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玉良几乎是扑倒在地的。他随心所欲地趴在坡地里，将半边脸紧紧地贴在温热的土地上长长地出了两口气。他的两条臂膀伸直，双手抠住地皮，仿佛和土地亲热。梅娟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掠了掠头发，坐在了郑玉良的身旁。她扭头一看，郑玉良的臀部一动一动的。梅娟不出声地笑了。郑玉良的举动将梅娟的意念勾引了，她的心里不由得潮热。她说，你动呀，再动。她的一只手揽住他的腰，一只手按在他的精尻子上将他向她的身体里面按。他说，你叫哥。她说，谁叫你哥？你叫我姑。一个“姑”字刚出了口，他就软下来了。梅娟再看时，郑玉良的臀部不动了，静静地趴着。梅娟解开了两颗衣服纽扣，好看的脖颈下方裸露出了一块白皙，这一块地方如同半个月亮一般亮眼。
　　 山里的风凉丝丝地顺着梅娟的脖颈爬下去，抚摸着她的身体，仿佛她的心也被风吹甜了，一路上的疲惫正在随风而消融。梅娟看见山风像露汁一样晶莹，梅娟觉得山风像羊毛一样柔和，梅娟真想把风搂在怀里亲昵地抚摸，真想和风说说话。只是，风吹草不动。梅娟正在凝视着风，郑玉良粗话出口了：我日！我日他娘！他的臀部晃动了两下，翻过身来，仰躺在坡里了。郑玉良眼望着四月的天空：山里的天升得很高，特别干净。不走了。我要来的就是这地方。他说出了口：就是这里，咱要落脚的地方就是这里。梅娟问道：你说再不走了？郑玉良说：走不动了，也不想再走了。梅娟和郑玉良并排躺在一起，梅娟看着天空说，我也不想走了。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两个人手挽着手，默然不语。太阳晒在坡地里发出的声音如同石头一样有棱有角。郑玉良翻身坐起来，他掐了一枝草茎在嘴里嚼了嚼，唾出去说，娟娟，你看。他用手一指：这四面山上都是土地，二阴洼里的地肥得很。梅娟说，地再好，不是咱们的。郑玉良说，狗日的土地这么多，我就不信没有咱能种的地。梅娟将头偎在郑玉良的胸脯喃喃而语：住在这山里，我，我怕。郑玉良说，一路走了这么多天，你都没有害怕，走到地方了，你害怕啥？梅娟说，不知道，反正是害怕。梅娟那浓密的睫毛眨动了几下，眼里喷出了泪花，她一只手揽住郑玉良，一只手在郑玉良的胸脯上搓着汗泥。郑玉良抚摸着梅娟的头发说，有我在，你就不要害怕，要是害怕，咱当初就不出来。你后悔了？得是？梅娟眼睛一瞪：谁后悔了？要是后悔，我能跟你从甘肃跑到陕西？郑玉良笑了：我就知道你没有后悔。梅娟顺着郑玉良的身子溜下去，头枕在了郑玉良的腿上，闭上了眼睛。郑玉良说，你睁开眼睛看看。她说她不看。她听见了一种摩搓声，这声音比窗外的雨声还无赖。她睁开眼睛看时，郑玉良捏着几张百元钞票在她的眼前头摩搓着。她说，你就知道爱钱？他说，是给你买衣服的。我就是爱钱，没有钱给你拿啥买呀？她睁开眼睛朝上看，郑玉良像牛一样。嚼着一根草。风吹草不动。
　　 两个人这一路真是不容易。
　　 在这雍山里，他们就走了十多天。从踏进山口的第一天起他们就知道，山里没有客运车，作为外地人，要进山，只能凭两条腿了。他们在刚入了山口的姚家沟镇住了一宿，第二天清早就上路了。
