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虽非史实，却也折射出李氏确有的英烈之气。
　　 真实情形如下。
　　 李闰是长沙望城县李篁仙之女。李篁仙为咸丰六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工乐府诗词。李闰生长于诗书家庭，知书达礼。谭嗣同则冰雪情操，并旗帜鲜明地主张男女平权，生平反对纳妾，且严以律己。他们仅有的一个儿子兰生早年夭折，但夫妇仍相敬如宾，伉俪情深。谭嗣同赴京前夜，据说夫妇俩灯前夜话，曾对弹谭亲制的“雷残琴”与“崩霆琴”。江湖多风波，道路恐不测，嗣同北上后，牵肠挂肚的李闰曾对月焚香，祈求远行的丈夫顺利平安，“如有厄运，信女子李闰情愿身代。”一片真情昭日月，君能死国妾何尤！而谭在长沙写信给李闰，称谓是亲切的“夫人如见”，以“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相勉，似乎隐有预感，而意欲让她有思想准备，故所引留别诗句更有珍重与托付之意。
　　 《易》云：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可叹的是，“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的维新变法终因多种原因而告失败了。中秋前不久，谭嗣同英勇就义于菜市口。噩耗传来，李闰痛失良人，终日以泪洗面。她年年在亡夫忌日悼亡赋诗，有诗一卷留于浏阳天井坡谭家祖屋，可惜“文革”中被抄家而下落不明，仅有一首七律《悼亡》流传至今，读之心与俱碎：
　　
　　 盱衡禹贡尽荆榛，国难家仇鬼哭新。
　　 饮恨长号哀贱妾，高歌短叹谱忠臣。
　　 已无壮志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后尘。
　　 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
　　
　　 谭嗣同殉难后，李闰自号“臾生”，以示自己含悲忍辱暂且苟活之意。为尊重和纪念先烈，她从二人原来的卧室搬出，住到与公公谭继洵卧室隔天井而相对的房间里。李闰养亲抚侄（谭嗣同生前无子，谭家以其侄谭炜充当“兼祧子”，为其承继香火），含辛茹苦。她还是鉴湖女侠秋瑾的闺中好友，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积极响应和支持反缠足运动，并创办了浏阳女子师范学校。而在维新思想风行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她还和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及其妻黄谨娱在上海创立了中国女学会，并协助经元善在上海城南高昌乡桂墅里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自己的女校。1925年，李闰逝于大夫第，享年六十。大夫第厅堂上原悬有“巾帼完人”的匾额，系康有为与梁启超祝贺她六十寿辰合赠的，亦于“文革”中被抄毁。李闰还悉心将谭嗣同的多种遗物封存保管在阁楼上，后也不知所终，令人扼腕。
　　 窗外芭蕉空待浇，闺中长恨几时消？与李闰境遇相似的，还有戊戌六君子中的林旭的妻子沈鹊应。
　　 沈鹊应字孟雅，近代女词人，系中兴名臣沈葆桢次子沈瑜庆之长女，母郑夫人为林则徐小女林金鸾与郑葆中之女，容貌英爽，天资聪颖，十一岁受业于同光体闽派诗歌巨擘陈衍，十六岁嫁林旭。二人可谓门不当户不对，沈家是福州首屈一指的豪门望族，林旭却出身于贫寒的破落家庭，祖父曾做过县令，但父母早逝，仅靠叔父接济度日。但他特别争气，自幼以神童闻名。光绪十七年，总办江南水师学堂的沈瑜庆返乡省墓，从塾师处得林旭文，异其博赡，即以女妻之。两人于光绪十八年成亲，婚后甚相得。翌年，林旭回闽乡试，夺得解元，年仅十八岁。然林旭其后两次参加会试均落第而归，好在沈家交游广阔，得以遍识名流，一度曾入荣禄幕府。戊戌，康有为组织第二次公车上书，林旭动员闽籍三百多名举人率先响应。后受光绪帝召见，命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戊戌政变后，以二十四岁之英年就义。
