夏文明的大地还在，就有了根，希望也就会永远存在——她哺育的儿女必将回报她以无穷的水分，使之根深叶茂。即生死相许的爱情亦未必能坚守到海枯石烂，但中华儿女的爱国一定能够！
　　 时维静夜，听远笛以哀秋；独坐清宵，闻更鸣而泣雨。对这些逝去的芳魂，与其说是殉节，毋宁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死国。
　　 诗云：
　　 烽烟黄海干戈盛，甲午愁云压禁城。
　　 子弟毁家纾国难，伏尸呜咽九泉旌。
　　
　　 二
　　
　　 与上面的烈妇们形成鲜明对比的也不乏人在。她们不但未能鼓励丈夫为国杀敌，反而想法子拖其后腿，或是一任其为所欲为。
　　 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嫡系的淮军统领卫汝贵奉檄率盛军马步十三营六千余人由小站驻地增援平壤。临行时，李鸿章“诫以屏私见，严军纪”。然卫汝贵所统盛军却纪律尤坏，“遇贼即溃，遇物即掳，毫无顾忌。”赴朝路上，“沿途骚扰，以致声名狼藉，其在韩境滋扰尤甚。”驻军平壤时，士卒强占民房，毁器皿，夺财物，“韩民怨谤实深”。更有甚者，卫汝贵对李中堂的话置若罔闻，而对妻子的“教诲”却言听计从，行前便把二十四万两饷银的三分之一汇往家中。更有甚者，其妻还写信交代他道：“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真是精打细算！此妇脸皮之厚，堪与辛丑之那拉氏匹敌。
　　 山雨欲来风满楼，倭奴煞是惹人愁；家书复作万金计，莫道天凉好个秋！此后，卫汝贵果又不负妻望。八月十五日（9月14日），大清和其属国朝鲜注定无法再安度佳节。是日，平壤战起，清军溃败。卫汝贵与叶志超等弃城逃跑，在大雨倾盆中狼狈地狂奔数百里，一度逃得不知去向，七八天后才找回清军大队。日本人看到那封家书后，视为奇闻，将其作为战利品，一度放入自家教科书里，用来警戒国人。
　　 翌年一月十六日，清政府发布上谕道：“卫汝贵平日待兵刻薄寡恩，毫无约束，此次统带盛军，临敌节节退缩，贻误大局，并有克扣军饷，纵兵抢掠情事，罪状甚重。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军律而儆效尤？卫汝贵著依律论斩，即行处决。”卫汝贵旋即被斩于北京菜市口。这下卫大统领只有在阴曹地府“颐养天年”了，不晓得其妻可知悔之晚矣否。《易》云：小人勿用，必乱邦也。奈何李鸿章乃用卫汝贵等！“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实古人歧见，奈何卫妇偏要为之印证！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大概说的就是卫汝贵夫妇吧。
　　 卫汝贵死有余辜，然曾为他陪斩的龚照玙后竟侥幸得免一死。甲午战败，丧师辱国，淮军诸将叶志超、龚照玙等拿交刑部治罪，一被斩（叶初判斩监候，后赦归家乡），一系狱中。至庚子联军入京，始乘乱逃出。狱卒言龚在狱中，放纵邪僻，骇人听闻。刚入狱时，赂狱中上下逾万金，自管狱郎中以下，皆成感恩知己。家中侍妾八人，轮流至狱中当夕，稍不如意，辄加以鞭挞，凡分三等，最轻者自执鞭条挞之，较重者褫下裳，笞其臀；最重者，裸而反接，令马弁以马鞭挞之。狱囚每闻妇人哭号声，辄动色相告，曰：“龚大人生气，打姨太太了。”
　　 这不由叫人想起英国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在《为女权一辩》中那个形象的比方：“她生来就是男人的拨浪鼓，任何时候，只要男人抛开理性想要消愁解闷，它就必须在他的耳边当啷当啷地响。”如果拿龚的侍妾来与慈禧对比，亦可见如玛丽女士所言：“女人，不是奴隶就是女皇，在不被崇拜时，会立即遭到侮辱。”中国的金天翮也在《女界钟》说：“中国女子尊严如帝王，而卑屈不异于囚虏。”如龚照玙既系狱，其侍妾犹能忍辱负重到牢中任打任骂地伺候此声名狼藉之徒，夫则无耻已极，妇亦不知羞耶？或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们只得认命。然而，古代的《女孝经》又是如何教导妇女的呢？其中，诸女问：“敢问妇从夫之令，可谓贤乎？”大家则答曰：“夫有诤妻，则不入于非道。”（《女孝经?谏诤章第十五》）然卫妇与龚妇之所为如何？我们固不当要求她们非也殉国不可，而其时无一女能若柳如是之质问钱谦益，两相对照，高下立判。如王闿运对女儿泣诉其夫无良之密函的批语：“有婿如此，不如为娼！”