　　 山路是两面大山夹出来的，一条小河紧咬住路畔从北向南而流。他们越走，大山将路和河水挤得越紧。抬头看天，蓝天被山头切成了窄窄的一绺子。走了大半天，不见一片坡地，满眼是峭岩怪石，是荆棘野草，也不见放牛的山里人。大山的阴影像米汤一样黏黏稠稠地泼在他们身上。他们疑疑惑惑地走着，最担心的是山路被夹断。坐在路旁的一块石头上，两个人正在犹豫着，突然，一辆农用三轮车醉汉似的颠晃着开进来了。郑玉良站在路中央，臂膀一张，拦住了车。车停下来了，开车的四十岁上下，络腮胡子，满脸毛毛草草的。郑玉良说，老哥，捎我们一程吧。络腮胡子打量了他们一眼，嘴巴仿佛是从茅草堆里拣出来的，吐字拖枝带叶：上车。农用车里是几袋子化肥。郑玉良和梅娟坐进了驾驶室。络腮胡子先开了口：去哪搭？郑玉良说，山里头。络腮胡子问：甘肃人？郑玉良说，是，山里头有甘肃人吗？有。络腮胡子说，我们这山里有十八个省六十四个县的人。郑玉良问，一个乡有多少人？络腮胡子说，一千多人吧。梅娟觉得蹊跷：那么点人？络腮胡子说，分田到户以后，外省的人大都回老家了。梅娟嘘了一声问道：这山大不大？络腮胡子说，我们乡长说过，我们乡的面积比香港还大。郑玉良又问，土地多不多？络腮胡子说，多。络腮胡子踩了一脚油门，农用车怪叫了一声，络腮胡子仿佛很气愤：土地再多也不养人，山里人只能混个饱肚子。你们是来山里种地的？郑玉良急忙说，不，不，找人。农用车开到一面陡坡下，络腮胡子换了档位，车还是开不动。郑玉良和梅娟只好下了车，道了谢。
　　 郑玉良和梅娟还算幸运。天擦黑的时候，他们碰见了一个放羊的中年人。这个中年人一脸愁苦之相，看起来阴沉沉的。郑玉良提出借宿，他答应了。他们跟着放羊的人来到路旁一幢草房里。郑玉良和梅娟还在中年人那里混了一顿晚饭。晚饭后，他们从中年人的口中才得知，中年人和他们一样也是有“难”在身，他的“难”和他们的“难”不过有区别罢了。中年人告诉他们：他是山外人。两年前，上面号召养布尔羊，他卖了房屋，花光了所有积蓄，还贷了十多万元，买了一群布尔羊。当时一只羊要一万元，少则七八千。现在找谁，谁都不管，一只羊连五百元也卖不到，他赔了三十多万元。妻子丢下两个孩子出走了，留下了他和一群不值钱的羊。幸亏，这里不通车，进山不太方便，不然，要债的就会将他逼死的。中年人叹息道：上面人说话靠不住。当时，一个劲儿撺掇我买羊，说是销路没问题，能卖大价钱。我赔了，没人再管了。咱农民难活呀！郑玉良一听，中年人拉开了诉苦的架势，赶紧把话题岔开了。
　　 第二天又走了大半天。山势开阔了，山矮下去了，大片大片的坡地出现在眼前。郑玉良和梅娟毫无目的地走进了一个小山村，村子里只有六户人家。村里人以为他们是进山来打短工的。他们一进村就被拦住了，有两家人争着要雇他们。现在正是锄玉米的时节，缺少劳力的山里人只好到山外去雇短工。山外面的年轻人都在外省外地打工去了，农村是缺少生机的空架子，雇短工并不容易。郑玉良和梅娟最终被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汉领进了有一幢草房的院子。