　　 沈鹊应得知噩耗，原要入都为夫收尸，被家人劝阻，终日独处空闺，以泪洗面。她甚至以仰药、绝食等方式殉情，并亲制挽联：“伊何人？我何人？全凭六礼结成，惹得今朝烦恼；生不见，死不见，但愿三生有幸，再结来世姻缘。”并有一阕《浪淘沙?悼晚翠》（林旭号晚翠）流传一时：
　　
　　 报国志难酬，碧血谁收。箧中遗稿自千秋。肠断招魂魂不到，云暗江头。
　　 绣佛旧妆楼，我已君休。万千悔恨更何尤。拼得眼中无尽泪，共水长流。
　　
　　 此词以未亡人血泪凝成，不施一点粉饰，既曲折婉转，又质朴感人。历代妇人悼夫之事，亦无如此词者，惟上述李闰之悼亡诗庶几可比。
　　 令人唏嘘的是，林旭一截两段的身子被缝合起来运回福州后，按风俗却进不了所居的郎官巷，灵柩只能寄厝在金鸡山麓的地藏寺，而当地保守派对其变法行为恨之入骨，连尸体也不放过，竟用铁钎在火中烧红，然后将棺材捅穿。沈鹊应由此更加悲痛，后终因哀毁过度而香消玉殒。
　　 遥记当年，郎官巷里恩爱浓，国破家亡见真情；何处再寻，一对才子佳人并肩走过那窄窄的巷道，风华绝代，深情款款。到如今，风流俱往矣！
　　 《易》云：“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征李闰与沈鹊应证之，诚哉斯言！
　　
　　 跋
　　
　　 本文三个片段的背景皆与九月有关，黄海大东沟海战是在1894年9月17日，平壤之战是在1894年9月15日，谭嗣同和林旭等戊戌六君子遇难于1898年9月28日。诚可谓，秋雨秋风愁煞人。写作顺序则是按这些长期为人们所忽略之女性的无名可查者、其夫可查者、姓名可查者逐次递进。再就是第一、二部分写甲午，第三部分写戊戌，而戊戌变法正是甲午战争的后续反应。
　　 笔者曾经总结过：“我们可以看到，能够名留至今的女子大抵不在宫即在娼，要么是宫闱斗争中的人物——有幸承兄业而修史的曹大家班昭能有几人，要么是沦落风尘的名妓——因《妇人集》而留名的非烟花女子只能算个案，要么是死守贞节的烈女与寡妇——那一座座贞节牌坊隐含着多少血泪啊！偶尔冒出一个花木兰还须女扮男装，再有梁红玉、洗夫人、平阳公主、谢道韫、卫夫人等，则多少都傍了其家族或男人的势。”本文中的女性大抵也没脱出上述范围，且其中只有卫妇和沈鹊应分别在《清史稿》中她们丈夫的传内被附记了一句话而已。而浩瀚二十五史，惟《辽史》的编者脱脱对于妇女独具同情眼光。他在《列女传?序》中写道：“男女同室，人之大伦，与其得烈女，不若得贤女。天下而有烈女之名，非幸也……辽据北方，风化视中土为疏，终辽之世，得贤女二，烈女三，以见人心天理，有不与世道存亡者。”痛快斯言！如李闰与沈鹊应，贤女之谓，皆当之无愧——然值得指出的是，至少她们都是“知书”的大家妇人。
　　 平心而论，若令女子与男子同受平等之教育，使其亦能与闻国事，社会并不能由此尽善尽美，世间依旧是善恶并存，“妇人起家者有之，祸于家者亦有之”（《女孝经?举恶章第十八》）——如第一、三节中与第二节中的女性之对比。然如叫女性也得以接受更多更全面的知识，效果应该会好得多，至少在如慈禧那样母后当国的情况时，就不会出现一道上谕里竟有二十多个错字之事（见慈禧以同治帝名义训斥恭亲王的上谕），又何至像严复在当时沉痛地指出的那样：“中国四百兆人，妇女居其半。妇女不识字者又居其十之九。即偶有一二知书者，亦不过以其余力，粗解词章。”而玛丽女士更早在严复之前就道破了天机：“男人不是尖刻地挖苦妇女任性放纵的情欲和卑躬屈节的恶习，就是满有理由地埋怨妇女的愚蠢和善变。我的答复是：这些都是无知的自然结果！……无知是德行的脆弱基础。”