　　 然即为娼，亦不乏有骨气者。后庚子联军入京，有某国武员招数妓侍酒。悦一姬，而使译者传语，欲留一宵，不吝缠头资。姬道：“吾虽为妓，决不肯失身于外人。”译者以告，武员怒道：“不从者死。”于是拔刀置案上。姬愤然夺刀于手曰：“今日必死一人！”武员大惧，遂送归，自语道：“吾见支那官吏多矣，不意乃有此妓。”此尚可见我国人之可杀而不可辱，幸甚。再有，袁世凯为称帝而接受日本提出的分割中国的“二十一条”时，许多青楼女子也激发起爱国热情，纷纷响应，不但自觉抵制日货，还捐款作为救国储金。上海清和坊沿马路藏春阁有一妓女寄函报社表明心志：“妾生不辰，侧生曲院，然虽属青楼，终期有家。有家必须有国，故人生当以报国为本。每于歌罢酒后之余，闻诸客言：有某国要求苛例，实欲制我中华为印度、高丽之第二。妾身虽为妓，亦属国民一分子，听闻之下，殊堪痛心。盖我国不能言战，实乏财耳，幸有爱国志士，倡救国储金之举，妾愧无力追随，愿以每日堂差一半收入，作救国储金……”每读及此，则知中国之终不能亡，必不能亡，虽铁血男儿亦为之热泪盈眶！
　　 而在之前的鸦片战争时期，关天培战前曾派人给其八旬老母送去一只木匣和一封家书，当他殉难后，老母在悲痛中打开木匣，却只见儿子的几颗落牙和几件旧衣服。老太太止住悲恸，只说了四个字：“吾有子矣！”如是之母，如是之儿，如是之女性与男子，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至于卫、龚则误国之贼也，不配为人子，安得称丈夫？然其妇却或与之同流合污，或依然一味盲从，比之关家母子，当羞死矣。
　　 玛丽女士在致前奥顿主教塔列朗?佩里戈的信中指出：“假如她们的胸中燃烧起纯洁的爱国火焰，那她们不会鄙视它们，而要努力提高她们同胞的道德。教育男人们不仅要尊重妇女的端庄贤淑，而且自己也要谦虚谨慎，才能取得她们的尊敬。”可惜，这样用心良苦的告诫即便放在今天的中国怕也仍是不合时宜的——无论是对女性还是男性。而在今天同样不合时宜的，还有上述妓女与关母之举。这些旧中国的女性所表现出来的高尚情操是什么？正是被今日许多国人嗤之以鼻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大“义”！她们并且证明了这绝非只是男子的专利。至于卫妇和龚妇，不过是取小利和从愚夫而舍真正的圣贤之教。须知，中国之终不能亡在人心之不死，中国之必不能亡在文化之不灭；然必先有文化之不灭，而后始得人心之不死，是以中国必不会亡，终不会亡。曾国藩之成功，洪秀全之失败实皆基于此。无论是谁，若低估以至要清除华夏文化都只能是自取其辱。当然，这个道理，对于将帝王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的人，我们实在无法对牛弹琴。
　　 言归正传。对处于男权压迫下的女性，我们固如鲁迅先生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也万不望她们偶尔一争，便是假公济私的争利！
　　 诗云：
　　 内子贻书陈妙策，如何上阵计终拙？
　　 无辜侍狱奴衣褫，国恨不及杖痕多！
　　
　　 三
　　
　　 卫妇失德，龚妇迂忍，然舍其外，清季幸还有风骨凛然之巾帼。
　　
　　 谭嗣同夫人娴淑恭良，博览群书，谭常常叹为明达。戊戌谭嗣同殉难后，夫人入湘抚署，跪地痛哭，袖出寸刃自刎，颈血溅陈右铭中丞衣袂而死。
　　
　　 这是一则关于谭嗣同夫人李闰的传说，更详细的内容是：长沙宿儒李篁仙长女李闰，少即好读博览，擅胜诗韵，被推列晚清“湘中五子”，光绪九年春嫁嗣同，恰芳龄十八。戊戌夏初，谭嗣同奉诏入京参与变法，戊戌政变起，谭嗣同刑场被害之际，李闰正陪同公公谭继洵南归浏阳道上。闻此撕心裂肺之噩耗，她立时惊起，由船首跃入湘水，幸被救回。苏醒后，即乘轿赶至长沙巡抚衙门。其时的湖南巡抚，是支持变法的陈宝箴。陈将李闰让进内室，方欲宽言劝慰，李闰已如山崩岳颓伏地恸号，俄尔，悲声道：“吾先曾谋虑如何救谭君，现在惟愿朝廷速治罪捕吾。如此，则吾与谭君即可相会于地下矣。”言犹未了，但见寒光闪处，李闰从袖间抽出匕首，抹颈自刎，鲜血喷溅陈宝箴一身。衙中诸人莫不惊骇，慌忙唤来医生，包扎伤口，将李闰小心翼翼护送回谭府。翌晨，家人只听得李闰呻吟中喃喃不已，丫环细辨，原来她在一遍遍追问“刑场杀夫之监斩者是谁？”当听知系协办大学士刚毅，脸色若纸的李闰强挣着昂起头，双手紧紧攀住床沿，用尽浑身力气，咬牙切齿地叫着刚毅之名，颈伤顷刻迸裂，血沫飞出一丈多远，气绝而殒！此时，谭嗣同就义北京尚未足旬。传说将李闰大殓入棺时，人们发现死者仍两手攥拳，紧不可解，满口银牙已尽数咬碎，颈间的血流积胸前，竟凝成一碗口大小的“刀”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