　　 锄了两天玉米，到了第三天，麻烦事就来了。吃毕晌午饭，郑玉良和梅娟要上地，老汉将郑玉良叫住了，叫进了他和儿子住的窑洞。窑洞被烟熏得如同上了黑漆。进去了好一会儿，郑玉良才看清了老汉的真面目。老汉一声一声叫郑玉良乡党。因为他的老家也在甘肃。老汉毫无遮掩，直来直去，说要把梅娟留下给他的儿子做媳妇。郑玉良一听，急忙说不行。老汉说，咋不行？你女儿多大了？郑玉良一怔：谁是我女儿？老汉说，那女子不是你女儿？郑玉良哭笑不得，也许老汉以为，只有父女俩才能睡一条炕。他才三十六岁，怎么会有一个二十一岁的女儿？他当然不能给老汉说，他是和梅娟出来逃婚的，嘴里胡支吾：她在老家订婚了。老汉说，订婚了算个球，睡在谁的炕上就是谁的媳妇。今晚上你和我睡一块儿，叫你女儿和我儿子睡在草房里。郑玉良一看，老汉眼里放着阴沉沉的光。郑玉良说，你给儿子就近找个媳妇吧。老汉苦笑一声：我们后屯村五个小组二百多口人，十五年了，没有一家给儿子娶到媳妇。娃娃们要么打光棍，要么下山去给人家当上门女婿。郑玉良一听老汉要硬箍，他知道，拒绝是不行的，就说，明天叫我女儿和你儿子去村委会登记一下。老汉说，我的家就是村委会。郑玉良一听，愣住了。老汉说，我就是村委会主任。在后屯，我说了算，别人谁连个屁也不敢放。郑玉良说，咋能是你说了算！就是我说了算，在这个家里，我说出口，别人谁连个屁也不能放！郑玉良心凉了。他说，也行，等我后晌锄地时再给女儿说说。老汉说，说个逑，就按我说的办。你们后晌不上地也行。郑玉良说，我女儿已经上地了，我去给她说。郑玉良提着锄，几乎是小跑着到了玉米地。他放下锄，拽住梅娟的衣袖就走。梅娟不知是咋回事，要郑玉良说明白。郑玉良说，来不及说了，快走，迟走一步就完了。两个人没有走山路，他们顺着玉米地畔的山坡爬上去，钻进了一片洋槐树林。他爬上山头向下看时，只见村委会主任领着二十多个山里人，呐喊着，向山外撵去了。郑玉良和梅娟不能久呆，也不能下去走川道。他们顺着山头一直向山里面走。
　　 一连走了三天，走在半山腰，他们看见一眼窑洞，走进窑洞去，一问女主人，才知道这地方叫张家山，已不归后屯村所管了。他们坐在院畔，茫然地朝山下面看着。
　　 大弯山的村党支部书记王金斗看见有两个人朝山上面走来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王金斗以为他们会一直朝他的院畔走来的，可是，这一男一女却躺在山坡上不走了。他搬来了一张靠背椅子，俯视着不远处的山坡。王金斗估计，这一男一女不是进山来锄玉米的，当雇工的人不会这么懒散，况且，山里的大部分玉米已经锄过了。他们肯定不是上山来走亲访友的。这座山上只有他一家人，确切点说，只有他一个人了。山上的其他八户人家相继回到四川、江苏或者山东老家去了，留下的是十几眼疲惫不堪的窑洞和几幢没精打采的草房。他是这座山的主人。他是整个大弯山的主人。
　　 从二十多岁做大弯山的村党支部书记，已经快三十年了。大弯山仿佛他从坡地里抓起的一把泥土，他想把那一把土捏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他随便站在那个山头上喊一声，就如同一场大风一刮，山动树也动，树动草也动。现在，他觉得做大弯山的村党支部书记意味不大了，大弯山只剩下了二百零八口人，是原来人口的五分之一，而且现在是各家做各家的庄稼，很少有人求他什么，他的震慑力大不如从前了。不过，人少有人少的好处。五年前，他将大弯山的三千多亩山地卖给了省城里的远山公司，钱到账户以后，由他一个人花，没有哪一个山里人敢说一个“不”字。他给乡党委打了报告，说他出去考察项目。他领着他的女人柳叶先到北京，从北京又到了东三省，逛了一圈回来，柳叶还不尽兴。过了两个月，他又和柳叶从上海到江西，从江西到湖南，从湖南到云南。他们从这趟飞机上下来，又登上了另一趟航班。不到一年时间，他一个人花了十万多元。
