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沿革与概貌
　　 我曾在一张破旧不堪的世界地图上反复寻找米庄，但连谷镇也没找到，这种掺杂着无边失落的沮丧陪伴了我许多年，直到我离开故乡看到了世界的辽阔和强悍。米庄其实只是粤桂边上的一块弹丸之地，像贴在山坡上的一张以明清民居为背景邮票，群山抱绕，竹树茂密，连房子也密密麻麻的，再也容不下别人插足进来。近十年来，镇上先后来过两次人口普查，前后数字相差不大，有的人死了，有的人刚出生，更多的人搬到城里去了，剩下的就四百来人，在这个地方，却算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村子了。
　　 在还没有形成村庄之前我的祖上从广东搬迁到这里。在这里，再也不会有兵火的侵扰和异姓人的排斥了吧，他们想。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咸丰年间村子曾被兵匪洗劫一空；1944年秋日本人阴差阳错走错了路，误入米庄，抢走了三头猪；最后一次应该是1948年国共在村北的对垒，流弹穿过厚厚的土墙打死了阙杭英家的一头牛。如果不是我们的祖上拼命生育，至今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是姓氏上的少数民族。幸好，我们现在是大姓人家，在高州和并不遥远的茂名、湛江，还有许多我们宗族的人，多年前我们和异姓人曾因祠堂纠纷有过一次一触即发的对垒，来自五湖四海的阙姓人来到米庄，个个皆有壮士断臂的气概，那时我多么自豪，顾不上校长不准旷课的三令五申，在烈日下磨刀擦枪，随时准备着慷慨赴死。只不过，相比而言，现在的宗族观念已经十分淡薄，我们早已经学会与异姓人和谐共处，互相通婚，亲热地来来往往。
　　 村子在山坡上，沿坡而建，参差不齐，房子新旧相间，见缝插针。过去总是往山坡下建房，现在开始往山坡上转移，有的还搬到对面的山脚，甚至还有人把房子建到荒无人烟的松岗山上，过去那里常常闹鬼，多年前国共曾在那里短兵相接，死伤数十人，大地主庞四也是在那儿被枪毙并就地掩埋。山坡的背面原来是一片竹林，八十年代中期，从镇国营茶场辞职回来的对越自卫还击一级战斗英雄阙援朝曾把那里开辟为茶园，他以为自己会成为闻名于世的庄园主，他的茶叶会漂洋过海，或被供奉在钓鱼台国宾馆，因此和来自贵州的老婆日夜奋战，赶在夏天来临前把茶树苗种下，但并不成功，竹林根系太过发达，茶树无法立足，两年后被荒草和竹子完全覆盖，连茶树的影子也找不到。那边的风水一直说不好，向阴，不适合人居住，但是现在，屠户阙进在那边建了一幢三层的高楼，虽然周边仍是荒郊野岭。
　　 原来，原来的米庄再也容不下更多的房子了，像榕树一样要把枝叶往外散开以显示自己的茂盛。房子不再错落有致，而是杂乱无章，崭新得不讨人喜欢。
　　 二、交通
　　 山的对面是山，村子的对面是村子，米庄就一条通往外面的狭窄的泥路，路的尽头是高州。去镇上，我们要绕过一段很长的弯路。我们总希望有火车经过米庄，但直到三年前才有了一条坦直的二级公路从县城延伸到这里，依然一直往高州城跑去。
　　 那是五年前的春天，开始是几个测绘的人，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他们告诉米庄的老老少少，等到二级公路通车，你们走一趟县城比去高州城还快。但我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去一趟高州城还快的地方。