　　 诚可叹者，中国历来的当国者都是一边实行着愚民政策，一边借口“民智未开”等诡辩来继续其专制统治——男人们则亦在家里对女性如法炮制。于是，家国之事便全都任他们摆布，想战就战，想和便和，民言于我何有哉？如严复指出的那样，统治者尽想些野蛮书籍、礼法，行些野蛮压制手段来束缚和愚弄女子，把妇女牢牢禁锢在奴隶的地位上，进行无情的残害，天长日久，遂令“妇女既不齿于人，积渐遂不以人自待。其愚者犷悍无知，无复人理（如卫妇）；其明者亦徒手饱食，禁锢终身。”亦如《兴女学以复女权说》中所言：“我国女子之失权也已数千年。于兹矣洞耳缠足，不出户庭，不读诗书，见闻浅陋，惟知奴颜婢膝，依赖他人（如龚妇）……”
　　 但吊诡的是，间或会有个别怕老婆和听老婆话的干了蠢事，由此又给“妇人头发长见识短”做了见证——其实还不是不能接受教育而导致的无知（女子无才便是德嘛），或者说是如玛丽女士指出的那样，“由于妇女的理智现在受到不健全的培养，她们只能得到一种有害的知识。”可怜这却要叫秀发来做替罪羊！还是那位勇敢的玛丽女士，她又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曾一再主张，并且提出了在我看来是从事实中得出来的无可争辩的论据来证明我的主张，那就是妇女是不能被强迫限制在家务上的，因为她们不管怎样无知，也会干预更为重要的事务。她们忽视个人职责，就是为了以狡猾的手段去扰乱那些非她们所能理解的有次序的合理计划。”她还说道：“假如不准妇女享受合法的权利，她们将使男人和她们自己一同流于邪恶以获得非法的特权。”对此要在中国找对号入座者，大号的有慈禧太后，小号的则有卫太太。
　　 受西学东渐的影响，近代中国也有许多有识之士对妇女问题进行了反省与剖析。严复说道：“妇人既无学问，致历来妇人毕生之事，不过敷粉缠足，坐食待毙而已。一家数口，恃男子以为养，女子无由分任。”诚然，女子“不能自食，必食于人；不能自衣，必衣于人”，于是就像梁启超在《论女学》中所说，“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玛丽女士更有振聋发聩之语：“世界上所最缺少的是公平正义，而不是慈善施舍！”我想，这里的“慈善施舍”在中国是该打一个大大的引号的。既如此，则龚大人的侍妾们对身为国贼的夫主犹能忍气吞声地“从夫”似乎也情有可原。在男权社会里的国家兴亡，她们是“匹妇无责”的。而李闰和沈鹊应虽恪守礼教，却也因从夫之故支持谭嗣同和林旭等人变法维新，从而对挽救国家命运有了间接的谨慎的参与，并证明确如严复之洞察：“大家妇人非不知书，而所以不能与男子等者，不阅世也。”玛丽女士也说:“我始终认为女性愚蠢和恶行的主要根源，是产生于她们的心胸狭隘；而市民政府的规章制度，在培养女性理智的道路上，也设置了几乎难以克服的障碍；可是德行却又不能建立在其他基础之上。”英国的市民政府尚且如此，遑论专制的清政府？而本文中所列举的部分女性在所处时代的有所作为，不能不说已是一种进步。此亦可见李贽所言不虚，他就曾列举历史上杰出女子的事迹，说如果让妇女也有学知识广见闻的机会，“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李贽《焚书?答以女人学道见短书》上册）
　　 李贽的话，在鉴湖女侠身上得到了确认。只有到了秋瑾，中国的女性才算独立自主地从背后走到了前台。尽管“于时世而行古道，处冷地而举热肠，必知音之难遇，更同调而无人”，她还是勇敢地站了出来反对封建专制及其思想，加入民主革命的潮流，为救中国，也为救妇女同胞。而这已是庚子事变后的事情了，但也无疑是先受到了甲午和戊戌的影响。
　　 在此，且将鲁迅先生的愿望再老生常谈一番：“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画蛇添足一句：可怜鲁迅先生终是未成全朱安女士的发愿。）笔者希望今人也都能发愿：我们可以为爱而弃天下如敝履，但，我们却不能抛弃自己那受苦受难的同胞，不能离开那被叫做人类的边防。
　　 但愿这些发愿，不会需要再过一个百年，才能实现！
　　
　　 注：部分历史学者认为卫汝贵案是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