　　 唯一使王金斗痛心的是，柳叶走了。柳叶走了一年多，杳无音信。柳叶走的时候对他说，她回山东荷泽老家看看就回来了。他要送柳叶，柳叶不叫他送。柳叶说，你一走，满树的核桃叫人家打走了咋办呀？你一走，有人放火烧了咱的房子咋办呀？王金斗说，谅他大弯山的人不敢惹我的。大弯山的人不敢，后屯的人呢？张家山的人呢？柳叶说着，不停地眨巴着眼睛：你得罪的人还少吗？也许，他觉得柳叶说得有道理，现在正是收核桃的时节，一夜之间，几百棵核桃树上的核桃就会被人敲光的，损失至少二万多。他爱权力，更爱钱。他明白，女人要用钱养。柳叶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对他百般温存。二十九岁的柳叶在城市里可能还被叫做女孩儿。五十五岁的老男人根本不是女孩儿的对手，王金斗被折腾得如同一滩烂泥，柳叶还不肯罢休。他只好求饶：我吃饱了，你走三个月，我也不饿的。其实，王金斗是很有能耐的山里人，他身胚高大，脚大手也大，一身蛮力气，他可以将一头拉犁的牛拽住，使牛很难再向前迈一步。他去姚家沟乡开会，他一个人吃三大碗羊肉泡馍还要带一个“小拖挂”——外加一小碗。正是凭这一身蛮力气，他才能把大弯山的许多女人压倒在身底下，不然，即使他是村支书，可以无条件地占有她们的身体，他没有能耐也不行。前几年，一些外地的女人跟着丈夫临回老家去还要上山来和王金斗度过最后一夜，她们曾经被王金斗揉搓得如同面团一样受活。女人最容易记住的就是一生中神魂颠倒的时刻。
　　 柳叶说是去十天就回来，可是，半月过去了，柳叶还没有回来，他给柳叶打手机，手机关了。他已预感到出了事，急忙下了山，连夜向山东赶。到了荷泽，他才知道，柳叶并没有回山东。
　　 柳叶是十六岁那年被大弯山一个叫来胜的山里人从山东领来做媳妇的。在山里，老少夫妻、男丑女貌并不是什么蹊跷的事。可是，年近三十、走起来一拐一拐的来胜竟然弄了这么一个好看的姑娘去睡，这使一些山里人吃饭不香睡觉不安了。他们似乎第一次觉得，这世道不公：好女人叫狗睡了。那年秋收时节，柳叶被王金斗叫上了山。这是来胜同意了的。王金斗给来胜说，家里帮工的人多，叫柳叶上来帮几天灶。村支书这样说了，来胜不敢不答应，以致秋收完了，柳叶也没下山。来胜上山来要媳妇被王金斗一脚踢倒在地，王金斗说，柳叶是你的婆娘？你的婆娘能睡在我的炕上？滚！王金斗用双目咬住来胜：你再不滚，我就叫人把你撂进沟里去，不要不识好歹。来胜眼睁睁地看着王金斗将他的媳妇夺走了。王金斗的女人一看丈夫和这个小妖精明铺暗盖，和王金斗吵了几次架领着两个女儿回到山下面的松陵村老家去，不再上山了。柳叶和王金斗生活了十二年。柳叶说走就走了。柳叶为什么要出走呢？柳叶并不缺钱花，也不缺男人睡。他记得，柳叶在他跟前说过：和你生活在一起心里不踏实，我害怕。他问柳叶害怕啥？柳叶却没有回答。当时，他没有在意柳叶的这句话。刚强的王金斗从山东回来在瓦房里躺倒了十多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