　　 高州是离我们最近的城市。我们常常越过粤界往返于高州，却难得去一趟县城。县城是望不到尽头的天国，要到另一个乡搭班车，要看外乡人的脸色，要走十几小时的山路，不能当天返回，还要花掉三树香蕉的钱住旅社。更多的时候，是米庄人找不到去县城的理由。我们需要什么，高州城里都有；我们有什么东西，在高州城里都能卖掉。所有的一切高州城都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然而，高州城毕竟是别人的县城，我们盼望像赶集一样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地去一趟自己的县城，特别是二级公路开始修建以后，我们都像进了洞房的男女，心情越来越迫切。带他们去一趟县城成了大人对孩子最奢侈却又最现实的承诺。我常常幻想一觉醒来已经坐在通往县城的高速公路的班车上。那辆班车是从米庄首发的，车上坐满了我们的乡亲，热热闹闹、温温和和的，没有一个外乡人。
　　 这条断断续续修了五年的公路一下子将米庄从闭塞推到了前沿，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一天里见到的车辆超过了以前的总和。刚通车那些日子，连猪狗都无法适应，因为夜晚的车仿佛是呼啸着辗过它们的头颅，没有一个梦不支离破碎，没有一个人不辗转反侧。那段日子，阙洪海老人每晚都坐在自家的门口数车，每数一辆，便告诉床上瘫痪多年的老伴，老家伙，又一辆东风大卡车，不去县城，往高州，车上不载水泥，装满的是肉猪。那猪屎味呀，一路都是，正在吃饭的人骂骂咧咧的从屋子里走出来，往路那边吐口水。平日里，来来往往的车辆经常将村里的鸡呀、狗呀甚至牛碾死，也经常得到超值的补偿，后来有几个年轻人突发奇想，把自家的鸡扔到马路上，专门等车将其碾死，然后把车拦截，把司机从车上揪下来，狮子大开口，狠狠地勒索一笔，因屡试不爽，他们便以此为业，米庄很快便声名狼藉，过往的司机到此必小心翼翼。只是过了不久，他们便被公安局抓走了，至今仍在平南县监狱里。
　　 三、天气
　　 我一点也不喜欢台风，但每年总得见到两三次。即使不听天气预报，我们也知道台风要来。台风来前是有点迹象的，风是渐渐大起来的，有经验的老人听声音就知道来的是台风了。台风十分可怕，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一阵一阵的，地里的庄稼，山上的果树，屋脊上的瓦片，窗户的玻璃……台风过后，残山剩水，残花败柳，满目疮痍。我们种庄稼的最大的愿望是，等庄稼收获后台风才来。因此，我们经常与台风赛跑，知道台风第二天要来了，村里的人便连夜收割庄稼，如果庄稼还没到收获时节，那只能望台风兴叹，求她轻一点，走得快一点。有一年，我家种了绵延十几亩的芭蕉树，已经果满枝头，再过一个月，高州贩子便来收购了，但是，台风来了。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眼睁睁地让它毁于一夜台风。第二天，地里的芭蕉树横七竖八的，像被大象糟蹋过的瓷器店。遭此灾，我家背上了巨债，好几年翻不了身。
　　 与台风相比，冰雹更为可怕，台风摧毁不了的，冰雹可以。下冰雹就是从天上往下砸石头。1986年夏天的一个下午，突然乌云密布，天空啪地暗下来，像黑夜一般。没有雷鸣和闪电。只是黑压压的乌云，比闪电可怕。村民正在地里种庄稼，有的在山上砍柴。有人警醒地喊：冰雹！要下冰雹了。孩子们四处逃窜，找一个结实安全的地方躲藏，有的钻进了床底，有的爬进了废弃的瓦窑洞，大人们来不及收拾工具，从地里逃回来。很多人才回到家门口，冰雹便密密麻麻、劈头盖脸地砸下来了。那场冰雹大概下了十分钟，村里的损失异常惨重，几乎所有的房子屋顶上的瓦片全烂了，冰雹还把屋里的东西砸得支零破碎。这场冰雹经米庄带来的最大损伤并不是这些，而是严重砸伤了村里三个公认的最强壮的人。一个是打柴的汉成，一个是找牛的双荣，另一个是看守生产队果场的兴唐。汉成正在山上来不及跑；双荣的牛在山上走失了，他固执地要把它找回来；兴唐责任心太强，担心别人趁他离岗偷吃正在成熟的橙子，他没有跑，就戴一顶竹叶帽。他们都侥幸地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场平常的暴雨而已。结果，一阵狂风过后，冰雹从天而降，他们躲闪不及，被砸得伤痕累累。后果是：汉成当场被砸死，双荣的头被砸成内伤，半年后转为脑瘤，不久便死了。兴唐受的伤最轻，但头部受损，得了老年痴呆症，从此吃饭也必须依靠他的老婆一口一口地喂，那年他还不到五十岁，未受冰雹袭击前，他以一人之力能杀死一头牛。
　　 四、商业
　　 担货郎祥瑞是米庄唯一的商人。多年前，他挑着杂货到村上兜售，顺便收购鸡毛鸭毛鸡肾皮牙膏壳烂锅底破胶鞋，大多是以货易货，既方便了村民，也养活了自己的五个孩子。与后来来米庄做大笔生意的高州人相比，他不是一个聪明的人，除了厚道和勤苦再外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他的生意做了二十多年了吧，一直做不大，只是把自己狭窄的房子变成了老鼠蟑螂横行的杂货铺，有一次他的小女儿不慎失火，将杂货铺的仓储付之一炬，元气大伤，很久也翻不了身，现在他的杂货铺还开，生意还在做，规模还是那样小，惨淡经营，难以为继，好在他的孩子们已经长大，偶尔从广东寄回一些金额不大的汇票，使得生活不算难堪。
　　 印象深刻的是广东来的贩子。1983年，一个外号叫高州瘦鸡的广东人第一次到村里来，引人注目的是他又黑又粗的大脚上穿的皮凉鞋和浅黄色的丝袜，那时村里还很少有人在大热天穿鞋，这是人们最早从他身上看到的并由他带到这里的广东流行风尚。瘦鸡说话的时候喜欢把脚摆到引人注目的地方，故意露出人们从未见过的丝袜，炫耀与众不同的广东式阔气。有时瘦鸡忍受不住酷热的折磨，就赶紧脱去丝袜跑到米河里洗脚，用粗糙的鹅卵石狠狠地涮他的脚底，脚底的皮屑如芭蕉树皮一样纷纷脱落。
　　 婆娘们说瘦鸡的“香港脚”把米河都洗臭了，毒死了一河鱼，连草也枯萎了。但他能把广东吹得天花乱坠、遍地黄金。差不多全村的人都在围着听瘦鸡吹牛。校长阿富是唯一保持了有限清醒的人，但他血淋淋的教鞭无法平抑课堂里与广东有关的窃窃私语。他质问瘦鸡说，既然广东撒豆成兵、滴水成金，你为什么到我们村来做个小贩？瘦鸡说，我这是来赚你们的钱，不过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我能把你们吃不完和舍不得吃的东西变成白花花的银子，然后把一块银子拿到这里变成两块。高州瘦鸡和后来越来越多的广东商贩确实如其所说的能点石成金，把我们地里种的东西拉走，变成白花花的银子。
　　 因此，他们叫我们种什么，我们就种什么，那时候，米庄种出来的东西都能换成钞票，广东贩子发财了，米庄很多人也致富了。但我们知道，每一次广东人赚的都是大头。也有人不服广东人，凭借从广东人身上学到的一点窍门，自己搞贩运，结果赔得一塌糊涂、血本无归。米庄的经济与广东人紧紧地连在一起，我们对广东人爱恨交加。我们恨广东人经常压我们的价，还对东西百般挑剔；最欣赏的一条是，广东人从不打白条，从来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有一段时间，米庄的集体果园、林场和水坝都被广东人承包了，但由于管理不善，大多是亏了本。现在，米庄人历史性地告别了种田，因为所有的耕地都被广东人租下，把米庄变成了一个庞大的芭蕉园，十几个上了年纪的村民摇身一变成了雇工，为芭蕉园除草施肥，每月工钱五百元，他们说，比种田好多了，甚至比去广东打工划算。
　　 五、教育
　　 最初的小学校是在阙氏祠堂，叫红朱岭小学。坐在自己宗祠里读书，比起其他姓氏的学生来说，我们更有优越感，像主人一样。但祠堂确实太小，环境很差，我们都希望搬到村小去。村小在较远的村公所旁边，直到我读到五年级，才有机会搬到那里。米庄没有重教的传统，历史上没出过什么像样的读书人，咸丰年间才出了一个秀才，直到1984年以后，米庄才出了三个大学生，头一个是村支书的儿子，读书并非很优秀，但他还是被推荐读高中，后来推荐上了大学。因此我们一般不以他为榜样，而是以另外两个靠高考上了大学的兄长为楷模。读大学的时候，每年寒假回来，他们都牛逼哄哄的，郑重地提着丰厚的礼物，结伴走访自己的老师，引来无数羡慕。
　　 在课堂上，老师们无数次提到他们的名字，连他们读小学时鸡毛蒜皮的杂事也反复提起。然而，米庄还是不很崇尚读书，八十年代后期，小学校里，开学那天，老师经常会突然发现教室里空荡荡的，询问在座的学生，才知道没来报到的学生都到了广东，她们后来寄回来雪花般的汇款单，歪歪扭扭地写着家乡的地址和父母的名字，偶或寄回来语病丛生的信。每一张数额不菲的汇款单和每一封描绘外面精彩世界的信都给坐在课堂里的孩子们带来强烈震撼，即使是最严厉的老师也无法抑制他们内心的燥动。结果，除了镇重点中学，普通中学的教室里空荡荡的，令镇教育组焦虑不堪。教育组给教师下达死命令，每个教师必须说服三个流失生回校上课。可怜的教师们经常上门或亲自写信给已经到了广东的学生动员他们返校，道理说得一套一套的。
　　 那时候，孩子们最烦的事就是碰到这些老师或收到他们的信。他们就是这样带着梦想和内疚奔赴广东的。现在，那一茬流失生现在都成了别人的父母，经历了好些世事以后他们都知道有时候知识比金钱更重要，如果条件允许，他们都争相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孩子们也似乎觉悟，理想越来越远大，不愿早早就离开学校外出打工，即使家长有意无间地怂恿，他们也头脑清醒，对家长的用意充满警惕：“无论如何，我也得读完九年义务教育！”如果家长再敢拿让她们辍学打工开玩笑，她们会毫不客气地回敬：现在有了法律，我可以告你们！
　　 六、政治
　　 那时候生产队里经常开会，白天干活干累了，晚上还要开会，开会缺席是要扣工分的，迟到了得公开检讨，多烦人啊。经常是，很多妇女来不及吃晚饭，便把饭带到晒场上，一边听会一边吃饭，有的妇人还得一边给小孩喂奶；经常是，会开到深夜，生产队长在台上读文件或报纸，台下鼾声如雷；经常是，会上为一点小事争得昏天地暗，甚至打骂起来，秀珍和玉娟曾经为一次出工是否迟到的事在会场上扭打在一起，把对方的衣服都扯破了，露出各自的胸脯，至今仍引为笑谈。生产队的干部决定着粮食的分配，他们往往把最好的粮食归为己有，公开的事实是，社员的口粮往往是青黄不接，干部却谷物满仓，今年吃的是前年的谷米。除了干部得好处外，记分员的生活也比普通社员好过，因为他（她）得的工分往往是最高的，别人怎么干也比不过他（她），工分薄在他（她）的手里，他（她）说了算。大伙都想当干部，即使是生产队的干部也趋之若鹜。如果能当上大队支书，那将是全家富贵了。米庄的荣瑞在我还没出生就当了大队支书，一直到我离开米庄，他还是支书。